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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代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四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6:38
作者: 毕唐书  

   谈北京大学,当然不能不谈蔡元培;谈蔡元培,也不能不谈北京大学。蔡元培长校的北大,是北大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骄傲。关于蔡元培,美国的大教育家杜威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这里评价的虽然是蔡元培,但同时也间接地评价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所以,杜威的话也不妨这样说: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领导的北大外,恐怕找不出第二所。蔡元培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开始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学生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便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后来,民国诞生,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到蔡元培长校之前,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虽然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等等。期间,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5位校长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自已日后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所以,在蔡元培长校之前,北大虽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大,还谈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腐败之名,远播于外,人所共知。这样的局面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但这种局面随着一个人的到来,立即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从1916年底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践踏人权愤而辞职,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他的北大校长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很快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动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领袖,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从而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期间,蔡元培都做了些什么呢?。

   对此,蔡元培1919年有过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后来,他在1938年12月所写的《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又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从蔡元培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北大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看似平淡的后面,却是他根据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对北大实施的根本性的改造。

   什么是现代大学之精神?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氏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便开宗明义:“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特别强调 ,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应当 “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强调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和服务功能;但服务社会是 “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 “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

   什么是“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

   一是“教育独立”。对此,蔡元培的解读是:“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二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就此做过十分通俗的阐释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这一主张后来简称之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不但成了北京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永远批不倒的教育真言和最为激动人心、彰显人气的口号。

   上述的几点,都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常规、常识,并不是蔡元培的创见。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他的举措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其很多具体做法在时下大学的精英们眼里,甚至会被视为荒唐。例如,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为了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在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称陈独秀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公函发出第三天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又隔了一天,北京大学正式公告聘任陈独秀。其实,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都是蔡元培伪造的。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思想和魄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陈的,一旦下定决心,就 “三顾茅庐”。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于是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办,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陈独秀虽然为北大文科学长,但却没有在北大讲过一节课。再如胡适。蔡元培大胡适23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蔡长校北大后,当时还留学美国的胡适,引起了他的注意。蔡元培看了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加上此前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所造诣,决定聘请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正式聘任胡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自称的这位胡博士,当时却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始为260银元,第二个月便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胡适在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蔡元培的关照。胡适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携,他曾多次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更为典型的是聘任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当时学风也极为开放,学校规定,学生如果觉得教师授课未达理想,学生可以建议学校解聘。27岁的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国学大师陈汉章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就找到当时的北大意见领袖傅斯年,请他出面摸摸胡适的根底,掂掂他的斤两,到底够不够格做北大教授。于是傅先去听胡适讲课。有文字记载: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胡适毕竟古文底子深厚,问到最后,傅斯年并未占到便宜。听到最后,傅斯年反而感到很有新意,很佩服胡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傅和他的同学经常到胡适的家里去。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话与争论,对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从可能成为章(太炎)派国学的继承与传道者,而转变为支持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员大将。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何种程度?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连这事都可“则姑听之”,难怪辜鸿铭称蔡先生“好人”。当然,也有人批评北大“自由散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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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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