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大志:利他主义与道德义务

更新时间:2015-12-14 23:10:32
作者: 姚大志  
因此,我们需要从观念上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1)我路过河边,见一个儿童跌落在河里,由于河水很浅,我很容易地把这名儿童救了上来。

   (2)他路过河边,见一位成人跌落在河里,由于河水很深并且波涛汹涌,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这个人救了上来。

   (3)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受伤的女童躺在马路上,马上打120急救电话,叫来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

   (4)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受伤的女童躺在马路上,费了很大力气拦住一辆车并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因为医院规定治疗伤患必须先交医疗费,他拿出自己的银行卡为这名女童交了费用。

   (5)某地区发生大地震,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我把自己当月工资的百分之五捐给了灾区同胞。

   (6)某地区非常贫困,有很多家庭难以支持孩子上学,他每个月都把自己工资的百分之二十捐给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行动者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利于他人的,在规范的意义上也都是道德的。但是例子(1)、(3)、(5)显然与(2)、(4)、(6)不同。虽然“我”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我”只能说自己尽了普通的道德义务。“我”既不能说自己是利他主义者,也不能说这些行为是利他主义的。然而,“我”必须承认,例子(2)、(4)、(6)中的“他”是一位利他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是利他主义的。而且,“我”也必须承认,我所做的事情通常情况下都属于举手之劳,而“他”的这些行为则是“我”目前无法做到的,尽管“我”愿意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道德榜样。

   “我”为什么做不到例子(2)、(4)、(6)中的事情?要做到(2),行为者必须冒极大的生命危险。要做到(4),行为者必须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许还包括金钱和无穷无尽的麻烦。要做到(6),行为者必须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的牺牲。冒这样的生命危险,付出这样的精力和金钱,作出这样巨大的经济牺牲,这些东西不能作为道德要求强加于人。这些要求不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给人们增加了过于沉重的负担。因此,做这些好事是利他主义的,但是它们不是道德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利他主义是自愿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利他主义的好事,那么他不是不对的,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责难。相反,道德义务是强加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履行其道德义务,那么他是不对的,并应该因此受到责难。

   道德义务是指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如果他做了道德义务要求他做的事情,那么他是对的。如果他没有做道德义务要求他做的事情,那么他就是错的。按照道德义务行事,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在这种意义上,道德义务之于公民个人具有强制性,它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你没有借口逃避这些义务。

   什么是人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一些道德哲学家试图对道德义务进行概括,把它们归纳为为数不多的几大类,如忠诚、赔偿、感激、正义、仁慈、自我提高、不伤害等等。④但是,任何这样的概况都是不完善的。因为,一方面,人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文化的不同,不同地方的人们或民族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把“孝道”看作一种头等重要的道德义务,而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则未必这样认为。

   除了对道德义务的内容进行概括,我们还可以从形式上对它们进行分类。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规则伦理学”,另外一个部分是“美德伦理学”。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道德义务:一种道德义务对应于“规则伦理学”,它要求我们按照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行事;另外一种道德义务对应于“美德伦理学”,它要求我们培养美德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美德。另外一种分类是把道德义务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如“互相援助”的义务,后者如“不伤害”的义务。

   利他主义则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表明它不属于道德义务。为了明确两者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对比:(1)道德义务是强制性的,利他主义是自愿的;(2)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未必值得赞扬,而利他的行为都是值得大力赞扬的;(3)道德义务通常不会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利他主义则与自我牺牲是连在一起的;(4)利他主义者更为重视他人的利益,而道德义务并不包含这样的要求。概括起来,道德义务是一种“必须”,它对每个人都具有强制性;利他主义是一种“应该”,它是人们道德努力和道德完善的目标。

   因此,道德哲学家通常把利他主义的行为称为“超义务的”(supererogatory),比如说“博爱、怜悯、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这样的行为。⑤这些“超义务的”行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做出这些事情的人也被看作道德的楷模。这样的人处于更高的道德境界,在不同的时代,他们也被看作各个时代的圣人。在这种意义上,履行道德义务是一个“成人”的问题,而追求利他主义则是一个“成圣”的问题。

   虽然超义务的行为比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是更值得赞扬的,但是两者相比,道德义务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因为一个人需要首先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然后才能做超义务的事情。你首先是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够做“圣人”。也就是说,利他主义是更值得赞扬的,但是道德义务是更基本的。另外,道德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达到的道德底线,而利他主义体现的是更高的道德追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道德义务都是在先的。

   虽然履行道德义务是道德的底线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很容易做到。影响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是义务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某些场合,一个人负有不同的道德义务,而这些道德义务之间则可能是冲突的,这样就会使他处于困境。比如说,一个朋友犯了某种罪,逃到你家里,请求你找一个地方把他掩藏起来。你处于两难的境地:“忠诚”的义务要求你把他藏起来,“正义”的义务要求你把他送到警察局。对于这种情况,道德哲学家主张,两种义务中有一种不是你的义务,而哪一种不是你的义务取决于你的反思判断。⑥

   影响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更重要因素是义务与自我利益的冲突。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应该把待扔的垃圾放在自己家里,但是他们为了自己家里的整洁而把它们放在楼道里(侵占了公共空间并破坏了公共卫生)。再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应该帮助遭遇车祸倒在地上的女童,但是他们为了避免麻烦而扬长而去(给120急救打一个电话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履行道德义务看得太轻,那么当个人利益与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被放弃的永远(或通常)是道德义务。

   一方面,我们应该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某些场合,两者会发生冲突。比如说,目前在中国被广泛关注的“老人倒地”问题:一些路过的人们扶起了倒地的老人,随后就被该人或亲属指认为肇事者。毫无疑问,帮助伤病倒地的老人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但是,如果帮助他人会使当事人面临极大的“被讹诈”风险,那么这种道德义务恐怕就止于给120急救打个电话了。道德义务不能给行为者施加过重的负担,不能要求他做出重大的自我牺牲。否则,它就不是道德义务而是超义务了,它所奉行的就不是行善原则而是利他主义了。

   四、正义的社会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把道德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另一类是超义务的行为。前者在道德上是强制性的,而后者是自愿的。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的一名成员,他必须履行与其相关的各种道德义务。在这种意义上,道德义务是一种更基本的道德要求。超义务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它作为一种美德,要求人们舍弃“小我”,关心他人,体现出忘我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因此,这样的利他主义者成为人们学习的道德楷模。

   就个人来说,每个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生活。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幸福生活,而这些生活之间可能是冲突的。道德的功能在于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给予了约束,使之符合公共的规范。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说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这并不否认某些人能够像康德伦理学所说的那样“自律”,而是说道德是一种公共规范。作为一种公共规范,道德对人的行为施加了约束。因此在很多场合,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道德要求是冲突的。

   那么如何解决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是人之本性。如果一种道德是合理的,那么它应该承认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尽管它要对此加以约束。道德之所以要对人们的追求加以约束,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可能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在这种场合,道德本质上是对人们之间利益的调节,为此,这些道德约束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义务。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我们曾把道德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义务,另外一类是超义务。如果幸福生活与道德义务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让步的应该是幸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必须调整他的生活计划,使之符合道德的要求。如果幸福生活与超义务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超义务没有理由使幸福生活让步。或者说,超义务要求幸福生活给它让步,这不是合理的。当然,幸福生活本身也没有理由要求超义务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正是很多人经常面临的道德难题:他想让自己特别是妻子和孩子过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同时他也想做更多的利他主义善事。在这种意义上,幸福生活与道德要求的冲突实质上是它与超义务的冲突。由于面对这种冲突的人通常对自己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所以这种冲突在心理层面上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要解决幸福生活与超义务之间的冲突,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个人性质的,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公共的。⑦

   所谓个人性质的道路是指,当事人决心做一个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为此他不仅要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而且也要放弃使自己的孩子和家庭过更幸福的生活。他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而活。“我”这个词不再有任何意义,为他人着想占据了所有的心灵空间。他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他人,他能够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尽管某些道德哲学家认为只有通过宗教上的皈依才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我认为不必如此。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位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而这样的人是终身的、专业的“志愿者”。所谓公共的道路是指,这些先前由个人来做的利他主义善事现在改由社会来做。社会或者国家承担起照顾人们福利的责任,为人们的生老病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这些社会制度涉及就业、医疗、教育、老年等等,它们从各个方面为人们过一种幸福生活提供了保障。这样的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目前,我们有可能做到的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做出这样的正义安排,但是从道德的观点看,整个世界也需要类似的正义安排。这就是全球正义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人的一生中,你在某个时刻(童年、伤病或老年)必然需要别人的帮助。当然,你在很多时候也能够帮助别人。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社会)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并且也应该互相帮助。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依赖于这种互相帮助。没有这样互相帮助的社会如何能够存在,这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互相帮助有三种表现形式,它们或者表现为道德义务,或者表现为超义务,或者表现为社会正义。正如个人无法承担所有帮助他人的事情一样,社会或国家也不能承担所有的事情。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所有这三种形式的互相帮助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注释:

   ①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7.

   ②这个批评首先是由威廉姆斯提出来的。参见Bernard Williams,"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J. J. C. Smart and B.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erson, Character, and Morality," in Moral L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这种批评是罗尔斯提出来的。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 164-165。

   ④罗斯:《正当与善》,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⑤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0.

   ⑥R. M. Hare, Moral Think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 26.

   ⑦在这个问题上我受惠于内格尔的思想,尽管他的第一条道路是宗教上的皈依。参见Thomas Nagel, The View from Nowhe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5-207。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131.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5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