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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信:朱元璋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更新时间:2015-12-22 18:48:00
作者: 张德信  

   朱元璋由贫穷的牧童到皇帝,尤其是他在与元朝和群雄的拼杀中,往往能出奇制胜,逢凶化吉;他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他振兴破败的雄心,反腐倡廉的执着,治世理乱的雄心,以及开规模、立条章、审形势、构框架之中表现出来的局器宏阔、处事条理等等的较高文化素养,无不使人惊服。然而,又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他的文化知识,以至深厚的文化素养,从何而来?如何聚积、升华?他何以对传统文化有如此的认识与理解,等等。本文拟由此入手,予以探讨,姑为引玉之砖。

   (一)

   文化如积沙,越积越厚。它沉淀了过往的经验与智慧。书册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必须通过长期艰苦学习而后得,因而一般是有闲者的专利品。文化人,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有闲者中间的一个特殊集团。这个集团也正是封建王朝立法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元朝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维护固有习俗,固有治法,歧视汉人,歧视汉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使这些文人学士中的大多数仕进无门,岐路徘徊,不得不隐身巷陌,和光同尘。这就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卷进农民造反的大潮。大量落拓书生背叛朝廷,作贼作寇,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不仅为农民起义增强了活力和智慧,而且给朱元璋这样的胸怀大志虚心向学的人提供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和方便条件。

   最早跟了元璋的文化人,当推定远毛骐。元至正十三年(1353)元璋自濠州趋定远,毛骐“扶县令出降”,帮助元璋攻下第一个县城,并为元璋“筹划兵事”。[(1)]而后是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李善长入伙。这是元璋最早的心腹和谋主。克滁州,儒士范常“杖策军谒门。”[(2)]胡惟庸、郭景祥、李梦庚、杨元杲、阮弘道、侯元善、樊景昭、汪河等也先后来投[(3)]。渡江前,元璋幕府中管文案、参谋议的著名文化人已有十多个。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渡江克太平,耆儒陶安、李习等迎降[(4)]。陶安是入幕的第一个举人,同时被征聘的还有宋思颜、潘庭坚、王恺以及流寓太平的名士汪广洋。十六年(1356)三月,攻克应天,儒士夏煜、杨宪、孙炎、孔克仁、栾凤、陈养吾、王璹等十几人被征入幕府。[(5)]这时的朱元璋更注重收罗知识分子,以提高决策能力。占领应天不久,命徐达攻打镇江,嘱托徐达寻访避居镇江的元江南行台侍御史秦从龙。秦从龙从镇江到应天,两人“每以笔书漆板,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6)]秦从龙成了元璋的首席军事政治顾问。南下浙皖向朱升登门求教,朱升以“高巩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诀相赠,它所包含的深根厚基、养精蓄锐,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权谋与哲理,显然更有助于元璋锻炼思维,提高境界。

   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作了三分天下的划策,而后的事变进展若合符节。刘基初见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并为元璋制定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攻取次第和主攻方向,事变的进展同样是丝丝入扣。刘基的这个献策实在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莽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海边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扰,阴欲背元,阳欲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附,故汉易取也。夫攫兽之先猛,擒贼之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7)]。这个议论,对元璋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因为在渡江以来,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东部的张士诚。他为在与陈友谅之间仍有着元朝地盘的缓冲而心安理得,实际上他与他的部下都担心陈友谅率师东下。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元璋一直处在一种昏噩模糊状态。他的所有幕僚和顾问都不曾透此一关。现在刘基拨云开雾,指出了夺取天下的必由之路,真如柳暗花明,渐入佳境,有说不出的豁亮和痛快。关于这个决策的重大意义,元璋后来曾有一个解说,谓:“尝与二寇相持。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虑,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8)]这段话对当时决策的英明和事后应验讲的十分透辟,唯一的缺点就是掠人之美以为己美。用事后的清醒遮盖了当时的糊涂。

   这么多的优秀人才凤翔鹤集,献计献策,自然为元璋提供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材。正是在这些人的启迪训导之下,元璋逐渐成长成熟起来。

   (二)

   元末,群雄并起,谁能够成为这场角逐中的幸运儿?秦末蒯通对刘邦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9)]。所谓高材捷足,也就是聪慧、谋略与勇敢。怎样才能成为高材捷足者呢?其中有一条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用过往的知识与文化武装自己。如果他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将领,就必须向读书人求教,向书本学习。这个学习成绩的好坏与他的成就密切相关。元璋正是这个学习的佼佼者。

   《明史?范常传》说:“太祖军滁,(范常)杖策谒军门。太祖夙知其名,与语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这所疑所问,自然包括书本的句读释疑。元璋在于觉寺有没有达到粗读古典文献的能力,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都不太清楚。至正十四年(1354)初,元璋在滁县心绪烦乱,不知何时为出头之日。便让范常写一篇祈祷上帝文。范常撰辞曰:“今天下纷纭,生民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倘元祚未终,则群雄当早伏其辜,某亦在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已厌元德,有天命者宜归之,无使斯民久阽危苦。存亡之机,验于三月。”元璋对这篇清秀典雅又相当得体的短文大为赞赏,于是命他负责整个文牍事务[(10)]。可见,这时候元璋对文言文已具备相当甄别与鉴赏能力。在从军早期,元璋还有一些诗作留下来,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过,有一道叫做《不惹庵示僧》的诗,则是分明写于首克太平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诗是这样写的:“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11)]这首诗平仄合韵,章法工稳,已入诗家门径,非村讴山歌可比。可以肯定,在渡江前后,元璋已经可以马背哼诗,粗通文墨。

   具有独立的阅读欣赏能力,经史兵法诸典籍才可以广泛涉猎。这在元璋的文化学习上是一个飞跃。徐祯卿《剪胜野闻》说:“太祖在军中喜阅经史,遂能操笔成文章。”谈迁《国榷》谓:“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流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12)]都是说他自学成才、久读自化的情形。元璋自己说:“我本野人,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13)]似乎是说自己的天综之圣,不过他也并不总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时他对侍臣说:“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务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14)]强调亲近儒生,从师指授、读书明理的重要意义。从保留下来的片断材料可以看出,元璋读书学习是很认真很刻苦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三)

   朱元璋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而且涉猎十分广泛,诸如兵书与天文星占、四书五经、史书等,无所不读。

   兵书与天文星占战争环境,首重兵书。元璋后来成为一位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经典兵学不仅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苦学活用,出神入化,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功告成,元璋与刘基坐在奉天门回顾讨论兵事。元璋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刘基说:“臣得侍左右,每观庙算(朝廷制定的战争谋略决策,这里指元璋的决策),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这话也并非全是出于恭维。刘基还说:“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元璋对自己的这个特殊之点,并不谦辞,说:“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何暇论古法耶!”[(15)]就象疱丁解牛,一切因情就势,顺其自然,一切依变化了的环境条件而转移,若无师承,若无成法,而一切不悖于经典,不悖于成法,这才是大手笔,大局器。如此的圆通精到,它的前提就是纯熟,就是对古训古法运用自如。它表明元璋对兵学经典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

   元璋在决策中,在谈话中,经常引证《孙子兵法》。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直扑应天。有人劝元璋亲自率舟师西上,争夺太平,抵御陈部。元璋分析了战争奇正变化形势,认为不妥,说:“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集庆,南京),半日可达,我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驱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因而决定以反间之计诱敌深入,以奇兵破之[(16)]。《孙子兵法?军争篇》谓:“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百里驱战,疲于奔命,正是《孙子兵法》的活用。

   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鄱阳湖一战,陈友谅授首,太师张定边拥陈友谅次子陈理逃奔武昌。此时朱元璋并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歼敌,而是对他围而不打,率主力返回了应天。直到第二年二月,元璋才再次督师攻打武昌。对这个行动,当时和事后许多人都不理解。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武昌举城投降。元璋就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说:“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以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法所谓‘穷寇勿追’。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防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17)]”“穷寇勿追”见《孙子兵法》之《军争篇》。在这里陈理破胆如惊伤之兔,乘胜逐之,似无不可,元璋坚守“穷寇勿追”好象有些“拘守古法”。但是如果从全局考虑则并非如此。鄱阳湖一战,元璋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吃力,损伤相当惨重,部队相当疲惫。勉强追击,徒使陈理作困兽之斗,增加自己的伤亡。再说,还有东方张士诚的虎视眈眈,以逸待劳。因而不如回师休整,巩固腹心,方为万全之策。这正是熟读兵书,似拙而巧之处。

   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被平定,商议北伐大计。刘基根据当时的一路奏凯,士气振奋的情况,认为可以“乘胜长驱”,直下大都。这是普遍心理与认识。元璋却说:“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餽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然后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18)]这是一个稳妥而绝妙的战略布署,极得《孙子兵法》“以迂为直”思想之三昧。

元朝灭亡后,作为残元劲旅的王保保(即扩廓贴木儿)一直活动在长城以西和以北,大将徐达等在北方边境严兵驻守。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元璋就如何利用与提防降卒问题驰谕徐达:“尔诸将屯军塞上,为日颇久。军中动静,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古之智将,谋虑深长,有鬼神不测之机。朕窃为将军虑之。尔所率步骑,多王保保部属。当其来降,实迫事势,非出诚心。今随尔往征,其心有不可测,当以诚待之,宜亦以计提防。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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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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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第3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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