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毕唐书:清华大学的“大师时代”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五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5:07
作者: 毕唐书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继而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其实,以钱氏的阅历和学识,问题的答案,他是心知肚明的。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80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民国时期的清华更以其辉煌的历史对“钱学森之问”做出了回应。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是一个大师云集的人才高地,也是一个孕育大师的人才养成基地。当你翻开历史的那一页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什么才叫世界一流大学;你就会明白,清华大学的伟大与光荣在于她曾经是一个出大师的地方,而不在于她是一个出大官的地方。

   一、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 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始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在1949年以后的国人心目中,清华一直是一所工科大学,以工科傲立于世,但历史上清华却是一所文理工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她最为自豪,也最为当时学界和世人所称道的则是她的国学研究院。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国内有心者常思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1925年,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学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表示, "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校长曹云祥开始时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门,并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皆同意移教清华。之后,又陆续延聘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在这些大师中的大师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其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在清华,他们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精神上的导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曾是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和清华的渊源,可上溯至1914年。其时,清华建校刚刚3年多,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人格教育。作为文化名人,梁启超被请来校讲演,演讲题目为《君子》。演讲中他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最后他联系清华实际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的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全校师生之意愿,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是年冬,梁启超因清华幽静而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梁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期间,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从此,他在清华的活动就进一步固定化,影响也更广泛起来了。这年夏,张君劢来清华讲演,反对科学人生观;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在《努力》上撰文为科学辩护,主张“打倒玄学鬼”,从而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的笔战。梁启超先是站在外面观战,随后以 “暂时局外中立人”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关涉理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涉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这场论战,后来分成三大营垒:“科派”中有丁文江、陈独秀、胡适等,“玄派”中有张君劢、张东荪等,持调和态度的则以梁启超为代表。有人评价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役,影响于后世中国思想界颇大”。其中梁氏的立场和观点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清华。 1921年及1922年,梁应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及教育团体之请,讲演关于中国文化、学术问题不下两百次,其所到之处,“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梁启超学识广博,冠以群论,而且能言善辩,盛名远播。或以为其必倨傲自负,实则不然。例如当时学界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看法不一。但他自己则公开向学生表示:“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梁氏这样表示,固然是谦虚,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另一位导师王国维的分量。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美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在他的著作中,仅仅一部篇幅不长的《人间词话》,就压到了不少大师级的学者。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则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几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国维来清华之前,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因不满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某些做法,半年前刚辞去北大的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代表清华国学院亲自登门相请,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因为他曾当过满清逊帝溥仪的老师,所以在应允来清华之前,王还特地赴天津面见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做出最终决定。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来清华后,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他以无意行政事务为由坚辞,只任专职教授。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曾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向其求教,就住在他的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讲课之时,遇到某些问题,他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尚未考虑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此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王国维对清华,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影响是他的投湖自杀。因为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溥仪对他一直很敬重,而在王的心中,他们之间仍然是君与臣的关系,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中国古文化传统中的“士”。1924年,冯玉祥率军进京派人把溥仪逐出皇宫,王国维不离溥仪左右,内心颇受震荡。作为一个“士 ”,他的忠君思想未曾改变过。即便溥仪手无寸权,丧家逃难之时,他也始终跟随,矢志不渝。而且他始终留着辫子,无论在清华园,还是出入北大,即使激进的学子也无人敢剪掉他的辫子。因为他有一种威严在身——知识和身份的威慑力。在清华,他维持了从1925年起到1927年止仅仅两年零三个月的学术生命,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一批大师级别的弟子。1927年6月1日,研究院36名学生毕业,在举行叙别宴会时,他默默无语。当日夜里,他在扇叶上题写了陈宝深《落花诗》。吴宓在《空轩诗话》里说“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殒身之志”。第二天,他于西郊颐和园沉入昆明湖,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王氏死后,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梁启超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中谈到王自杀的动机时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有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但这方面以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的说法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

   陈寅恪(1890-1969),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陈氏是中国现代甚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上,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在世界各国游学期间,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见长。 当时的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在清华,陈氏首先以“三无学人”身份与“三不讲”的治学精神,成为当时清华和中国学界传诵一时的传奇人物。

清华国学研究所开办时,当时留学德国三十五岁的陈寅恪在国内属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但最后却与声望卓著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聘为国学院四大导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153.html
文章来源:共识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