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罗琳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闻翔等的讨论。本文的一切不妥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提要: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关键词：“大转变” 工人阶级 马克思模式 波兰尼模式 工厂政体
一、引言：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
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强调把某些范畴“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ing back in）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有论者要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 1979）；有论者要强调“强关系”的作用，就提出“把强关系带回分析的中心”（边燕杰，1998/1997）。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 Burawoy）为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其标题就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意在强调劳工研究的重要意义（Burawoy, 1985）。本文旨在论说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若干特点，并且希望借此将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作为基本研究课题，定位在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中心地位上。因此本文套用布洛维的做法，以“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作为引言的标题，以期突出主旨。
正如布洛维本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劳工社会学”(sociology of labor)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工人阶级被认定是一个日益丧失了历史意义的阶级：
在这些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理论思潮中，关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定：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而公民社会则被理解为国家和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从公民社会出发，社区斗争、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自80年代以来作为进步运动而繁花盛开起来……。（Burawoy, 1985：5）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阿兰·图海纳（Alain Turaine）所言，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出去，而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且发现“新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其始于人们必须由以起步的‘工人运动的衰败’……”。图海纳甚至还以图表的样式加以提示：从日渐式微的工人运动开始，如何经历了“文化危机”、
“大拒绝”、“国家批判”、“社区撤退”和“民粹主义”的复杂过程，最终走向“新社会运动”的终点（Turaine ，1977：11－12）。
西方社会学界将此种状况称为“双重危机”（double crises）：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以及劳工研究的危机（Silver, 2002：1）。不过，即使在这样沉闷和保守的理论氛围中，布洛维却仍然坚持认为：针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他说：“第一，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第二，我主张这些干预是并且持续是由生产过程塑造的”（Burawoy, 1985：5）。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是布洛维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他也指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劳工研究，应当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变迁。例如：必须看到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本文主张“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强调确立工人阶级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并非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动使然。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众多重要发现，往往直接来自对理论逻辑本身的思考，是对理论逻辑中某些缺失的反思和补充的话（虽然其动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实践），那么，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地是立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来自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虽然要真正把握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理论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我们应当有能力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研究推向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中心地位的，不是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这个“真问题”扎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是它所经历的所有转型问题，都无不具有古典意义。
二、两次“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卡尔·波兰尼及其“大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再次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社会学家们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重新发现了《大转变》（Polanyi，1944/1957）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Polanyi, etc., 1957）。自那时以来，诸如“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的区分，“市场”、“再分配”和“互惠”等三种组织生计活动的方式之类的概念和命题，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书本里和课堂上。人们甚至挖掘出“嵌入性”概念并奉之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圭臬（Polanyi, 1957；Granovetter, 1985）。人们还把波兰尼的一些文章编纂成册，单独出版（Polanyi, 1971, 1977）。不过，起初大多数经济社会学家对波兰尼的著作似乎理解不深。斯维德博格就曾经这样评价波兰尼的《大转变》：“它自成一格地讲述了一个英国经济史的故事”(Swedberg, 1987)。但是，问题远远没有斯维德伯格所说的那样简单, 《大转变》的意义也显然并不局限于讲述已经逝去的一段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的预见和警告正在日益引起社会学的再度关注，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也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日渐彰显出来。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导引下之有计划的干预活动，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现在，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大转变”――人类基本生计模式（livelihood）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往往最终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矛盾、危机乃至冲突。
与很多古典社会学家一样，波兰尼的论述也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而展开：“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的趋势就越是强固。从1795年的“史宾翰连法”到1830年以后陆续出台的各种“济贫法案”①，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苏俄社会主义和德国右翼极权主义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若不能奏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归于失败的必然结局，其结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
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有论者已经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种“双向运动”才是波兰尼看待市场社会及其演变的核心观点和独特理论贡献（吕鹏，2005）。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现在这个临界点似乎顶着“全球化”的新名义，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扩张而日益逼近。毫无疑问，当下的“全球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称之为波兰尼意义上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历史长程运动的最新阶段，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无情地拆毁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屏障，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二）麦克·布洛维及其“第二次大转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左”的和“右”的两派社会学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人类的主流经济形态业已万宗归一，毫无例外地全都走向市场经济，内在于历史运动的根本张力就此消逝，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福山，1998）。抱持类似观点的社会学家还有伊万·塞勒尼。在一篇基于韦伯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塞勒尼及其合作者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狭窄理论框架之中（King and Szelenyi, 1988）。
布洛维则接续波兰尼的观点，针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布洛维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地转变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称作“第二次大转变”，并且就此提出社会学面临的新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693）
在布洛维看来，虽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些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转变”（Burawoy, 2000:694）。
但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另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所生成的转型逻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人们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突出此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塞勒尼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例如，参见Grabher & Stark, 1997；Stark etc.，2000；Szelenyi，1988；Szelenyi & Kostello ，1996）。
但是，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这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应该“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眼中，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了权力的各级政府官员。但另一方面，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 2000；Lee,1999）。这至少向我们提示：面对 “第二次大转变” 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
（三）中国社会：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
两次“大转变”的观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视角。简言之，如果要从宏观水平和基本性质上界定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那就应简明扼要地指出：中国社会正处在两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一方面，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世界范围的市场化潮流中，它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旋涡。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深刻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流文明缠绕在一起，密不可分并受到这种主流文明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剧烈的体制转型，在国家权力的导引和推动下涌动的市场化大潮，空前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重新塑造着全部社会生活。当年在
欧洲花费了数百年时间、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历程才告完结的建设市场经济的事业，在中国仅仅用了近30年时间，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大体完成了。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因此，从“大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其重点在于强调此种变化绝不限于在社会生活的细微末节上的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了重构。①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就是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二、大转变时代的社会学
面对两次“大转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提出了看法。经济学，特别是所谓“过渡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本身的发育以及它如何促成旧经济体制的崩解；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各种相关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形之下，社会学所关注的当然是“社会”，是相对而言区别于“国家”和“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本身，并且由此而形成面对“大转变”，特别是面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社会学的独特观点。
但是，社会学关于“第二次大转变”的探讨却不是按照单一的路径展开的。在当今的众多流派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至为重要。一条导源于马克斯·韦伯，其自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New classical Sociology）；另一条导源于马克思，其自称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的立场仍然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一）“新古典的社会学”
“新古典的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是：曾经被韦伯寄予重望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毁灭了。当着这些社会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插曲”后又重新踏上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时，有哪个阶级能够替代已被消灭的工业资产阶级，实现构造市场社会的任务呢？面对这个问题，塞勒尼、伊亚和汤斯利等试图借助“阶级重建”的方法给出答案。他们依据当代中欧社会转型的案例，提出由于“文化资本”在这些社会里业已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支配性的资本形式，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构建市场社会的主导社会力量。塞勒尼等人说道：
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导引的，该阶层致力于资本家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6）。
塞勒尼将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其意即在与第一次“大转变”中产生的“古典社会学”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照：
共产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以重访马克思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研讨过的那些旧的研究基点。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议程，即为新古典社会学设定了研究议程。（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3）
（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
导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路线即“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要更为复杂一些。按照布洛维的概括，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社会理论之后，其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两条支流，但最后殊途同归，共同走向一个终点。其中，第一条支流以列宁为中介而以葛兰西为终点，第二条支流以卢卡奇为中介而以波兰尼为终点。就是说，葛兰西和波兰尼分别代表了发展途程的两个端项，两者最后汇合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Burawoy, 2003）。
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自然是彰显“社会”本身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虽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不同的论述。葛兰西和波兰尼都以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但是两者的角度又各有不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波兰尼强调的则是“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而这种“能动社会”是在与市场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布洛维评论道：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结合了国家以吸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战。因此葛兰西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专政到政治霸权的过渡……。波兰尼的“能动社会”反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在这里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调节的过渡……。（Burawoy, 2003：220）
但是，正如布洛维指出的，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都突出了“社会”本身，而且分别在与“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探讨了“社会”的运作逻辑，但 “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似乎仍然悬而未决，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得到明晰说明的问题。葛兰西强调“公民社会”的功能――其导致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走向“霸权”形态，但是他却根本回避了“公民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Buroway,2003：221）。相形之下，波兰尼似乎比葛兰西前进了一步，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一般而言是阶级和社会，特殊而言是工人阶级和现代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就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起点，从这里就可以把所谓“社会分析”推进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阶级分析”。葛兰西和波兰尼各自的观点如图1.所示。
国家
市场
社会
葛兰西
波兰尼
阶级？
扩张／稳定
解构／反应
图1 “社会”的起源和功能
资料来源：布洛维，2003。
（三）工人阶级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波兰尼在论说“史宾翰连法案”的影响时说道：
废除史宾翰连法案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诞生之日。他们切身的自我利益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但是不论他们将来的变化如何，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一起出现。（波兰尼，1989[1957]：188）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社会是阶级动员的产物，特别是工人阶级动员的产物。工人阶级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反对商品化。自我调节的市场如此地威胁着工人的生存，以至他们为了克服由“史宾翰连法案”带来的软弱无力，就必须不是单个的而是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工人阶级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由此产生出自组织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提倡阶级分析，主张现代社会产生于工人阶级动员的观点，是波兰尼对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四）走向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
如上所述，“新古典的社会学”面对转型社会，提出在消灭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中，由哪个社会群体承担市场社会建设的任务的问题。塞勒尼根据中欧社会转型经验所提供的答案是：原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精英”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有效替代。在我们看来，此种“精英主义”的理论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片面地给出了答案。市场社会的构建显然不只是某一个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上层群体的专属任务。有上层，就会有底层；有支配者，就会有被支配者；有资产阶级（不管它是不是某种替代），就会有工人阶级。把底层、被支配者、工人阶级完全抛弃到创造历史的视野之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是片面的。
与之相对立，“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本身”的意义，特别是波兰尼的理论。更进一步从追究“社会从何而来”入手，实现了从“社会分析”到“阶级分析”的转折。波兰尼把产业工人阶级营造社会的历史作用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波兰尼的理论只是粗线条的和意向性的，特别是它主要是面对“第一次大转变”这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以工人阶级及其历史命运为焦点来思考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有能力面对“第二次大转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这里我们有双重的出发点：现实的出发点和理论的出发点。从社会现实来看，如果说，“新古典的社会学” 的观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二次大转变”的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私有财产和工业资产阶级都付诸阙如的状况，那么，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所观察到的则是另一个社会事实：在转型起点上，我们不仅面对着一个现成的产业工人阶级，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国家一手培育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而且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还有各式各样、数不胜数的新成员，特别是农民，加入到产业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事实告诉我们：至少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产业工人阶级是个客观实在。关键是如何看待他们在市场社会中的重构与演变。
从理论观点来看，“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为对狭义而言的产业工人阶级，广义而言转型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将“大转变”首先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改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使用正统的语言来说，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是一个时代的最终标志物” （Burawoy, 2003：255）。
第二，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对立“是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因为‘占有’是针对在生产中配置权利和权力的描述”（Burawoy & Wright,2002）。但是，阶级关系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样式。各种不同的阶级关系可能是共存的。换言之，在一个市场社会内部，可能出现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共存的局面（Burawoy and Wright, 2002）。
第三，剥削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实质性内容。“构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独特性的东西，就是对嵌入阶级关系的特定机制的描述。在这里关键性的概念就是‘剥削’……”（Burawoy & Wright, 2002）。
当然，在古典时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如马克思等人，不可能预见到会出现“第二次大转变”，因此也不可能针对“第二次大转变”提出任何具体的理论观点。但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所奠定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原则，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还是为从社会学的视角，为从社会结构变动的层次上分析“第二次大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指南和线索。
综上所述，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新古典的社会学”秉承韦伯传统，明确地提出了“转型问题”，即“依靠哪个社会群体，才能完成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重建市场社会”的任务。由于“第二次大转变”的历史起点与“第一次大转变”完全不同，是在消灭了私有财产、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条件下重新转向市场社会的，因此提出产业资产阶级的替代问题是必然的。但是，“新古典的社会学”可以说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只是给出了片面的答案。按照塞勒尼等人的观点，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是“第二次大转型”中对产业资产阶级的有效替代。因此，至少在中欧社会，人们面对的是“无须资本家来打造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的历史任务。“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直接产生于“第一次大转变”，但是其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却可以延续到对“第二次大转变”的分析。与“新古典社会学”的“精英主义”取向不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看到的转型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
三、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理论思考
国内社会学涉及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于“农民流动”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流动”即成为社会学普遍关注的课题，围绕着这个题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数不胜数的文章和著作探讨了“农民工”的迁徙、工作和生活状况。另一个部分是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研究。众多调查报告研究了国有企业转制及国企职工的下岗、失业、日常生活及抗争意识。所有这些研究都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丰厚的基础资料。本文将主要立足于对“农民工”的研究，通过引入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理论”的若干范畴并在与国有企业职工研究的比较中，尝试通过重建整个研究问题而把当前的农民工研究纳入到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框架之中。
（一）“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两个转变”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著述，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有特点的综述性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括。例如，有论者试图从这些研究成果所涵盖的理论模式角度加以概括，从“农民工流动”研究中归纳出“社会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五个不同的理论范畴（王毅杰等，2004）。而一篇更为老到的评论则着重于结合“社会流动”的范畴，突出了不同的研究发现及其意义（谭深，2004）。但无论如何，这些评论都还没有把农民工的研究直接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视野之下。这当然不能由评述者来负责任，毋宁说，是现有的那些研究尚未凸现出明显的阶级分析取向。虽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或“新产业工人”的论断，但那似乎更多地只是下了一个判断，其具体内容则与工人阶级分析相差甚远（参见谢建社，2005）。
1.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
实际上，对农民流动的过程和特点的研究，的确是近年来农民工研究的重点。但是，众多大样本量的问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固然试图提供农民流动的总体性画面，而这无疑有助于对农民大规模流动这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似乎突然出现的社会现象的进行全景式把握，但这种数据分析和量化描述也把农民工变成了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根据统计数据，八千万甚至一亿两千万农民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像候鸟一样的大规模定期迁徙，固然足以使人们受到震撼并留下深刻印象，但这些农民毕竟不是被当作具体的、历史的、正在生成中的具体阶级成员来描述，而是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他们是“农民工一般”，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物。支配他们的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机械流动”等，影响其流动和生存条件的也是那些最为一般的制度安排，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等。由于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之久的研究，因此如果说我们对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研究表现出某种厌倦，实在说也在情理之中。为了推进对农民工现象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我们有理由再前进一步，提出第一个转换要求：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
应当承认，在众多研究方法中，特别是“民族志”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具体工人”或“具体的农民工”的形象。为了在学科中生产具体工人的形象，就必须引进现实的时空条件、生产场景、生活方式、制度安排、不同的男工、女工甚至童工，以及由不同的地域性所造就的包括地方方言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特点。一句话，必须引进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净化掉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这样，在民族志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不再是那种被抽掉具体内容的“类”，而是诸多有名有姓的、现实的、个别的“个体”，他们有思想，有情感，受着具体行动规则的支配，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和抗争。
2.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
说到要进行“民族志”研究，这当然并不是说，就全然没有针对农民工的“民族志”研究。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研究农民工的民族志著作，对不同地域条件下农民工的流动和生活进行了颇为细密的刻画和描述（参见李培林主编，2003）。其中，“浙江村”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项飚，2000）。就像在社会学中为人熟知的“村庄研究”一样，该著作对来自温州地区的移民在大都会边缘地带创建聚落、构建和运用社会关系以便改进生存状况的描述颇为精细，引人入胜。但也应指出，如果说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就恰恰在于对温州迁徙农民的生产活动这个最为重要的活动类型语焉不详。实际上这已经是此类民族志著作的通病之一：它们往往颇为详尽地描述了农民工的社区生活而忽略了他们的生产活动。无庸赘述，农民从家乡中迁徙出来，既不是以单纯的流动为最终目的，也不是以缔结社会关系为根本指向。蜘蛛结网是为了觅食，进入城市的农民拉关系是为了尽快进入生产过程，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换取工资收入。农民工之所以会更多地利用社会关系，却不是依赖城市中即有的各种正式制度安排，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利用社会关系，而毋宁说是因为城市的制度安排并非为农民工而设计，也不是他们所能够随意利用的。制度本身体现了对人的排斥。因此，除了利用关系，农民工多半无所依赖。但是，把农民锻造成为工人的，并不只是农民转离农业和农村的流动，也不只是他们所营建的社会网络，而是他们进入的各种生产过程。具有不同产权安排、不同生产工艺、不同管理制度和不同生产关系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才是冶炼和锻造农民，把他们转变为“新工人”的一座座大熔炉。由此产生了第二个转换要求：返回到生产中心性命题，至少也要使之与社区和人际关系之类的研究并重。绝不能忽略生产过程对塑造农民工的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和“返回生产中心性”这两个要求，代表着将农民工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要求和趋势；而通过若干理论视角的引入，则有可能重建整个的研究问题，从而将农民工研究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宏大框架之中。
（二）劳工研究的三个理论透镜和比较分析
通过具体翔实的“民族志”研究，探索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问题，不仅要将问题置放在两次“大转型”的背景之下来考虑，不仅要具有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而且还要使用社会学所积累的相关理论。“劳工社会学”（sociology of labor）为我们研究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众多理论模式。透过这些模式，就可以把先前仅仅从“流动”和“社区”角度出发的农民工研究纳入到阶级形成的框架下，进行更有力度、更为深刻的分析。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适当地利用比较方法能够增进理论模式的分析力度。因此，除理论模式之外，农民工研究还需要建立比较的视野。通过比较才能彰显转型起点上不平等的基本制度安排及其对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影响，――由于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造成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呈现出同一个过程具有两个不同侧面的表现。
在转型起点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表现为界限分明的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是国家依据中心城市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将产业工人阶级集中在城市，由国家以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完整地覆盖起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乡村地区，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受惠于国家提供的福利，而且不允许随意流动。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建设市场社会的目标，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量外资的涌入，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所有这些都促使原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始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向着市场社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演变。一方面是原有的国有企业职工被一步步地纳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流出农村的农民进入工厂，被锤炼和锻造成工人。我们尽可以沿着西方社会学“劳工研究”的称谓方式，将原来的工人叫做“老工人”，而将农民工叫做“新工人”，尽管这两者的含义都还与西方有所不同①。我们发现，借助劳工社会学的三个理论透镜，可以看到“老工人”和“新工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区别决定了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不同片断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和不同的行动能力。
1.“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转型期对“新”、“老”工人的不同锻造过程
按照塞尔维尔的概括，在劳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卡尔·马克思模式”(Marx-type labor unrest)和“卡尔·波兰尼模式”(Polanyi-type labor unrest)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提供了不同的但却相关的理论透镜，借之可以观察劳工运动的世界历史发展”（Silver, 2002：16）。如塞尔维尔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模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两个模式的共同之处颇为简单明了。第一，两个模式都批判了以劳动力为商品的观点,认为那只是一种“虚构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第二，两个模式都反对任何以人类为商品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必定招致剧烈的反抗。
两个模式的不同之处意义深远。第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两个模式中心范畴的不同。在马克思的模式中，“生产”居于中心环节；在波兰尼的模式中，“市场”具有核心地位。“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力商品的虚幻性质是在‘生产的隐秘之处’（hidden abode of production）暴露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在劳动力市场上，本来一切都是按照自由、平等、财产权和边訫原则来交易的。但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很快就发现，劳动力并不是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而是寄藏于人身之中；当人身被过于残酷地驱使和压榨时，他们就会抱怨和反抗（马克思，1970/1867）。“斗争因此变成……生产场地中劳资关系中的痼疾”（Silver, 2002：16）。
对波兰尼来说，“劳动的虚幻性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创立和运作已经成为可见的”（Silver, 2002：17）。在这里，市场具有核心地位。如前所述，与市场制度的扩张和深化试图将劳动力和其他虚构商品统统卷入价格机制的调节范围的同时，会产生“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即通过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和工会等一系列的机制，保护劳动力,试图免除其“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不过,，“只有在使追逐利润从属于提供生计（provision of livelihood）的社会里，这些机制才能成为稳定的化解方案”（Silver, 2002：17）。
马克思模式与波兰尼模式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两者各自描述了塑造工人阶级的不同路线。马克思所揭示的是“阶段式”过程。这差不多是一个我们都已耳熟能详的运动过程：工人作为“像鸟一样自由的劳动者”被投放到生产过程之中。在这里，一方面是资本家通过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管理、引进生产技术、改善工厂组织等方式，日益对工人的“活劳动”施加严密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工人日渐认识到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位置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剥削本质，逐步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
波兰尼描述的则是“钟摆式”运动：整个世界的商品化和由它引发的劳工运动就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当钟摆摆向劳动力商品化的一端时，会引发强固的“社会保护运动”――劳工运动就是此种保护运动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此时钟摆受到压力，就会向反方向摆去；但是当钟摆向着反方向摆动过大，以致严重地影响资本的利润时，资本的压力又会迫使它重新摆向商品化的一端，于是劳工运动的高潮再起。工人阶级就是在此种钟摆式运动中被塑造成形,并且此起彼伏地发展的。据塞利维尔介绍，很多当代理论都借助于波兰尼的这一“钟摆式运动”理论,来描述19世纪以来的世界劳工运动的波浪式前进轨迹。甚至有论者断言：由于当代的全球化过程表明钟摆再次强有力地摆向劳动力商品化的一端，因此可以预期：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再次勃兴而达到高峰（Silver, 2002：18）。
诚如塞尔维尔所说，在西方社会学的劳工研究领域内，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曾经各有其解释能力。但是，由于近年来当代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上，基本上放弃了按照马克思模式来描述工人阶级形成的道路――即放弃了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大师叙事”（master narrative），因此，波兰尼模式似乎日益占居理论优势地位。我们甚至能够从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以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发现波兰尼模式的影响：强调生产过程以外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作用。但是，诚如塞尔维尔所说，波兰尼模式固然有助于研究劳工运动的波浪起伏式的发展，但是其理论缺陷却在于：它仅仅强调“正义感”的作用，强调来自上层的解放，却低估了工人阶级本身的解放意愿和解放力量（Silver, 2002）。
颇有兴味的是，当我们把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运用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的两个片断：“老工人”即原国有企业工人和“新工人”即农民工时，就会发现两个模式各有各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马克思模式特别适合于解释流动农民被锻造为工人阶级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工厂，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大多数农民工进入的工厂多半是外资、合资或私营企业。换言之，他们从乡村进入都市或东部发达地区，直接面对的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社会的劳资关系，这种关系大致符合马克思模式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原型：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对工人生产行为的严格管理、血汗工资制度……等等。大体上可以说，农民工是沿着马克思模式提供的道路而转变成工人阶级的。当然，这条道路还很漫长，由于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条件的影响，无论是资本的控制还是劳工的反抗，都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预期的那种程度。
另一方面，原国有企业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的工人阶级的过程，却更多地体现出波兰尼模式所描述的特点，即市场力量起了巨大的作用。当原来的国企职工身处工厂的劳动过程之中时，他们为各种国家福利所覆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固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他们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多半是在下岗、离职，即在退出生产领域以后，在社区生活中逐渐生成的。其中,这些工人与国家的关系重构成为他们的自主意识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和可得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当原国有工厂的设备和资源面临被出售的命运时――就是说，国有企业工人与这些国有资产哪怕仅仅在理论上才拥有的“主人翁”关系将被最终割断时，这些工人往往会群起抗争，由此开始向着阶级形成的方向前进。时至今日，不仅已开始有若干的研究触及这一过程（吴清军，2004），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体现（曹征路，2004）。由此可见，与农民工在生产领域中形成为工人阶级的道路不同，原国有企业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的工人阶级的过程是与国家所推进的市场化过程密切相关联的。在这里如布洛维所说，在“以往的辉煌”（Radiant Past）时代所宣讲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会转而变为阶级形成的资源（Burawoy& Lukacs, 1992），社区生活而非生产车间，则往往成为这种阶级形成的中心地带。
至于这两条不同道路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当代工人阶级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具体特点，都需要通过细致的“民族志”研究才能揭示。关键在于进行具体分析。这里所强调的只是：在开展对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的研究时，应当看到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解释能力。当面对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过程时，马克思模式仍然没有丧失其理论解释能力。
2.转型期“新”、“老”工人不同的再生产机制：两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新”、“老”工人的区别还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不同上。如前所述，“老工人”的居所和工作都在城市中，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仅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扩及他们的家庭，这主要包括他们的子女和老人的生活、教育、医疗、住宅等项费用。但是“新工人”则与此不同。“新工人”的家庭在农村地区，他们往往是只身前来城市工作。这就造成了他们所遵循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拆分型”的：就是在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东部新兴工业地带找到工作的最好的情形下，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多半只是包括了他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上述这些原本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题中应有之义的重要内容，被“新工人”的雇佣者剔除出来，交给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家乡来承担。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定了“新工人”有可能承受较之“老工人”低廉得多的工资。
不同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大卫·斯塔克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即它们是以往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的表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此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中国转型社会的独创。实际上，布洛维就曾经专门讨论过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因此，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劳动力移民过程，其中一大批至少是非熟练的工人保留了对土地和工厂、村庄和城镇的二元忠诚。从资本的立场来看，移民工人使得支付低工资成为可能，这种低工资仅仅涵盖当一个单身工人受雇时维持他自己的费用。喂养新工人和支持老弱的费用来自混合的生存式生产，其补贴了资本家的利润。不过，移民劳工的系统是一柄双刃剑。工人有能力返回到他们的村庄，这赋予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并提出了如何保持他们对工厂的忠诚的问题（Burawoy, 1985：103）。
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此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地从村社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问题也不仅在于出现了与此种迁徙相对应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本来应是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地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问题还不仅在于此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造就了移民工人的对村社和对城市的“二元忠诚”：他们在究竟应当效忠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应当效忠他们自己的家乡之间陷于迷茫。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此种安排加固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而不是削弱或者改变它。国家利用此种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基于廉价劳动力而顺畅地推行工业化战略。
3.“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行动能力
塞尔维尔批评波兰尼模式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一般化道德”、“正义感”或来自上层的解放力量之上。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对此，埃里克·怀特在其《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文中，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和系统的论述（Wright, 2000）。
按照怀特的观点，工人阶级的力量分为“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两个方面。所谓“结社力量”是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所谓“结构力量”即“工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成。一种叫作“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包括：第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第二，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tight labor market）；第三，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叫作“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Wright, 2000；Silver, 2002）。
当我们把怀特的理论运用于分析转型期工人阶级的能力时，我们同样会发现：“新工人”即农民工和“老工人”即原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能力是大为不同的。一般说来，“老工人”更倾向于展示出“结社能力”或类似“结社能力”。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的国有企业工人以从“群访群诉”到大规模的街头公开抗议运动展示出他们具有此种能力。当然，
这多少也是因为大批“老工人”被逐出生产领域，其“结构能力”已无从谈起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工人”更多地表现出某种“结构能力”，特别是“市场讨价还价能力”。即使在劳动力几乎接近于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新工人”还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展示出此种能力。连续两年来在某些省份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新工人”的“市场讨价还价能力”的表现，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及近年来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改善，无疑是“新工人”的此种能力得以展示出来的一些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劳工社会学的三个现有的理论，在与原国有企业工人的比较中，重新考察了农民工研究，并且提出了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两个侧面及各自的若干特点。当然，这些理论和角度都并不是绝对的。①我们只是像“举例说明”那样，提取出三个理论透镜，通过比较的方法，借助它们来阐释重建整个研究问题的可能性。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阐释，将对于农民工的研究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框架中，并且将之提至社会学议事日程的首位。
（三）“工厂政体”：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研究的一个立足点
“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的概念来自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他提出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工厂政体”（Burawoy,1985）。按照该书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进行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第三，市场竞争；以及第四，国家干预。在这里，“劳动过程”是指工人在工作现场的直接生产活动及其在此种生产活动中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指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不同方式。按照布洛维的说法，这两个维度都是“微观层面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是具体的工厂制度外部的两个“宏观层面”的因素。“市场竞争”是指对于资本家的竞争压力，此种压力会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和调整生产组织，而“国家干预”则包括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的治理手段。各式各样的工厂和工人正是在这些制度背景下运作的。
在我们看来，布洛维的“工厂政体”范畴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立足点。它有助于实现前述的两个转变：返回到生产现场，返回到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工人本身，与此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微观场景不能自拔，而有能力从微观过程一步步地扩展出去，将工作现场的具体活动和斗争与工厂外部由市场和国家造就的各种制度安排联系起来，思考它们对工作现场的具体作用和实际影响。在这里，工人的生产行动与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微观场景与其宏观背景，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后者通过前者而具体地体现出来。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沿着不同的路径开展；又由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度和策略的不同，造就了全社会遍布各种类型的“工厂政体”，从产权形态到劳动过程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无论是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还是经过一系列的沉降过程而被重新塑造成工人阶级的前国有企业工人，当他们被输送到不同的“工厂政体”之中时，就在这些不同的熔炉里被锻造成型――被锻造成不同的工人阶级片断。正如布洛维指出的：有多少种不同的“工厂政体”，就会产生出多少不同的工人阶级。描述和认识这些不同的工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他们的阶级特点和行动逻辑，正是面对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研究的主要任务。
注释：
1 “史宾翰连法”（Speenhamland Act）“……是一项反映生存权（right to live）原则的制度。它以面包的现行售价为标准对工资予以补助；此一补助同时也附有家庭津贴。……它的目的是要在史宾翰连法所施行的乡间地区造成就业机会，同时防止贫民四处流浪”。转引自《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4页。博兰尼（Polanyi）著，黄树民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89年第1版。
2 当然，“阶级”的观点现在变成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学界，“阶级的终结”（the end of class）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自上一世纪70\、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们讨论了“阶级理论”。结果当然是二元的。一些社会学家断言了“阶级的死亡”（Clark and Lipset, 1991），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希望经过细致的实证研究修正传统的阶级理论，使之恢复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活力（Wright, 1985）。我在这里不想过多地论及这个复杂的问题，而只是提出：要想理解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的中国当代社会，理解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框架方面的变化，我们应当重新引入阶级（或者按照图海纳的看法，“阶级关系”，参见Touraine, 1988: xiii）这种能够反映宏观结构变化的视角。至于阶级范畴与劳工研究的关系，参见吴清军，2004。
3 塞尔维尔在她的著作中，特别谈到了西方社会的“老工人”和“新工人”。在她的笔下，“老工人”是那些经过长久的斗争，建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从资本家和国家那里获得了一定权益的工人阶级。“新工人”则指近年来进入生产过程的工人。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在利益上是受损的（参见Silver, 2002：1-12）。 ① 塞尔维尔在她的著作中，特别谈到了西方社会的“老工人”和“新工人”。在她的笔下，“老工人”是那些经过长久的斗争，建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从资本家和国家那里获得了一定权益的工人阶级。“新工人”则指近年来进入生产过程的工人。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在利益上是受损的（参见Silver, 2002：1-12）。
4 例如，卡茨尼尔森和宗伯格就提出了研究阶级形成的不同的角度。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工人的秉性和意向”以及“集体活动”是所谓“新阶级形成观”的四个面向。（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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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