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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

更新时间:2015-12-14 15:34:29
作者: 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实践为检验准则,从多个角度立论,为周扬的十七年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教训必须记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观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的观点,和“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的观点做了基于理论和事实的辩护;认为1983年那场讨论留下三点启示。本文结论是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是反思的结果,是感悟的产物,所讲的是真话、实话和诚恳的话。他的晚期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被当成“二阎王”和“文艺黑线”的“祖师爷”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斗争。他被关到秦城监狱,孤独、悲惨地度过了九年的时光。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批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当年7月14日,周扬走出秦城监狱。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周扬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1977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7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列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后,周扬官复原职,回到中央宣传部,继续担任副部长,主管全国文艺工作。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同步,对全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周扬晚期(1977-1989)的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晚期的文艺思想是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路线形成的前后发表的,这里有对于“四人帮”的文艺思想痛彻骨髓的批判,有对于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和以前的种种言行、特别是对于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左”的不当做法和说法的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检讨,有对于文学艺术问题难得的自由的感悟,因此,周扬晚年的新鲜活泼的文艺思想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

   批判“四人帮”对文艺事业的破坏,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思想,是周扬晚期在几乎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扬认为,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正确评价30年代革命文学的历史;二是正确估价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三是我们同“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在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周扬认为我们同“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里以此讲话为主,兼及周扬的其他文章,做一个梳理:

   (一)如何对待文化遗产

   我们一向主张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一概排斥。“四人帮”对文化遗产采取“彻底扫荡”的态度,他们不但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艺、开国以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否定整个人类进步文化的财富,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大批的古典的进步的文艺书籍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说什么从《国际歌》到那几个“革命样板戏”一百多年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是一片“空白”,只有到了江青,才开辟“无产阶级的新纪元”①。的确,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做得最极端的事情之一,把一切文化遗产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大黑货。文化的饥饿、审美的饥饿是空前的。周扬说:“不介绍、不研究外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学习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面,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对它亦步亦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对它进行评价和批判,对它的反动倾向不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是投降主义,当然也不行。”②采取这种既吸收又批判的态度,才是对待中华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二)需要什么创作方法

   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四人帮”主张“主题先行”、“三突出”之类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认为创作可以不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概念出发,闭门造车,向壁虚构。“三突出”的思想基础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③。周扬认为英雄人物还是要写,但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写。他说:“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能要求把这种人物写成天生的英雄,十全十美,高大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过程,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公式制造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正是英雄人物的反面和丑化,只能引起读者的厌恶与嘲笑。”④可以说,“四人帮”笔下的英雄是编造出来的,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周扬所说的英雄则是真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把我们写英雄与“四人帮”写英雄区别开来。

   (三)要不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科学和繁荣艺术,而非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毁灭文化,毁灭艺术,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根本分歧之一。“四人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束之高阁,多少年都不提它⑤。周扬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特别谈到“科学无禁区”的问题,他说:“‘科学无禁区’这句话原来是针对‘四人帮’设置的大大小小的禁区讲的,这些禁区窒息了人民的民主空气和活泼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与艺术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恐怖局面。不打碎他们设置的禁区,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科学就不能发展。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⑥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把对“四人帮”的批判提高到路线的高度。他说:“‘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极‘左’路线。他们篡改和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极大地败坏了革命文艺的声誉。他们歪曲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他们在文艺上传播的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帮八股的恶劣文风,及其所推行的各种荒诞措施,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流毒之深,至今尚待肃清。”⑦这些批判是严正的,打中要害的,它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

   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全新的阐释

   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情有独钟,不但在延安时期和在建国后的50、60年代致力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而且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在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也有不当说法之后,周扬晚年仍然充满热情地重新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但是他的阐释有了全新的内容,这是他顺应时代变化的结果。他的阐释主要包括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周扬不再像50、60年代那样过分强调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向度来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伟大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与政治性是统一的。”⑧在这段话中,周扬对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这一点上,而提出过去从未提出过的、作家可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这是观察视点的变化,他不是从政策的统一视点去看生活,而是从以个人体验为本位的视点去看生活。这两个不同的视点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后一个视点才真正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如果周扬在建国之初就有这种理解,那么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会纷纷搁笔,放弃文学创作,而会乐于拿起笔,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体验的、深思熟虑的生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理解、描写和评价生活,我们十七年的文学该会涌现出多少优秀作品!实践证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走了这一种文艺与生活关系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周扬也有新的解释。他说:“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与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⑨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呈现生活真相的问题,如果敢于呈现生活的真相,那么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因为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在这里对创作不设置禁区是理所当然的。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周扬在此前与此后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都有所阐述。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从两个角度切入: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周扬认为:“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与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政治于影响。”⑩这第一个角度是把政治理解为人民的利益与需要,所以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其次,周扬又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党提什么政治口号,就要求文艺紧跟,并且图解这个政治口号呢?在这里周扬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凭个人感情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这第二个角度是从党领导文艺的方式方面进行论述。尤其是最后一句“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真正解放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给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这两个角度互相补充,一方面说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的政治,一方面呼吁给作家创作的自由,这种理解是可取的。

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后,周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周扬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来梳理文艺与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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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0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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