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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更新时间:2006-05-11 21:54:36
作者: 沈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罗琳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闻翔等的讨论。本文的一切不妥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提要: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关键词:“大转变” 工人阶级 马克思模式 波兰尼模式 工厂政体

  

  一、引言: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

  

  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强调把某些范畴“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ing back in)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有论者要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 1979);有论者要强调“强关系”的作用,就提出“把强关系带回分析的中心”(边燕杰,1998/1997)。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 Burawoy)为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其标题就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意在强调劳工研究的重要意义(Burawoy, 1985)。本文旨在论说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若干特点,并且希望借此将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作为基本研究课题,定位在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中心地位上。因此本文套用布洛维的做法,以“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作为引言的标题,以期突出主旨。

  正如布洛维本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劳工社会学”(sociology of labor)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工人阶级被认定是一个日益丧失了历史意义的阶级:

  在这些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理论思潮中,关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定: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而公民社会则被理解为国家和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从公民社会出发,社区斗争、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自80年代以来作为进步运动而繁花盛开起来……。(Burawoy, 1985:5)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阿兰·图海纳(Alain Turaine)所言,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出去,而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且发现“新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其始于人们必须由以起步的‘工人运动的衰败’……”。图海纳甚至还以图表的样式加以提示:从日渐式微的工人运动开始,如何经历了“文化危机”、

  “大拒绝”、“国家批判”、“社区撤退”和“民粹主义”的复杂过程,最终走向“新社会运动”的终点(Turaine ,1977:11-12)。

  西方社会学界将此种状况称为“双重危机”(double crises):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以及劳工研究的危机(Silver, 2002:1)。不过,即使在这样沉闷和保守的理论氛围中,布洛维却仍然坚持认为:针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他说:“第一,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第二,我主张这些干预是并且持续是由生产过程塑造的”(Burawoy, 1985:5)。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是布洛维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他也指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劳工研究,应当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变迁。例如:必须看到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本文主张“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强调确立工人阶级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并非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动使然。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众多重要发现,往往直接来自对理论逻辑本身的思考,是对理论逻辑中某些缺失的反思和补充的话(虽然其动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实践),那么,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地是立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来自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虽然要真正把握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理论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我们应当有能力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研究推向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中心地位的,不是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这个“真问题”扎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是它所经历的所有转型问题,都无不具有古典意义。

  

  二、两次“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卡尔·波兰尼及其“大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再次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社会学家们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重新发现了《大转变》(Polanyi,1944/1957)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Polanyi, etc., 1957)。自那时以来,诸如“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的区分,“市场”、“再分配”和“互惠”等三种组织生计活动的方式之类的概念和命题,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书本里和课堂上。人们甚至挖掘出“嵌入性”概念并奉之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圭臬(Polanyi, 1957;Granovetter, 1985)。人们还把波兰尼的一些文章编纂成册,单独出版(Polanyi, 1971, 1977)。不过,起初大多数经济社会学家对波兰尼的著作似乎理解不深。斯维德博格就曾经这样评价波兰尼的《大转变》:“它自成一格地讲述了一个英国经济史的故事”(Swedberg, 1987)。但是,问题远远没有斯维德伯格所说的那样简单, 《大转变》的意义也显然并不局限于讲述已经逝去的一段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的预见和警告正在日益引起社会学的再度关注,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也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日渐彰显出来。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导引下之有计划的干预活动,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现在,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大转变”――人类基本生计模式(livelihood)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往往最终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矛盾、危机乃至冲突。

  与很多古典社会学家一样,波兰尼的论述也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而展开:“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的趋势就越是强固。从1795年的“史宾翰连法”到1830年以后陆续出台的各种“济贫法案”①,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苏俄社会主义和德国右翼极权主义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若不能奏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归于失败的必然结局,其结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

  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有论者已经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种“双向运动”才是波兰尼看待市场社会及其演变的核心观点和独特理论贡献(吕鹏,2005)。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现在这个临界点似乎顶着“全球化”的新名义,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扩张而日益逼近。毫无疑问,当下的“全球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称之为波兰尼意义上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历史长程运动的最新阶段,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无情地拆毁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屏障,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二)麦克·布洛维及其“第二次大转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左”的和“右”的两派社会学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人类的主流经济形态业已万宗归一,毫无例外地全都走向市场经济,内在于历史运动的根本张力就此消逝,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福山,1998)。抱持类似观点的社会学家还有伊万·塞勒尼。在一篇基于韦伯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塞勒尼及其合作者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狭窄理论框架之中(King and Szelenyi, 1988)。

  布洛维则接续波兰尼的观点,针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布洛维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地转变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称作“第二次大转变”,并且就此提出社会学面临的新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693)

  在布洛维看来,虽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些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转变”(Burawo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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