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爱德乐: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更新时间:2015-12-15 19:03:52
作者: 爱德乐  

  

【中译者按】 英国经济学家爱德乐(1909-1994)在文化革命后不久,于1981-82年撰写了一篇评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长篇文章,多年来未见以任何形式公之于世。他去世后,夫人帕特把文章交给我,说明是爱德乐生前意愿。其后我曾向帕特了解更多情况,可惜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日渐丧失,无法提供,只表示希望此文发表。

   所罗门•爱德乐(Solomon Adler)1909年生于英国,犹太裔,在牛津大学研读经济学。1935年到美国做研究工作,后到美政府财政部任职,1940年入美国籍,1941年派往中国,1948年前一直在重庆担任美财政部驻华参赞。1949年受美国反共迫害,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任教。60年代移居中国,除经济研究工作外,从事《毛选》英译审改。

   爱德乐在我国居住和工作多年,对中国感情深厚,对中国情况了解很多。此文以他接触与了解的独特视角,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叙述他的个人印象和分析。

   中译者与爱德乐相处多年,获益良多,与他情同师、友。

  

   不论从什么标准来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了半个世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然灾害、贫困以及接连不断政治危机的急风暴雨般斗争洗礼的领袖们,一定应当被视为伟人。虽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与陈毅等其他伟人的集体领导下达成的,而毛泽东的贡献是独特的,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他必定同列宁、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一起,都是二十世纪的出色领袖。

   毛泽东在思想与行动的才华上,在自身的美德与恶行上,甚至在一些美食口味上,都是传奇、超凡的。真好比自身哲学的具体体现,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一大堆矛盾。他的政治眼光格外远见卓识,可是在判断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人物时却相当短视,诸如挑选江青作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挑选林彪作为他的继承人,挑选康生作为他的心腹谋士,以及挑选陈伯达作为他的秘书。他不但对同志们、而且对张国焘夫人这样的人充满感情、热诚和慷慨之心,可是对彭德怀、刘少奇等老将却心肠冷酷、满怀仇恨,甚至在他最忠诚、最卓越的追随者周恩来临终病患之时,他也不去探望或者送去一条个人的问候。他在权力问题上心狠手辣、十分现实,可是他在对战争的美学反应中,在他的诗篇中,在他的经济学中,以及首先是他在急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空想中,却是无比浪漫的。他在解放仅仅一年之后就敢于走到冒险边缘去面对美国,十年之后又敢于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可是却宁可过火也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身的权力基地,在1957年和1959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对纯属臆想的威胁。他在战争和政治上是战略、战术的大师,可是他在抹杀人口问题和发动文化革命上却犯了巨大的判断错误。他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阅读详杂广博,可是他却深深地鄙视知识分子,甚至是反知识分子,要学生们不要多读书。他根据哲学与政治坚决反对斯大林建成“铁板一块”共产党的理想,可是他同样坚决地要求自己的共产党内“统一思想”。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可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却肆意地加以破坏。他创造了许多深刻的隽语,可是也提出了许多过于简单的格言,诸如“被敌人打击是好事”,“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不是战争,就是革命”,和“群众永远不会错”。他可以在性格上非常细腻迷人,可是也会粗鲁到狂野的地步。他具有敏锐的机智和微妙、精灵的幽默感,可是他也可以沉迷于粗糙而费劲的庸俗笑料,例如把赫鲁晓夫全集译成中文,出版八大厚册。他确认对政治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感恩、受惠,表现了典型的中华风度,可是对于李大钊或陈独秀对他的巨大影响却只有一次公开的承认,而且是在他同爱德加•斯诺谈话中用英文发表的,不是正式的《毛泽东选集》中用中文发表的。他是一位卓越而首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是他始终不能把自己从封建出身背景中解放出来。他憎恨排场、作假和虚伪,可是他容忍甚至推动个人崇拜和朝奉帝皇。

   或许他最伟大和最佳时期是在延安。斯诺实至名归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中毫无疑问的高潮章节“一位共产党人的自传”,确是文学和政治上的杰作。斯诺描绘的毛泽东本人,不论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是无可否认的。这一形象在其后近半个世纪中岸然矗立。他在文章与采访中对中国和世界时局的分析十分透彻,他预测的准确性达到十分高的成功率。直到今天,他对谢伟思在1944与1945年的访谈读来就像一位政治与外交高手的分析。毛泽东接见中外来访者,总是以礼相待,耐心而敏锐。他力图抵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致命偏好。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向罗斯福提出愿去华盛顿晤面的信息,如果没有(美国大使)赫尔利的插手而能直接送达,其结果会如何,仍然是向历史之神提出的一个最诱人的假设前景。

   延安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差异,使外国银行家、企业家、牧师、军人、学者和记者们都大为惊讶。延安是吸引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一大磁铁,毛泽东本人对他们是最大的吸引力。他的简朴与直率,他的精妙与深邃,他的谦恭与坦诚,对他们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党内,他摧毁了王明留下的亲苏基础,甚至连斯大林也无法挑战他的地位。

   虽然,奇怪的是毛泽东在1947年以后从来没有回访过延安,他时常叹息老窑洞的简朴、供给制、“政治挂帅”、没有文牍主义、以及和农民群众直接接触。由于政治无处不在,号召节俭、增加生产、和动员一切支援战争的口号就足够说明经济政策了。

   可是,或许正是在毛泽东一生中最最辉煌的这个时期,却正在孕育着后来弱点的种子,.....它们已经在他早些时候播下了。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江青并且结了婚,中国人民后来发现难以原谅他的这个错误。延安的正面形象,是通向夺取政权之途、也是解放后若干年中压倒一切的资产。延安精神几乎是世界史上的独特现象。

   与此同时,延安教训(不是它的精神)却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不能适用,在落后经济地区行之有效的简朴行为则在大国和世界大国的背景下越来越无从发挥作用。而且,1949年时大多数的干部是中国北方人,他们习惯于华北的情况,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华中和华南。

   加之,封建影响在北方更强,随着干部年老,封建影响特别在官僚主义中更加顽固。最后一点,1949年时共产党员无所不能的宝贵原则,随着社会与经济日益复杂,却成了一大弊端。但是,最为严重的是,个人崇拜的种子早在延安就已播下。

   毛泽东成就了政治上几乎不可能的事。他建立并统一了共产党与红军,考虑到漏洞百出的宗派主义和初起的军阀主义因共产国际或苏联干预的坏主意而更形突出,这一成就不容小看。虽然,经过了一个世代的革命经验,他的理论、政策与战术符合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现实,他领导人民与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当1935年1月他在遵义担任党的领导时,红军正在长征的初期,最终只有3万人幸存下来。从抗日战争到战争胜利,红军迅速壮大,他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终于摧毁了蒋介石以美国配备的强大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对于以生命作斗争的千百万人民来说,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飘扬和毛主席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时刻。

   中国始终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这不光是因为它人口众多、幅员巨大和性质多样。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它“是用沙绳捆起来的”,因为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找平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丰富的社会与文化遗产始终对每个世代有巨大影响,而且封建结构遗留的离心倾向总是很突出。中国有个经典的说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分分合合的主题贯串于整个中国历史。

   以共产党作为他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前进的引擎,毛泽东开展了比夺取政权远为困难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取得空前未有、影响深远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坚实地建立在经济统一之上。终于要第一次打破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循环。开天辟地的变化正在作出。经过内战、抗日战争、然后又是内战的几十年蹂躏之后,在短短3年之内,恶性通货膨胀根除了,物价稳定了,经济恢复了,确实是出色的成就。由于这期间有一半以上时间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这一全面进步的速度尤其引人注目。

   在对外政策领域,由于美国厚颜无耻地支持蒋介石以及承诺冷战与反共活动,中国就别无选择,只有参与同苏联联盟。如同在其他领域,它都是全心全意,所以仿效苏联老大哥和学习俄文就成为中国的一时风尚。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不是在苏联红军刺刀支持而是靠自身的精力,不是听从斯大林的劝告而是反对他的劝告,莫斯科对于这一切是心态复杂的。

   当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冷淡了他一个星期。斯大林有点担心又碰上一个铁托,决心把毛泽东安顿定。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耐烦,向他的同伴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为了吃饭拉屎的”,他日益坐立不定,询问下一班回北京的火车什么时间开车。后来他们终于会面的时候,斯大林作了他少数记录在案的自我批评称“面对胜利,谁也无法争辩”,他在随后的宴会上向淮海战役三大司令员之一陈毅大方地敬酒说,“为证明我错误的人干杯!”

   斯大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定规。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记下。斯大林指着房间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向毛泽东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们都是小孩,他们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我走了以后你得照顾他们。”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都是一些小孩!

   在谈判桌上,中国人成功地把苏联要求的让步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得到的贷款只是可怜的3亿美元,按中国人口每人不到1美元。鉴于苏联已经从纳粹侵略破坏中很快得到恢复,而中国加入苏方在各方面都是对苏联的巨大资产,这就看来更为吝啬了。

   要对同苏联连结的十来年拉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并不容易。中国在斯大林死后确实得到进一步的苏联贷款,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实行禁运,苏联技术援助在中国工业化初期、特别在草创和实施工程项目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确实,苏联模式并非总是适合中国,苏联技术并不一定最适合于中国情况,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卖武器给中国而从中得利,而且他们常常傲慢而霸道,当然这不是说中方的回应是无可挑剔的。赫鲁晓夫在同“反党集团”进行内部斗争而需要中方支持时的确就讨好中方,答应给中国原子弹帮助,可是斗争胜利后就撕破诺言了。赫鲁晓夫也的确要求在中国沿海建立海军基地和无线电台,完全不懂得毛泽东回应说“好啊,如果需要,你可以把整个沿海都拿去,我们就上山。”但是赫鲁晓夫确实也提出过劝告,反对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两点上都提对了。赫鲁晓夫和中国在1960年的关系破裂,到底是否不可避免,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大多数研究中苏问题的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破裂迟早是必然的。一方面,两国都有过而且仍然有着封建与专制瑕疵的往昔,而且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两个如此强大邻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分歧必定随时间推移而发展,而且两国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明显地大于西方同中国或西方同苏联之间的差异,这清楚地体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上。中国对苏联极度失去幻想,就同它当年对苏联极度充满幻想一个样,两个国家现在还在摸索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

第八次党代会的那一年,1956年,是毛泽东领导的高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165.html
文章来源:共识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