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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辉:章太炎的革命方略与边疆建设

更新时间:2015-12-13 22:46:07
作者: 王鹏辉  

  


   内容提要:章太炎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前列,深知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结合“夷夏之辨”和民族主义,参与制定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章太炎“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而成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内在的冲突,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带是否构成国家主权领土成为章太炎民族主义革命的理论困境。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章太炎投身东北边疆建设,表明对国家非汉族群聚居边疆领土统一的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

  

   关键词:章太炎  革命方略  边疆建设

  

   19世纪70年代以降中国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刺激了革命的新兴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巨人和宗师。孙中山和黄兴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他们的政治实践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章太炎则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问家,革命与学问在其身融为一体,兼具革命家和学者的双重品格。梁启超称章太炎“排满信念日烈”,“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1]鲁迅评价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2]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既曾并肩战斗,又曾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学术界对于章太炎的研究在革命政治实践、思想学术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都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成果,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3]然而,章太炎在革命建国的历史潮流中如何认识国家的边疆主权和领土范围及其革命方略与边疆的关系仍有待探索。章太炎身处中国的现代国家创建时期,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对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理论及革命的策略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4]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和国家建设规划中都有特定的边疆要素,章太炎对于中华王朝的边疆和中华民国的边疆认识和实践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本文尝试探讨章太炎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认知、革命方略中的边疆因素和政治实践中的边疆建设方略。

  

一、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

  

   章太炎早年接受了严格的经学训练,熟悉传统舆地之学的史地知识,清楚传统中国国家疆域“夷狄”所居的边疆构造。光绪十七年(1891)至十九年(1893),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期间,考释“郁夷”和“柳谷”时,[5]征引《史记》及《汉书·西域传》。解释“西旅献獒”条时涉及西北诸羌,[6]征引《汉书·赵充国传》。另外在解释“九貉”条时涉及关外敦煌郡白龙堆沙,[7]征引《汉书·地理志》。甚至到1933年章太炎表彰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日,依然能信手使用汉代冯奉世在西域矫制平定莎车叛乱的典故。[8]可见章氏对汉代西北边疆故实非常熟悉。章太炎在1908年—1911年间在日本作《东夷诗》十首,[9]其中第九首诗以汉朝全盛时代的边疆武功为主题:

  

   汉家昔略地,戍卒留边野。大夏见卬竹,西极来天马。粲粲西人子,胡祆相巫鼓。或复转珍异,市闾盈斥卤。荐食历岁年,岂复烦师旅。此党独殊绝,先导资时女。弹筝挈空侯,利屣堪盘舞。持此作颜行,弥胜诸商贾。军气从之扬,一鼓坚城下。都护何所为?守此娟娟者。[10]

  

   西汉把西域纳入国家版图,设置西域都护府的建制管辖其地,开启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不仅对中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具有欧亚大陆的世界史意义。显然,章太炎对汉代的边疆舆地有着精深的知识。

  

   章太炎也熟知晚清西北边疆史事,在日本与宋教仁谈论反清革命事业提及曾国藩、左宗棠的英雄事功,太炎从收复新疆角度论证“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11]章太炎对西方地理学关于地球圆形、赤道、北极等知识有所掌握,并以《管子·地数》中的舆地知识附会新知。章氏接受西方地理新知,改变了中国居于天下地理中心的观念,“惟中国偏于东北,故东北之夷狄近,而西南之蛮戎远”,[12]但仍抱有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优越感,转而认同魏源的学说:“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3]

  

   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章太炎受到甲午战争战败的国家危机刺激,走出诂经精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参加强学会,担任《时务报》撰述,“与尊清者游”,[14]追随康有为、梁启超,赞成维新变法。章太炎对19世纪末亚洲局势有自己的看法,悲叹“今中国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系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15]警惕中国边疆危机中的日本、俄国因素。章太炎的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来自舆地学,其在“东方盛衰”中明了中国国家疆域的地形特点是“自葱岭而东,其山东趋,其水东流”。[16]章太炎对于蒙古自元末北迁至清代的历史变迁极为清楚:

  

   蒙古则自顺帝北窜,其大子曰阿裕锡里达赖汗者,子姓犹不绝如线。数世以后,遂为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横有漠北,血食至今。且南则科尔沁等五十一旗,西则四额鲁特,皆其种族,或尝佣牧马。……及噶尔丹作,以牧圉侵轶其故主。漠北诸部,皆鸟窜兽遁,南下保近塞地,荡析离居,莫有宁处。仁者矜而覆之,复其戎萦之地,致其九白之贡,筑阿尔泰山为屏树,以断准部之钞掠;以其无政事法守,为置库伦辨事大臣以纪纲之。[17]

  

   章太炎对清朝蒙古各部在塞北边疆和西北新疆的分布流变有深刻的认识,显见其对清朝初年的边疆政策抱有“仁者”评价。章氏对晚清俄国对中国造成的边疆危机更有清醒的觉察,他指出:“彼俄罗斯之未事蒙古者,方有事东胡耳。黑龙江、吉林之壤,政既匡饬,道既洞通,则自呼伦贝尔城以西噬客尔客,其举之之易,若以一手足撅春草也。剥床以肤,吾诸夏之忧方大,而彼犹醒醉偃卧而不遽觉。”[18]俄国在有清一代对中国边疆的侵蚀,确实涵盖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北方边疆,章太炎洞明中国东北边疆和北部边疆相互依存的关联结构,进一步指出了作为边疆地带的蒙古社会毫无警醒的危机状态。

  

   章太炎在“尊清”时期对中国疆域的统治官制上形成了“分镇”方略,认为“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章太炎对包含边疆地区的国家疆域重新进行统治规划:

  

   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谓三江、浙江)。[19]

  

   章氏以方镇为封建,提出分权自治为核心的改革地方行政的政治方案,明确包括新疆和西藏,其实内含着应对中国边疆面临西方殖民帝国瓜分危机的革政方案。章太炎面对19世纪末西方殖民帝国瓜分中国疆域的时局,质问道“今自九服以内,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20]力图从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中寻求近代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

  

   光绪二十五年(1899)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避难台湾,后从台湾到日本,通过梁启超与孙中山结识,激赏孙中山“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的革命卓识。[21]显然,中国被瓜分的领土首当边疆区域,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是准备舍弃中国的边疆领土。1902年,章太炎同孙中山讨论了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问题,于1904年写定《定版籍》。章太炎在修订《定版籍》时,再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特性:

  

   中国所包方域,夷夏尽有之。塞下不可虚,其地广莫,量以缏索而不计步,此不能无业主。内及腹中膏腴之壤,有人耕二亩者矣。是故宽乡宜代田,狭乡宜区田,独宽狭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22]

  

   章太炎认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但从赋税制度的角度声明中国边疆与内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应对不同的土地利用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章太炎筹谋未来国家经济制度和百姓生业,自然地把“夷狄”所居的边疆社会纳入其中。

  

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与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疏离

  

   1900年以后,章太炎从“尊清”变为反清,宣传排满革命,删定《分镇匡谬》,转向革命党人的革命方案。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基本排除了清王朝的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1902年初,章太炎在日本和孙中山定交。次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清政府以“苏报案”逮捕入狱。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前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领袖的立宪党人的《新民丛报》论战,反对立宪保皇,宣传排满革命。章太炎发掘《春秋》“夷夏之辨”思想,论证推翻清朝政府的必要性及正义性,是其革命宣传最得力,影响最大的部分。[23]章太炎还参与制定了指导全国革命起义的纲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支持孙中山以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1907年章太炎主编《民报》社出版的临时增刊《天讨》,其中《讨满洲檄》控诉满清政府的罪行,鼓动激进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论说排满革命,并“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24]明确地把非汉族群聚居的陆地边疆地域排除在中华民国的国家疆域之外。

  

立宪党人杨度1907年发表主张君主立宪的《金铁主义说》,尖锐地指出排满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可能引发汉、满、蒙、回、藏之间“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的仇恨,最终导致“全体瓦解,外人乘之”的瓜分困境。[25]杨度力主“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自然地把中国国家领土界定为“而今中国之二十一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回部、西藏,未尝有一焉不以为中国之土”。[26]立宪党人认为边疆的各族与领土是选择中国政治方向的特别因素,并作为中国实行民族主义的事实依据。章太炎立即以《中华民国解》针锋相对,依据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界定中国和中华,“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27]置非汉族群聚居的陆地边疆以可有可无的境地,排斥非汉族群,不以华民相认同。另外,章太炎还从当时西方列强瓜分清王朝边疆的国际形势出发,指出英国窥伺西藏和沙俄染指东北、外蒙、新疆,“此虽满洲政府不亡,其势犹不可禁”。[28]随着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一系列边疆革命的失败,章太炎对孙中山专注于以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产生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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