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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是怎样获得的

更新时间:2015-12-17 22:40:43
作者: 吴伟 (进入专栏)  

   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墓地广场开工。

   199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姓名增加至8244个。2011年,纪念墙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姓名在做核实,准备上墙。

   遇难者名字的搜集,是对遥远记忆的一次次打捞。

   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北京首发。该书大量引用日方和第三方史料,是中国迄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在作为重要课题的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领域,新增的一千多个名字有赖于多年来各方对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追寻。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参与此项活动,被发现的幸存者们通过回忆,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到21世纪初,学界与民间人士还在市郊自发进行小规模田野调查。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难以完成的任务

   南京的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遇难者名单调查更复杂。

   遇难者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存在的鲜活的人。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是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但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列入名单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

   30万,这个数字刻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说,这来自于战后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判决书中“30万人”的来源,是“法庭调查与当事人当庭作证证词,以及战后各方调查的综合”。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30万是一个大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能找到的故事和名字“才更具体和生动的构成了历史”,南师大教授张连红说。

   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确切统计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学者孙宅巍研究埋尸,经过多年努力从原有的4家慈善机构埋尸18.5万具,扩展到了8家共埋尸19.4万具。

   他曾经感叹过,“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

   据《蛲》杂志2009年报道,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有南京市方面找到台湾军史馆,民进党执政时,对此置之不理;到国民党上台时,告知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

   南京学界专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遇难者名单调查更复杂。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兴衰,与历年来的中日关系走向戚戚相关:“我们已经错过了南京大屠杀史的最佳研究时机。”

   孙宅巍介绍,直到1983年,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这才引发了当时执行中日友好政策避谈“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弹,以致相关研究全面升温。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

   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提供的资料。

  

   骑着自行车去寻找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费仲兴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只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人也参与其中。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通常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粗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是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教授张生、南师大教授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都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上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时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里,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他们的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在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

   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许江生”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名字背后的故事

   事过七十多年,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讲述庞家边惨案的刘素珍,已经辞世。

   有研究者称,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名幸存者在世,至今只余约200名。

   “我们没有放弃”,2010年,无锡发现一名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家中避难的幸存者,当时拉贝离开南京时每个在拉贝家中的人都有签名对其表示感谢,此人就是签名者之一。“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张生说。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犹太人自战后一直在从事庞大的对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核实工程。2004年11月,“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通过互联网在数据库中查询到约300万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建造了12米高的一堵遇难者档案墙,墙上1万多名遇难者的档案袋里,是数十年来整理的遇难者姓名、身份、遇难信息、见证人证言等详细信息。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在核实中,“哭墙”的空白在为他们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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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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