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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研究

更新时间:2015-12-14 22:52:19
作者: 李建伟  

   【内容提要】 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具有彰显政府的投资政策取向与提供严谨的责任规范体系的双重维度。2013年公司法修正引入的资本认缴制,反映了更加自由化、激励股东创业的资本制度政策,但保护债权人的相应责任规范有所缺失,由此带来的一个司法适用难题是:在非破产的场合下,能否裁判加速到期未届期的股东出资责任?对此,存在很大的理论争议,本文论证了加速到期的法理正当性,并指出在现行公司法律体系下,建构债权人追究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规范依据有四种路径,包括公司法的立法完善、法律解释、扩张性司法解释与合同法路径选择等。 

   【关 键 词】资本认缴制/补充赔偿责任/责任加速到期/债权人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认缴制带来的债权人保护难题

   如果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到期债务,债权人可否请求约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到期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说未到期的股东出资义务能否加速到期?依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与本问题相关且可待适用的法律规范有二。一是破产企业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此规定明确了只有在公司破产场合下,股东出资责任的履行不受约定的出资期限限制。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三)第13条第2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规定适用的前提,乃是被诉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也即构成了实际违约,实际违约的构成以合同义务期限已经到来为前提。可见,出资义务违反之认定,与出资期限之既定密不可分。如果某股东没有构成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因为章程所规定的出资期限还有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债权人还要相应地等待一个可能并不算短的期限。这里的问题是,债权人在等待期限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仅是一种心里煎熬,更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现实风险。至此,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可以更明确地限定一下:在公司破产以外的场合下,未到期的股东出资义务能否被加速到期?这一问题,如果说在2005年公司法时代已经存在,那么在2013年修正公司法引入资本认缴制之后无疑将更加突显了。这是因为,在2005年公司法上,出资期限之既定的标准有二,一是股东在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是为约定期限;二是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一条规定的2年、5年的法定期限,其中约定期限不能超出法定期限。现在法院裁决面对的问题是,由于法定期限不复存在,只剩下股东通过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且这一期限由于完全的意思自治而可能存在过长的问题,实践中已出现了100年出资期限的案例。如果说2年、5年的期限尚可忍受的话,那么长达数十年的等待期,可能完全逾越了正义的法律底线。

   二、现行公司法没有提供合适的救济路径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两个维度

   公司资本制度之设计与形成,在微观上涉及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多方利益主体之利益关系调整,在宏观上涉及一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政策、创业就业与经济发展等多重公共利益目标,故而具有双重维度。维度之一,就是关于投资制度的法政策选择问题。在很多场合与价值框架下,资本形成制度的宽严主要是一项法政策的选择,宽与严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法理上的优劣之分。无论从改革背景还是立法者的初衷来看,公司法2013年修正案放弃最低资本制、采用认缴制等多项重大立法改革举措的出台,更多的是政府藉此释放一种政策信号,以表彰简政放权、最大限度激发民间投资热情的施政理念,有学者总结为“弱化行政管理机制、强化契约责任机制”。此种政策选择在很多时候是政治性的、价值性的、宣示性的,比如建立更宽松、更鼓励创业与扩大就业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自由度的国际评价等等。实际上,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从2005年公司法的3万元降低到2013年公司法的1元,对于债权人保护的功能而言几乎可以说无甚差异,政府(以及立法者)藉此更多的是为了宣示一种倡导投资自由、维护营业自由、鼓励创业、激励创业的财经政策。①维度之二,则是一个包含多重民事法律关系、肩负保护债权人利益保护功能的严谨商事法律规范体系,尤其是完整的责任规范体系。但在另一方面,回到公司立法规范结构上来,特别是公司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上来,公司资本制度又是建立在民事请求权体系基础上的一个行为逻辑严整、权利义务体系化、法律责任完备化的法律规范结构,包含着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多利益主体之间的权、义、责关系体系,尤其是,其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功能不应遭到轻视。就其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功能而言,该功能之所以起作用,核心制度设计是瑕疵出资股东对于公司债权人的责任体系及其实现机制,这是一个严密细致的私法规范设计。

   关于公司法与债权人保护的真实关系,或者说公司法担负着怎样的保护债权人的功能,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未有定论。我们大致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这一命题:其一,债权人保护是公司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与价值目标之一。这正如我国公司法第一条所规定的:“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其二,债权人保护并非公司法的首要立法目的与价值目标。在大陆法系,债权人保护主要是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的立法目标与任务。同时,债权人保护的规范结构是多元的,也是多层次的,该规范结构的基础性支撑主要是以合同法为核心的债法,而不是公司法。其三,公司债权人保护具有多层次性,其中公司资产上附着了多类债权请求权,其基本排序是:(1)劳动债权,包括普通职工的薪酬请求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管的报酬请求权等;(2)公法上的债权,主要指税款;(3)有担保的债权;(4)无担保的债权;(5)股东的分红、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此外,一旦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清算费用成为所有债权请求权中的最优位债权。其四,就公司法所担负的保护债权人功能而言,主要是由公司法上的资本制度部分来完成的。

   (二)2013年修正案的规范设计之失

   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如何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功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价值判断。长期以来,由于不恰当地夸大了资本制度在保护债权人方面的功能,僵硬、片面与静态地理解公司资本信用,由此导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过于严苛,在付出了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伤害经济发展公平与活力等重大代价的同时,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也收效甚微。②这一经验教训是深刻的。2013年底公司法修正的目的是资本制度的宽松化。从中外各国、地区的历史经验看,任何严苛的资本规制措施,都会被实践所规避,反而造成普遍违法的局面。而资本制度的放松,更好地体现了股东利益,极大地降低了投资创业的门槛,有利于激发市场投资热情,也有利于现代经济下知识产权的创业和现代新型金融工具的运用。这也是世界上数十个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地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此次修法改革的主要举措是针对27个特殊行业之外的普通公司的,一是废止了最低资本制,二是引入了资本认缴制。认缴制意味着注册资本可以“零首付”,且股东出资数额、出资期限均由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自行约定。这一变革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矫枉不能过正。公司资本法制确实担负着一项预设的制度功能,也即弥补股东有限责任对公司债权人保护不周的缺陷,以有效地维护债权人利益。2013年修正案引入的股东资本认缴制,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普遍担忧,尤其是股东出资期限由法定转为约定,股东出资义务处于长期的不确定状态下,如发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的债权利益究竟该如何保护,更值得探究。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上述案例放在认缴制背景下,债权人需要等待的时间可能需要以数十年来计,这一假定尽管尚为理论假设,但并不褊狭,更断非空想,实践中已出现承诺出资期限畸长的公司。这种过长的出资缴纳期限必将引发上案所涉的股东责任承担问题。其实,上设案例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在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但也未进入破产程序的场合下,股东要否丧失出资期限利益,从而法院得以裁决加速到期其出资义务?对此,2013年修正案没有给予明确回答。

   三、股东出资责任可否加速到期的理论争议

   (一)三个学说的论争

   在非破产的场合下,股东出资期限之被加速到来,意味着股东出资期限利益的丧失。2013年修正案通过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期限能否被加速到期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尤其能否适用公司法规定三第13条第2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1.否定说——出资不到期的股东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该观点认为,公司资本法定变革为章程约定后,关于公司注册资本为公司债权人一般财产担保的基础被动摇,公司债权人对股东关于出资的诉请,如果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实际缴纳约定(包括出资期限的规定)相吻合的话,其主张有可能实现,否则会落空。③换言之,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期限未到的,债权人不能依据公司法规定三第13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主张否定说的人们,所提到的具体理由不外有四。(1)缺乏法律依据。根据目前法律规定,认缴出资的期限提前到期仅限于公司破产的场合,除此之外不应该被提前到来,债权人应当尊重股东关于出资期限的约定。(2)严格解释法律。根据公司法规定三第13条第2款,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之一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判断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依据其认缴承诺而言的。若股东未违背认缴承诺,就不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自然无权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风险自担。债权虽为相对权,但经过公示即具有一定的涉他效力。股东的出资期限同样如此。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记载股东出资期限乃属于公司章程的公示信息之一(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国务院出台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要求,公司应将出资期限等情况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形式,公众更易获得股东出资信息。若债权人明知股东缴纳出资期限未到并与公司交易的,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均负有尊重股东期限利益的消极义务。(4)存在其他的救济途径。一是行使撤销权。若公司与股东的出资期限约定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债权人可基于过长的出资期限约定乃属于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而提起撤销之诉,要求股东按原出资期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延伸而言,循否定说的逻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可资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颁布的《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8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依照本条规定,“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的,债权人得提起撤销之诉来撤销该协议。在此,可将这一规定作适当的扩张解释,从而将股东约定的过长的出资期限情形纳入债权人撤销之诉之事由。二是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当作为义务人的公司资本构成中存在较大比例的较长缴纳期限的出资,而公司又明显欠缺交易偿债能力,就表明股东利用公司人格开展营业乃是欠缺诚意,目的在于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降低到极限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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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司法》(京)2015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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