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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东方的剑桥”浙江大学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三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8:45
作者: 毕唐书  

   1944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在当时浙江大学的所在地贵州省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师生作“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从此,浙江大学开始以“东方的剑桥” 著称于世,她在中国以至世界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浙江大学“东方的剑桥”的历史地位是与校长竺可桢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竺可桢,就没有“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而实际上,浙江大学无论是在竺可桢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地位。由此可见,一名好校长对于一所学校的决定性意义。

   对于曾经有“东方的剑桥”之称浙江大学,竺可桢的价值在于他以自身的人格和教育实践,诠释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高度、格局和气象。

   一、当年接任浙大校长, 竺可桢坚守“教育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向蒋介石提出三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影响全国。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引起学生更大的反弹,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师生的共同呼声。

   浙江为蒋介石的家乡。为了平息家乡学潮,蒋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浙大训话,但形势依然未能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在陈布雷等人的推荐下,蒋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之外,同为浙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决定之后,蒋委讬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证求意见。蔡认为,最好不去,“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研上,而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持此议。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出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说:“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此言不免让竺可桢为之心动。

   不久,蒋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竺依然婉拒。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覆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 “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关键是第二条。竺可桢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一是基于“教育独立”为创办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二是源自他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坚守。耐人寻味的是,除了第三条,其他两条蒋介石都全盘接受。

   竺可桢曾经在《常识之重要》(发表于《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一文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知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为真正大学教育之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长校浙大,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的荷枪实弹,竺可桢却一反常态,竟然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所以这样做,也是基于他当校长所坚守的基本立场:即使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也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二、 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1936年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后,4月25日对学生训话,提出“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初临浙江大学时对学生的训话要点》)他从越王勾践讲到明季浙海的抗倭,一直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教育学生要以“宏伟的学问”和“光明的人格”立身处世。20多天后,他对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首次参加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在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问,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同时告诫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表现出了一个一流大学校长所应有的教育思想的高度。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是“奉命于危难之间”。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竺可桢即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在整个西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一再提到陆游、文天祥、陆秀夫、张煌言等气节人物,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王阳明,这是因为后者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都与抗战时的浙大师生有相似之处。生于余姚的王阳明“除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1938年11月1日,浙大在宜山举行开学仪式,竺可桢特地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简略回顾了阳明事迹之后,他对学生们说:“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优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在题为《浙大的使命》的演讲中他又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阳明先生之门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浙大搬迁所经之地,消息闭塞,为此,浙大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办起了《浙大日报》。师生们还演出《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抗日话剧,引来当地村民观看,同仇敌忾之气激荡在赣江上游各地。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为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校长的话让学生们时刻铭记在心,没齿不忘。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起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浙大西迁至遵义时,主要集中在遵义的何家巷、子弹库,湄潭县城湄江镇和永兴镇三处办学,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湄潭县永兴镇的覃廷贵老人,曾在当时的浙大附中读书,与贝时璋等浙大教授的子女是同学。“当时不仅学生穷,老师也穷,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晚上就点桐油灯看书,第二天起床后,不仅鼻孔是黑的,有时脸上也被熏得黑黑的。”

   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0级的一位毕业生曾说:“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未为穷苦流过一滴泪,而且意志极为坚强,当时大家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1940年,浙大刚西迁至贵州时,一年级学生留在贵阳的青岩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上课。尽管60多年过去了,青岩古镇的不少人至今还记得浙大办学的情况。迎祥寺师悟和尚指着寺院后面的一个洞口说:“这里是当年苏步青教授上课的地方。”

   由于敌机时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的教学经常受影响。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来到这个山洞。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我们要在这里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讨班。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接着,苏步青作了第一次报告,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在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战时,科研仪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们就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实验没有电,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就带领物理系的电工,夜以继日地修好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不仅保证了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使师生听到了国际无线电广播。王淦昌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叶笃正做“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课题时,没有观测仪器,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进行修复,以此观测到的数据成了叶笃正硕士论文的基础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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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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