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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清: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

更新时间:2015-12-18 23:53:35
作者: 钟志清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美国呼吁朝鲜“重新考虑”其核计划,朝鲜则表示对伊核式谈判“毫无兴趣”。2015年10月中旬,韩国总统朴槿惠访美,美韩专门就对朝政策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既有立场,其中双方承诺要以“最强的紧迫感和决心”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增强紧迫感的承诺是一种外交姿态还是政策转变?伊核协议能为朝核问题带来转机吗?朝鲜半岛无核化还有希望吗?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均涉及对朝核问题前景的判断。检视近些年的半岛无核化进程,可以看出,伊核协议不足以给朝核问题带来转机,韩国目前的外交努力仍有待于美朝的回应,无核化前景不容乐观。在朝鲜跨越核门槛后,半岛已然形成新力量平衡,朝核僵局还将持续,实现无核化目标仍遥遥无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其原因来自许多方面:首先,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接纳了大约2/3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国家与大屠杀有着无法分割的社会联系。其次,对于1948年才建立的一个新生国家来说,大屠杀灾难既有助于强化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又有助于教育国民尤其是教育年轻一代铭记历史、面对未来,甚至可以为国家的利益献身。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以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十分重视重塑以大屠杀幸存者为代表的新移民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之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以色列议会也出台了诸多政策,确立一些仪式化的大屠杀记忆方式,奠定了大屠杀记忆国家化与政治化的传统。再次,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与个体记忆深处。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到面临战争或国家间冲突之时,在国内舆情的影响下,一些以色列人会产生与大屠杀相关的感受,将时下生存状况与大屠杀建立关联,似乎是大屠杀情境的延续。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史发展为主线,阐述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基于其民族文化特质、价值取向与政治需要而构建的意识形态之内在逻辑关系,由此透视出大屠杀记忆在当下的内在本质。

  

   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政治化与仪式化

   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一些犹太难民就以非法移民身份抵达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灭绝营和劳动营中的幸存者、地下抵抗人员和隔都(指犹太人在欧洲时居住的隔离区)战士。以色列建国之初颁布的《回归法》规定:所有犹太人都可以移民到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因此骤增。据统计,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便接受了50多万大屠杀幸存者,这些人成为新建以色列国家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以色列人口主要由拓荒者、欧洲犹太难民以及来自北非与西亚国家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构成,大屠杀幸存者大约占据了当时移民人数的一半。[①]大屠杀这一事件不断成为普通民众乃至议会内部展开论辩的诱因,[②]且它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若探讨以色列建国初期大屠杀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关联,首先我们应该厘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或者说以色列国家领袖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犹太人与古代土地关联的视角出发,把以色列建国之前的犹太历史划分为古代与大流散两个时期:古代时期始于圣经时期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部落形成,结于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失败;大流散则指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1 800年之久。[③]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古代代表着犹太历史的辉煌时期,而大流散则代表着犹太历史的黯淡时期,充满苦难、迫害与黑暗。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认为,大流散包含了犹太人遭受迫害、合法歧视、审讯、集体杀戮、自我牺牲与殉难的历史。以色列第二任总统本-茨维也指出:在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所居住的隔都,英雄主义与勇气已经荡然无存。大屠杀无疑代表着最具有负面意义的流亡结果。[④]早年就移居巴勒斯坦并经历过1948年“独立战争”洗礼的犹太先驱者,无法理解600万欧洲犹太人如同“待宰羔羊”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将其视为新建国家的耻辱。而刚刚抵达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由于经历了战争时期的摧残,往往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显得孱弱无力,与英勇无畏的犹太先驱者形成强烈反差。犹太先驱者甚至对幸存者怎样活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加之,刚刚建立的以色列面临着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围困和国际社会的道义拷问,急于构建合法性,塑造出外表强壮、富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犹太新人。这些原因造成犹太先驱者对大屠杀幸存者持蔑视态度,希望幸存者能够忘记过去,加入到创造新型民族形象的进程中来。就像1949年的一份马帕伊党报纸所说:“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类尘埃转变成新型的犹太共同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⑤]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时的以色列民众对战争期间像“待宰羔羊”一样死去的数百万犹太人的纪念不免会成为创建立国精神的不利因素。多数幸存者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获得新生,他们不仅不为过去的苦难经历感到骄傲,而且对回忆过去梦魇般的岁月具有本能的心理抗拒。许多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把梦魇般的记忆尘封在心灵的坟墓里,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及战争时期所遭受的苦难。2002年4月,笔者曾跟随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生存者之旅”代表团前往波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采访了出生在匈牙利、当时住在特拉维夫的大屠杀幸存者爱莉谢娃。据她证实: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大屠杀幸存者不可能向别人讲述自己在集中营所遭受的苦难。她如果这样做,别人会将她视作疯子,她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⑥]

   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如何把历史创伤转换成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政治话语?上述问题引起当时以色列政府的重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曾有一句名言:“灾难就是力量”。这句话意味着政府努力将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的恐怖和灾难转变为力量,以保证新犹太国家今后能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围困中得以生存。[⑦]为此,以色列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教育国民了解大屠杀历史,建构大屠杀记忆。

   首先,以色列政府决定设立具有仪式化色彩的民族纪念日。1951年,以色列议会宣布将希伯来历法中尼散月的第27日定为“大屠杀与隔都起义日”。这个日期不是宗教节日,而是1943年4月到5月间 “华沙隔都起义”的爆发日。“华沙隔都起义”指1943年4月逾越节前夜,当德国士兵和警察准备把居住在隔都的犹太人运往特里布林卡灭绝营时,700多名犹太战士奋起反抗。[⑧]起义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被德国人镇压,5万多犹太人被俘,数千人被杀,余者被送往灭绝营或劳动营。这次起义被视为大屠杀期间犹太人进行武装反抗的象征性标志。把大屠杀纪念日与“华沙隔都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在于认同公开倡导的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这一记忆标准。[⑨] 1959年,政府又将纪念日名称改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Yom Hashoah Ve-Hagevurah),强调肉体与精神相悖,由此奠定了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主体基调。进一步说,对于那些出生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或自幼移民到那里并在其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犹太先驱者来说,大屠杀英雄主义指的是大屠杀期间欧洲犹太人所进行的反对纳粹的武装反抗,这种记忆方式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尽管一些大屠杀幸存者把在苦难与屈辱中争取生存当成英雄主义行动,视作另一种形式的反抗,[⑩]但这一主张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仍居于十分边缘的位势。

   其次,以色列政府决定建立一些重要的纪念馆,来强化大屠杀记忆。1953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并将其定位为纪念大屠杀的国家机构。大屠杀纪念馆最初只是档案馆, 20世纪70年代才被改为博物馆。它既突出教育内容,又重视发挥研究服务功能,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大屠杀历史。纪念馆负责接待以色列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参观,为教育者和研究者组织培训和学术会议,出版学习指南和书刊杂志。无论从其名称确立还是从地点选择上看,大屠杀纪念馆均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国家对大屠杀问题的价值取向。纪念馆名称“亚德瓦谢姆”出自《圣经·以赛亚书》:“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不能剪除”,在希伯来文中“亚德瓦谢姆”具有“纪念”与“名号”之义。提议把“亚德瓦谢姆”作为大屠杀纪念馆名称的莫代海·申哈维曾经指出:只有建立“亚德瓦谢姆”这样一座纪念馆,才不至于让同胞们在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举动止于口头流传,才会凸显犹太民族遭受磨难、争取生存的愿望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兹曼认为,这一名称将会回响在海内外犹太人的心田,使已经逝去的600万犹太人与如今活着的犹太人同在。[11]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旁,公墓里埋葬着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为国捐躯的以色列士兵,它无形中在大屠杀与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建立了一些其他的纪念馆,比如位于加利利、由“华沙隔都起义”战士和大屠杀幸存者创立的“华沙战士之家”纪念馆。这些机构不仅纪念遇难同胞,而且从事最初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再次,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整个社会认知大屠杀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包括德国赔偿和卡斯纳审判。1952年,西德政府同意付给以色列3亿马克,作为大屠杀期间对迫害与奴役犹太人并侵吞其财产的补偿与赔款,以色列议会为此展开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论辩。统一工人党与自由党强烈反对,认为与德国谈判接受赔款乃是饶恕纳粹罪行,是对受难者的背叛。马帕伊党与宗教党表示支持,认为虽然纳粹的罪行不可饶恕,但以色列急需外援,可以通过索赔来养活数十万幸存者。这两种意见基本上代表着以色列国人的两种态度。[12]尽管论辩激烈,但索赔提议最终得以通过。以色列与德国于同年9月签订了《德国赔款协定》,接受德国赔款,用于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军队装备。

   卡斯纳审判把大屠杀期间欧洲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的复杂性问题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卡斯纳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助会领袖,曾帮助许多犹太难民同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取得联系,协助他们移民巴勒斯坦。因此,他曾与纳粹军官包括艾希曼谈判,并对其行贿。德军占领匈牙利后,卡斯纳试图通过贿赂纳粹来保全匈牙利犹太人,结果纳粹背信弃义,只有1 600名左右的犹太人被安排去了瑞典,其中包括卡斯纳的家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可以支付贿赂金的犹太富人,以及一些普通或孤儿寡母的犹太人。而卡斯纳本人并没有乘坐这辆著名的“卡斯纳列车”逃亡。与此同时,多数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往劳动营和灭绝营。

   战后,卡斯纳在欧洲和难民一起工作,并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后来抵达以色列,成为本-古里安政治营垒中的一员。1953年,出版商格伦瓦尔德指控卡斯纳与纳粹合作,在营救犹太人时凭借个人好恶,并采取行贿手段。卡斯纳和以色列政府则控告前者诽谤。尽管卡斯纳是控方,但他很快便因在战争期间的行为遭到指控。法官指控卡斯纳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尤其谴责卡斯纳没有告知匈牙利犹太人所面临的险境。许多以色列人同意这种评判,并就是否应该对曾与纳粹谈判过的犹太人予以理解与同情、与纳粹谈判营救一批犹太人是否导致了另一批犹太人的死亡、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是否为唯一的英雄主义模式等问题展开辩论。这些辩论往往大于审判本身,也导致了党派之争,使本-古里安一派蒙受耻辱。虽然卡斯纳进行了上诉,但在结果悬而未决之际,他就被原抵抗战士枪杀,这一事件使整个国家为之震惊。1958年1月,高级法院撤销了地方法院的决定,认为卡斯纳与纳粹谈判营救犹太人并不等同于与纳粹串通一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卡斯纳审判得以重新审视与认知,历史学家和知识界对战时期间营救遇难同胞的复杂性表示理解。

  

20世纪60年代:“艾希曼审判”与民族记忆的转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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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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