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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国清:人类永生与死亡焦虑

——大数据时代的人文结论

更新时间:2015-12-18 11:04:25
作者: 季国清  

   【内容提要】 哲学必须回答人是什么。人创造了自己,从而创造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神。世界因为有了人,从而改变了仅仅由生物的遗传密码实现进化的物种演变的规则。人创造了智能进化,形成了个体和人类同构的新生命新范式,缔造了一个整体性生命。人以死亡焦虑作为其逻辑起点,以死亡认知作为其动力机制,以死亡逃逸作为其终极目标,这个新生命正出现在地平线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的生存方式,把人类整合自身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充分提高,个体已经完全不是集合意义上离散的单元,而是整个生命的细胞。每一个人将自觉维护这个整体性的生命。所以,人类将永生。这是理性乐观主义的终极表达。

   【关 键 词】大数据时代/文明/人类本质/死亡焦虑

  

  

关于人类本质的思索,迄今为止,一直处在一个误区之中——即以人类个体为本位,以个体的生命特征为起点,把人类等同于兽类。这种逻辑来源于中世纪后期那个旷日已久的哲学争论,即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这场争论唯名论大获全胜,其核心论点是只有个体才是实在的存在,或称只有个体才有本体论特权,类只是一个语言的命名,一个虚幻的称谓。如此坚固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脚步和观念的更新。早在孟德尔豌豆颜色分配定律和摩尔根的基因学说的生命研究时期,就已经告诫人们该换换脑筋,睁开眼睛了。当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理论被证实的那一刻,类是实在的信念就应根深蒂固了。到了威尔穆特用基因的学说创造了一个新生命的尖峰时,人类必须把唯名论的狭隘抛到九霄云外。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发生。类有实在,这是本文要证明的第一个问题。

   类的实在性的确可以从遗传密码的结构中得到佐证。老虎是一个类,老鼠是一个类,人类是一个实在的类。如果局限在这个尺度上还是太狭隘了。袋狼是一个类,象鸟是一个类。不过,袋狼作为一个类,现在只剩下了标本;象鸟作为一个类,现在只剩下了传说。人类作为一个类,到最后也会像袋狼和象鸟一样,在物质上彻底被消灭吗?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类最终也要和这些绝迹的动物一样,走过自己历史的辉煌。这又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把人类分解为由一个个生命来表征的和其他动物一样的类。论及个体生命的进化动物和人类没有什么两样。但不要忘记,进化是分成等级的。沃杰西乔斯基将进化分成四个等级:宇宙进化、地质进化、生命进化和智能进化。而且地质进化的速率大于宇宙进化,生命进化的速率大于地质进化,智能进化的速率远远大于生命进化。我们再读读威尔伯的泛进化理论,就会知道,信息进化则是一个更大规模、更大速率、更多成果、更美前景的进化。信息进化被一个更前沿的理论更有概括力的学说所肯定所证明所推崇,即大数据理论[1]。信息进化到了互联网时代后,信息的基数越大进化的步伐就越快。人类被信息创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被信息创造的人类还会像袋狼和象鸟一样,会终极灭绝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宇宙这个生命的载体消亡了,人类才会随之消亡。否则人类将永生。这是本文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人类对于自己生存动力的显性思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开端:以尼采、柏格森、叔本华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思索人类的生命动力,以个体为对象的和以个体生命为起点。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把世界的事物区分成四种意志的实质表象,当然这已经是蕴含着类的实在性[2]。但是,这样思索的人类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吗?正如动物的意志不能决定动物的生命界限一样,人类的意志也不能决定人类作为一个类的生命界限。也许个体生存的动力和生存的意志有点关系。当类作为一种生命的时候,个体意志和生命的极限没有任何关系。从实质内涵和实践操作上看,宗教就是对于人类生存动力上的思考和训练。但是,非常不幸,宗教学没有在这个高度上给宗教进行定性。更不幸的是,宗教和人的生命动力机制和实际情况南辕北辙。宗教把生命当成人类延续时间的动力,以道教长生追求最为典型。宗教所要延续的是个体的生命。这个错误导致宗教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和政治权力狼狈为奸。同时又因为缺乏同一性标准,宗教常常表现为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迷惑人的方式或技巧。其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到现在为止,仍然迷恋在生命愉悦和生命权力的有限性上,忽略了死亡这个人类的同一性标准。只有基督教蕴含着从个体生命向类的生命过度的教义和理性思考,全世界的宗教只有基督教实现了宗教改革,确认了个体死亡的同一性原理,把类的不死性变成了宗教实践和宗教教义的终极追求。因而开启了近代社会的进程,突破了身份社会的桎梏,迎来了契约社会。正是死亡焦虑和死亡认知,引导着人类成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生物种群的特殊生物。也许死亡认知也像其他心理现象一样,是一个种系的阶梯,其他高等生物也可能有死亡认知。但是,其他灵长类的智能进化与死亡认知毫不相关。人类之所以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类型生命,是因为人类有自觉的死亡认知和死亡焦虑。丧葬这个死亡认知和死亡焦虑的显性形式正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死亡认知,让人类个体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死亡焦虑是个体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担心,两者之间的张力让人类战胜死亡和超越死亡的意识升华为一种类意识。实现了这种升华就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上帝正是这样产生的。人类正是在这种类意识的鼓动之下,以类的永恒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在类型的平台上死亡比生命更重要。这就是本文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死亡焦虑是一个拥有方向性的心理活动。个体的死亡不仅是生命内稳态的破坏和终结,也和生命系统的环境密切相关。自我的镜像效应当然引起每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担心和思索,其他个体的死亡让人探索人类种属的死亡特征。人是什么这类问题应运而生。外界的突然变故带来的死亡让人恐惧,疾病等漫长的死亡过程包括环境因素,当然也会成为人类思考的对象。这样,死亡焦虑对内的方向性即反思产生了人文科学,对外的方向性即对环境的认知产生自然科学。科学与人文是同一个起点和同一个归宿,人文和科学在源头上统一。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爆炸正是朝着巨大信息量的融会,使人分不清信息的类属,最后实现所有信息的归宿必然是同一个目的地。这正如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结构同一性那样,即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是多联通的结构。这一归宿的终极却是人类的永恒性,也就是死亡焦虑变成了超越死亡,人类在信息中获得了永生。虚拟是一个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消灭了时间性。于是,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比生命更有意义更有特色、更有动力更有前景的生命现象。有哪一类事物能像人类一样,在思索死亡、研究死亡、惧怕死亡、规避死亡的道路上最后实现超越死亡的呢?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死亡焦虑的源头上统一了。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

   死亡焦虑生成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悖论——个体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产生死亡认知,而死亡认知演进为只有个体的代际交替才能真正规避死亡,于是产生了类意识。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实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目标。那些不能对此有明确和清醒认识的民族和文明类型本质上是一个虚幻的整体。自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哲学理论问世以来[3],人类就明确了世界是人类生存的背景知识和人类自己的精神氛围相契合的意识整体。人类的类意识产生于死亡焦虑。那么死亡焦虑就是世界的真正源头。世界有末日这只能是某种理论的推测和假设。如果世界真的到了自己末日的那一刻,人类的死亡和世界的死亡必然是统一的。世界的起源和世界的末日的同一性原理就是本文的第五个要回答的问题。

   至此,在类型的平台上死与生孰先孰后,已昭然若揭。但是,关于生的哲学其著作汗牛充栋,其深度和广度让人叹为观止;关于死的哲学及著作凤毛麟角,其浅薄和狭窄让人啼笑皆非。

   一、死亡焦虑与人的本质

   说到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研究,我想起了一个哲学的公案:科学哲学中波普和库恩的争论。生在1902年的波普,深受古典知识体系的影响,奋力追求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全才和全能的学者。上个世纪60年代,库恩在科学哲学界脱颖而出。面对这个后起之秀,波普可以说个人才能和知识结构都胜人一筹。但是,波普的学术成就和库恩相比,只能等而下之。库恩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术语——范式,同时又创造了在科学之外思考科学发展动力和机制的历史主义学说。一言以蔽之,库恩创造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一个新的时代。

   研究一种类的本质,动物学的范式被人认为天经地义,即研究一种动物只需要研究这种动物的个体,就能充分反映这个种属的本质。当哲学研究人的类本质时,同样采取了这种范式。这就是哲学人类学的兴起。19世纪最早的哲学人类学当推生物哲学人类学,其代表人物是格伦。生物哲学人类学认为,人是一种未特定化的动物,即人类在生物性上并没有形成其表现型的特定结构。体能上的未特定化则由人类发达的大脑制作工具、判断环境、抉择行为、筹划策略、创造技术,以及群体组织功能,实现自己的长远目标。这的确是人类的特点。但是,这些行为都未必是人类得天独厚的禀赋。其实,这只能说是人类处于灵长类动物的心理阶梯的顶端而已。随后崛起的宗教哲学人类学代表人物亨斯坦贝格认为,人类是客观化的动物。即人类有一种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按着客观环境改造自己的习性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使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很好地生存。这种理论其实只是未特定化的另一种表达[4]。

   进入20世纪之后,哲学人类学有了重大进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发明符号哲学人类学。人是符号化的动物。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把人类整体当成研究对象的伟大学说。符号当然是一种群体行为。符号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独创的交往工具,更是人类创造世界的强劲武器。一步跨越就使人的类本质从个体的特征,过渡到人类整体的视野。这的确是人类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研究还是没有实现范式的改变,没有充分揭示人的类本质如何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顺便说一句,我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阐述人的类本质:人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动物。人类的确是自己创自己,因此,无本质即是本质。而这种创造也完全是依靠符号的功能,发现信息创造信息使用信息。但是,还是有点东施效颦,毕竟把人说成了一种动物。局限性和卡西尔的理论如出一辙。亚里士多德对定义的方式给出了一个公式:种加属差。人类不还是和动物一个种系了吗?

   就像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必须在人类的外在化知识体系中表达和进化一样,其实人类的本质也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中变迁[6]。解释学循环的两项操作原则即效果历史和视界融合。这就是说,效果历史和视界融合的时间与空间的系统作用,将把人类的本质向着一个正确的终极结果逼近。

   20世纪人类创造的奇迹和人类制造的灾难,就像同时飞速驶向两极的列车,几乎达到定点。两次世界大战持久而又广泛的残酷杀戮带来的人类死亡人数登峰造极,以及极权和恐怖的流行施虐营造的地狱远远超出想象的极限。人类经济生产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使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率疯狂增长;另一方面,对于自然造成的破坏也达到了地球无法忍受的程度。正是这两种结果的张力效应,让表现为时间的历史性和表现为空间的结构性,把人类的反思意识彻底觉醒。其最大的成果是在人类的外在化知识体系中,创造了两个最有亮点的思想范畴,像黑暗中的北极星那样指引着人类的前程,它们就是系统与他者。

二战刚结束的1947年,美籍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发表《一般系统论》,阐述整体大于部分的和这个系统性原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维纳和申农分别出版《控制论》和《关于通讯的数学原理》,完成了关于系统的基础理论。20世纪60-70年代,系统理论又有了新的进步。比利时人普里戈金构造了耗散结构理论,细致论述了一个开放系统在耗散能量物质信息的情况下,实现有序的过程。前西德人哈肯创造了协同学理论,论证了系统的协同现象产生有序的数学原理。另一个前西德人艾根发明了超循环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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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哈尔滨)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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