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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为了新的中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更新时间:2015-12-17 22:15:56
作者: 张晓波  

   【摘要】抗战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追求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

  

   一个糟糕的旧世界

   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去看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演进的逻辑,将会有更加清晰。二战结束之前的一百多年,是中国一段很不幸的时期。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蒙受失败,我们耳熟能详。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又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失败以及济南惨案这样的不幸事件刺激国人。

   简单说,近代史上中国反抗侵略的战争与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外交努力,最终换来的,都是"不尽屈辱滚滚来"与"万两白银滚滚去"这样痛心疾首的结局。

   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这是晚清史。但我们仍可注意到晚清也存在另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改造国家民族的力量。晚清的仁人志士,寄望于通过重塑政权,走上强国之梦,一洗国家之耻辱。他们的路径,或是以追求清皇室立宪,或是通过外在的革命再造新邦。但究其本质,异曲同工。最终,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在并1912年成立一个在形式上统一南北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推翻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中国。在191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党派、知识界,对于这个新国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有主张学习法国做成责任内阁制的,有主张学习美国搞总统制的。总的来说,这些主张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于南辕北辙,但是强国之梦,都是一致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像杨度一样,鉴于二十一条,要搞君主立宪的,其目的本身,也是要实现强国梦。

   但是,很不幸,中华民国,很快就国不下去了。这只植根于民国本身就不是一个通过革命而塑造出来的共和国,它是南北妥协的产物,它的产生,包含了各种力量,尤其是包含了对北方军事政治集团北洋系的妥协。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身与名俱灭,中华民国也随之四分五裂。北京政权主导者走马灯似地换,军阀各自为政,北与南争,北与北争,南与南争。这样的状态,令当时人非常绝望,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当时是《申报》的时评人,他把民国看成了五代十国,他是这么讲的:

   皇帝之贱,莫贱于五代,亲王之贱,莫贱于蒙古。需要少而供给多,其价必落;大总统当如是。今日国民之需要,不在大总统员数之多,止须有统一全国之大总统。(《杨荫杭集》,p176,《民国与五代之比》)

   仅从北京政府来看,仅1916年到1928年,政府首脑(总统或大元帅),更换了9次,平均16个月换一人;24次内阁改组,26人担任过内阁总理,最长的17个月,最短两天,平均一届内阁的存在时间是半年左右。

   军阀混争,成了常态。全国范围内的战争,主要围绕南北纷争、北与北纷争展开,而连带的,一些南北交界的省份,不是成了真空地带,就是成了双方争夺的工具。四川省,地处南北之间,时而成为南北战场,时而成为真空地带,更成为一个特例,从1916年到1928年仅四川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战争次数,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计。

   总的来说,1916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之糟糕,到了几乎无月无小战,无年无大战的地步。国家苟延残喘,群众民不聊生。

   1926年,国共两党发起北伐战争,试图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分裂的状态。事未竟而变已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随之共产党反动武装起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这又是一次十年内战的开端,要直到37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才大体上上结束两党之间第一次的军事竞争。

   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走东北,在皇姑屯为日本炸死。随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大体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又一次形式上的统一。

   但军阀混战并没有结束,1930年,发生了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晋系的阎锡山,以及西北军系统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前后调动兵力达百万之多,约三十万人伤亡。

   1931年,又发生了宁粤之争,南京的蒋介石与广州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兵戎相向。

   这是抗战前的中国,军阀纷争的世界。显然,军阀本身,没有能力结束军阀之间的斗争,最好状态,只是形成暂时性的妥协局面,而在更多时候,军阀之间的斗争,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与混战。

   在中国国内的整合与军事斗争远未能结束之时,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

  

   军阀心态的避战与消极抗战

   从抗战爆发的时间点来讲,中国遭遇日本之侵略,是处在了很不幸的时刻,内乱频仍,党争纷起,积贫积弱。

   一个大国,同心同德,哪怕国力在不断衰弱中,也很难为外力一击即溃。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以中国历史为例,南宋和南明,两个偏安政权之间的反差,就可明了历史的教训。南宋政权,由皇权与相对稳定的文官集团主控军政大权,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而南明,自建立开始,就处在文官集团内部党争和军阀竞雄的政治格局之中,短短坚持了十七年,这还得算1648年之后抗清的主流,实际是张献忠余部。

   外人未摧折,家国已破败。而民国的败坏,也正由于其军阀底色。从军阀纷争这个角度,去看前期的抗战,很多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释。

   在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所奉行的国策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内"。而这一政策提出时间,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就是抗日的意思,不需赘言,而"安内"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安内,单纯为"剿共"之意。其实蒋之原意为要打两个方面,剿共,不过其中的一面。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如此解释: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p92)

   也就是说,"安内",在31年提出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要"剿灭赤匪",还要"削平叛逆"。就此策略提出的时间来看,此时正处在国民党宁粤争权之际,国民党元老、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向南京的蒋介石挑战最高领袖权,而"攘外必先安内",其意所指中的"削平叛逆",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党粤派,泛而言之,还包括尽管中原大战失败,却仍然不赞成蒋介石各派系军阀以及地方杂牌军。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策的一块极好的试金石,也能说明局部抗战之期,蒋所奉行的抗战策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部队十九路军,是较为独立的部队,既不隶属于宁派,也不隶属于粤派,所以,也就有了调解宁粤之争的资格。因调解宁粤之争,保护与会双方安全,十九路军偶然性地出现在了淞沪。又因其独立性,不服从宁派要求后撤的命令,在淞沪抵抗越界的日军,进而引发局部性的第一次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持续两月之后,除了临时组建的张自忠第五军赴援之外,基本是第十九路军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上海的进攻。

   而此时,蒋的精锐部队,主要仍在赣南,既要剿共,又要防止粤逆北上。在国内舆论汹汹之际,蒋勉强临时拼凑第五军增援上海,但后续的增援部队,则始终不来。十九路军最终因弹尽援绝、自身伤亡过大失去作战能力,不得已退出战场。但即便如此,十九路军在上海一战中,以民族大义为念,扛住了日本的四次增兵,彰显中国军人之本色,增中国军人之荣誉,仍属难得。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国之挫败,实因国民政府既无抵抗之决心,又无抵抗之实际支援,最终使得十九路军几乎陷于孤军奋战之绝境。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此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对党内外"叛逆"的"削平"与统战,尽管宁粤纷争以蒋汪(蒋介石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合流的妥协方式,再次确定了新的统治格局,但在整个第一次淞沪战役过程中,其南京国民政府的表现,却常完全是一种军阀性的做派:划地自雄、爱惜实力、首鼠两端。

   往后的长城抗战与及全面抗战之初徐州会战、豫东战役,也再次说明了蒋介石所主导的南京政府与及中央军,往往只是以一个大军阀私属部队的面目出现:

   1933年长城抗战之前期,东北军、西北军在长城各个关口抗战,而蒋介石却坐镇南昌调集三十个精锐师剿共,只派三个师北上增援承德,兵未至而城已失;长城抗战之后期,各路军队欲一雪前耻,而中央之政策,是以战求和,至有城下之盟《秦土协定》,割地求和,国土沦丧,为日后日军入侵华北,敞开门户。

   37年全面抗战之后,徐州会战李宗仁以桂系和各杂牌军人马血战台儿庄,中央系汤恩伯部在边上仅牵制敌军而已,迟迟不见动静,不出力,几至延误战机,功亏一篑。

   38年豫东战役,桂永清以胜于日本人的精锐之师,不战自溃。第8军黄杰所部驻守商丘,竞以电台失联奔败。桂永清、黄杰,为蒋介石之嫡系,以奇耻大辱之败而免受军事法庭之裁决,事后又能马上复出。足见国民政府之用人,亦以私人性依附关系为主。而为败军受难的,却实河南、安徽数百万黎民百姓。正因二人无缘故的奔败,为延缓日军南下进攻,以黄河决堤改道,数百万人口受灾、数十万百姓遇难的人为惨剧。

   尽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政府,较为积极地投入了全面的对日抗战,但其间的一些表现,仍然说明蒋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没有放弃昔日军阀的成见,并没有真正地推动全民族的抗战。

   非但蒋介石本人在抗战之初首鼠两端,各路军阀在抗战初期,亦难有上佳表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应对。九一八事变,实力大占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拱手送出东三省,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学良保存实力的意图。又比如马占山在东北的反复,其背后最为核心的考虑,即是自身的利益与地盘,而绝非民族国家利益为先。

   从整个抗战来看,对于资源的分配,也说明蒋介石系统与共产党、原隶属于各路军阀系统之部队的紧张关系。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有兵源,有武器,有粮草,而杂牌军(实际上是旧军阀系统的部分),则一概全无,更惶论与蒋介石有十年恩怨的共产党。

   既要抗战,又要保存实力,又要耗掉各诸侯的实力,这在武汉会战之后,战线进入到相持阶段,尤其明显。而各诸侯方针,多数则奉之以有限的抗战,既要抗战,又要图存。图存而不存,是为山东之韩复渠,抗战而图存,是为山西之阎锡山。更有一种军阀部队,不得中央之信任,又失了地盘,就干脆投敌做了伪军,原西北军冯玉祥系统,投敌不在少数。

   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其中,原西北军系统的,投敌46人,约占总比例的46%;东北军投敌将领计有11人,约占总比例的11%;而中央军系统,前后投敌只有7人,除一人"追随"汪精卫之外,大部分是战败被俘,不得已而投降,后又反正。这也能说明在抗战全局中,因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各派势力的离心离德,伪军之养成,多半不由日军之招降,而是受中央军之排挤。

1931年至1939年,中国之抗战,节节溃败,固然有纯粹军事的因素,如日本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兵员训练方面的优势、军事动员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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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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