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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更新时间:2015-12-22 21:50:53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这些话语“翻版”都一个共性,即:一遇到目前中国“应怎么办”的问题,都“绕着走”,或至多简单地敷衍几句,令人不知所云。再如,近些年来,“中国问题”在学界越来越引起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方面也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倾向:在学界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叙事中,“中国问题”往往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中国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而滋生出一种绝对怀疑主义的心态,认为凡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学术术语都会给我们设下“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应当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大都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某些西方国家也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从而确立新的话语霸权,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某些西方国家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的企图是否能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主要不取决于“话语源”国家,而主要取决于“非话语源”国家。进而言之,“非话语源”国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国家话语霸权是否能够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如果我们能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从西方学界引入的哲学社会科学术语加以科学的批判,并逐渐融入具有“中国经验”内容的汉语语言的科学诠释,从而使这些被引入的学术话语增加新的规定性、甚至形成新的内涵,并进而在国际学界传播,那么我们就既能有效地抵御西方“话语霸权”,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性。在国际思想文化界,“非话语源”国家并非不能掌握话语权,也不是永远不能成为“话语源”国家。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束缚,就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真正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还必须明确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因为,前者在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的贯彻,主要取决于后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的确立。进而言之,明确后者的意义就在于:只有认清在当代世界历史及其发展中的“大我”是什么,研究者才能真正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正确运用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里所说的应科学认定的“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至少包括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⑥]。中国学者如果不搞清楚这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不明确自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那么,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就难免不会在相关研究中被扭曲,从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

  

   1.“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有三重相互联系的规定。其一,“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在我国,民族狭隘性有两种形态:一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一是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自近代以来,这两种相互联系的民族狭隘性就一直积淀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顽强的表现出来。当然,这两种民族狭隘性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

  

   毫无疑问,上述这两种积淀在中国文化深层的民族狭隘性,仍然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复杂影响。这里所说的“复杂影响”是指:在客观上刺激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主要表现是:盲目乐观、自大的“中国中心主义”必然在方法论上按“西方中心主义”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言,在现代,任何“中心主义”都必然使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则在某种意义上“衬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高明之处”。抑或说,在自卑、恐惧、排外的封闭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发生直接对抗的不少场合下,更多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中心主义”走。

  

   可见,民族狭隘性与“中国特色”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而它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能形成。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作为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能获得丰富的规定性。这对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世界交往中,中华民族才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其内在文化心理够超越民族的狭隘性,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合拍,那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状况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改观。

  

   其二,“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和体现出的“优质”。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事物特色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然“差异性”并不等于“特色”。同理,“中国特色”的根据来源于中国特点,然中国特点并不等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指中华民族的“优质”,它标示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特长和优势。而“中国特点”这一范畴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质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其劣质方面的内容。

  

   “中国特色”蕴含于中国的优质与其劣质斗争过程中。只有当中国的优质占主导地位并能获得不断的优化时,“中国特色”才能确定起来。而这一确定过程是受中国所处的特定世界历史时代制约的。所以,如何对待特定世界历史时代的制约作用,至关重要。至少迄今为止,中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故这里就有个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历史时代对其的制约作用的问题。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中国既有输导生产的国际化、社会化发展的一面,也有对其输导资本的国际争夺和控制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法的过程:不断地辩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这一历史时代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保守、落后的倾向,调动自身的内聚力,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不断确定自己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所体现出的“优质”,或误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特点”,那就易于受各种“左”的或“右”思潮的干扰,从而导致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发生指向上的混乱。

  

   其三,“中国特色”是对“中国国情”的辩证否定

  

   由于学界不少人没有在方法论上把握“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间的关系,故在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无视这两者间的区别。笔者以为,把“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混为一谈,既无助于“中国国情”研究,也不利于“中国特色”建设。“中国国情”不等于中国的“优质”,亦即不是中国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中国特色”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但“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国情”,它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有些国情如“落后和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需要被逐步彻底改变;有些国情如人多地少等,需要加以逐步调整,以将其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有些国情如包括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则需要在当代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和发扬光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中国国情”绝不完全是由中国自己所造成的特定状态,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相互作用的状态。因此,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离不开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换言之,既然“中国特色”是通过中国与其所处世界历史时代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建设离不开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不断优化,那么对“中国国情”的筛选和改造也就必须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内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才有可能不断获得有利于筛选和改造中国国情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把“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的“国情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危害是不浅的,它往往为各种错误思潮所利用。

  

   2.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

  

   从文化的角度看,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展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因此,发展“中国特色”,就是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当然,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其学科范围几乎涉及到整个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故对这一课题的展开研究是本文所不能完成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规定问题。如果连“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规定都搞不清楚,那么在特定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总体指向就会混乱。而在这种混乱中又谈何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呢?!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规定。

  

   其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是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而是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确认这一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一个充满“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不是凌驾于各个先进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也不是消融了各个民族先进文化特点的大一统,它是指当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间相互联系的总和。当代世界先进文化是当代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核心,同时也标示着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世界先进文化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在当代,不能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民族文化,不能称之为“先进民族文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都不是这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纯粹自身发展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文化都不能脱离世界先进文化而存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也是如此。在其本质和发展方向上,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与当代世界先进文化是一致的。所以,必须把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作为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为此,既要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反对“中国中心主义”;既要拒斥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又不能受制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否则,我们就会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中心主义”的牢笼。

  

其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把批判性地汲取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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