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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龙: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更新时间:2015-12-12 16:44:53
作者: 展龙  

   【内容提要】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著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明代/诣阙上诉/国家政治

  

  

所谓诣阙上诉,是指官民直接向皇帝陈诉舆情,揭露时弊,申诉冤狱,状告贪污,乞留清官等。诣阙上诉源于周代,成于唐代,盛于明清,终于“京控”[1]。诣阙上诉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等,是朝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的重要途径。明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广大民众初萌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在广开言路政策的推助下日益浓郁,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勇敢打破常规诉讼程序,直叩阙下,申诉民意,以异样的舆论形式彰显了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而其陈诉的一系列话题,一定程度上成为监督、预警和矫正明廷执政理念的重要舆论资源。然而,对于明代诣阙上诉这一重要问题,迄今论者尚少,仅有研究成果,多从法律层面考察了明代诉讼制度及“好讼”之风。因此,本文拟在考察明代诣阙上诉的生成机制及其表达的基础上,着重对明代诣阙上诉与地方社会问题、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运作、诣阙上诉的政治意蕴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予以探究,以期全面观照明代社会舆论的真实生态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明代诣阙上诉的生成机制

   作为一种社会“泛意识形态”(pan-ideology),社会舆论反映民众呼唤,是感受社会冷暖的“皮肤”[2]。有明一代,文网密织,文狱泛滥,文化专制臻至高峰。但在此背景下,社会舆论却以民心民意的集合意识和群体信念,突破帝国体制的层层藩篱,伴随此起彼伏的政治变动和社会思潮而日益勃兴。其间,诣阙上诉作为一种非常态化的政治现象,超越常规司法程序,将基层民意径陈阙下,形成民众与皇帝舆情互动的生动态势。

   明制,访民须自下而上逐级上访,依次为地方县、州、府、省—按察司、监察御史、巡按御史—通政司、刑部、都察院—登闻鼓—皇帝。按照级别管辖规定,民事诉讼案件归属县、州、府,若理断不公,或“冤抑不理”,民众方可赴巡抚、按察司、巡按御史等处上诉,“凡有告争户婚、田土、钱粮、斗诉等事,须于本官衙门,自下而上,陈告归理”[3](卷211,追问公事)。若访民冤屈未伸,则需逐级上访,“凡按察司官断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枉者,许赴巡按监察御史处声冤。监察御史枉问,许赴通政司递状,送都察院伸理。都察院不与理断,或枉问者,许击登闻鼓陈诉”[3](卷209,风宪总例)。除此之外,访民不可越轨蹈矩,越级上诉,否则将受到惩罚,“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4](卷22,刑越诉)。然至宣德时,越级上诉者络绎不绝,明廷不得不重申越诉律令:“凡民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者,仍发戍边。”[5](卷100,宣德八年三月壬申)此后,对越诉控制得更趋严格。景泰时,民众越诉,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6](卷94,刑法二)。成化时,甚至禁止民众越诉贪腐,“各处军民词诉,除叛逆机密等项重事……俱要自下而上陈告。若有蓦越奏告者,俱问罪”[3](卷169,诉讼)。不仅如此,成化时为严惩“枉叫冤枉”的访民,一度让其背负百斤木枷示众一月。[7](P256)

   明代民众上访与司法之间始终存在纠结和矛盾,并由此衍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诉讼路径。一方面,在法律框架内,明廷严禁越诉,若访民确有冤屈,便可得到法律的支持和情理的认可,并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直诉皇帝;但若无冤,则是“愚民”、“刁民”和“刁徒”,将会受到惩罚。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诣阙行为,明代司法不仅没有限制,甚至会根据实情予以鼓励。如洪武时,凡官员贪污受贿、残暴虐民,民众即可赴京越诉,“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8](卷33重惩贪吏)。这为诣阙上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当然,明代民众诣阙上诉之所以得到官方认同和司法许可,尚取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诣阙上诉发起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明代民众诣阙一般限制在自然属地内,小者以里甲为单位,大者以州县为单位,这种有限的舆论空间、舆论规模和舆论状态适应于专制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参与诣阙的访民来自同一地域,社会阶层极为广泛,既有基层的里老、耆民、生员甚至普通民众,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吏、宗藩等。其中,年高德望里老耆民代表民众的普遍利益和共同心声,往往最为统治者重视。另一方面,专制时代,普通民众虽无言论自由,但其在朝廷施政理念的框架内,仍是具有独立表达意愿的社会群体,诣阙行为是他们对社会问题的集体判断和理解。

   二是诣阙上诉有鲜明的舆论话题和利益诉求。明初鼓励民众诣阙上诉,陈述困难。洪武二十五年(1392),兖州曹县耆民诣阙称本县主簿刘郁廉勤爱民,明太祖说:“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9](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庾辰条)这种鼓励性的言语和举措,促使民众诣阙上诉,反映民间实情。宣德三年(1428),有奸民因其家被知县郭完责罚,心怀不满,意图诬告。县中里长老人诣阙上诉,称知县“廉洁正直,爱民勤事”[5](卷35,宣德三年春正月己酉条)。正统时,巡抚于谦因得罪太监被贬为大理少卿,此举引来山西、河南吏民的不满,纷纷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6](卷170,于谦传)。总体上,诣阙作为民众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其鲜明的舆论话题和利益诉求,无疑具有传布社会舆情、矫正地方司法、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

   当然,明代民众之所以要突破司法程序,以极大的勇气诣阙上诉,不仅取决于以上两点,更与地方司法程序缺失、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等现实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一是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有失公正。地方官员统领一方行政和司法大权,民众是否诣阙上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执法能力和水平。明代地方官员在受理民讼时,时常唯利是图,巧取豪夺,恣意贿赂,以致民众冤屈难伸,只好绕过地方,赴京越诉。如宣德初,民众负冤赴京陈诉者日众,原因是:“府州县不得其人,小民受虐不能自存,赴诉府州县,府州县受赇纵奸,往往反坐以罪。又诉于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亦有以枉为直,以是为非,或淹禁致死者。”[5](卷54,宣德四年五月癸酉条)这种现象在明中后期更趋严重,地方官司在审理民讼时,动辄罚人财物,中饱私囊,“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有些官员甚至不惜“假立文簿,虚作支销”[10](卷99,成化七年十二月甲申条),不拘事之轻重,理之曲直,一概滥受,“惟知规利是图,不顾虐民之惨”[11](别集•公移卷2,祛积弊以苏民困案)。但与此同时,有些官员遇有诉讼,时常推诿,按压不理,民众有冤难诉,只好诣阙上诉。

   二是基层老人理讼机制逐渐废弛。明初,为应对民众上访,特设老人“理其乡之词讼”。举凡户口、婚姻、田地、斋居、斗殴等民间纠纷,老人均可会同里胥解决,若“事涉重者,始白于官”。民众有冤须先上访老人,不得“径诉县官”,否则便是越诉,将受到处罚。[9](卷232,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条)但实际上,很多老人在应对乡间争讼时,极难做到公正理断,甚至作威作福,横行乡里,“老人之设,本以理断民讼,劝戒顽愚,今多不遵旧制,往往营求差遣,图利肥己,于其所当理断之事,略不究心”[5](卷59,宣德四年十月乙亥条)。对此,宣宗深有感触:“比数闻老人多营差遣,生事扰民,挟制官吏,贪赃狼藉,莫敢谁何。有‘无印御史’之号。”[5](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戊申条)不仅如此,老人制造冤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正统二年(1437),高邮老人陆仁诬陷判官谢茂,而兵部侍郎徐琦在考察谢茂时,也不加核实,轻率定其“不能恤民”。不得已,谢茂只好诣阙诉冤。[12](卷33,正统二年八月庚辰条)

   三是地方官员敌视民众诣阙上诉。民众诣阙上诉时常使明廷疲于应对,不堪重负,由此产生懈怠之心,甚至因噎废食,诉访事宜无论是否属实,一概不理。而地方官员有时也对诣阙上诉行为持以敌视态度。如正统时,嘉兴知府黄懋奏言:嘉兴“所治人民多系无赖,以告讦为能,辄入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词所连及动百十人,旷岁无稽,善良抱冤”,建议通政司“今后嘉兴有陈诉者,抑之不受”。实际上,黄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独嘉兴”。以此为契机,明廷命“法司普禁之”,“今后惟谋反重情许诉于京,余皆自下而上,违者以蓦越罪之”。[12](卷58,正统四年八月乙巳条)

   可见,在明代法制框架内,当地方有司不能及时受理民众上访时,访民便越级上访甚至直达上访。其中直达上访渠道有二:一是通政司,民众诣阙上访须先到通政司,然后由通政司转至刑部,“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6](卷94,刑法二)。二是诣阙上诉,这是最直接的上访渠道。若通政司、刑部未能解决上访事宜,访民可到都察院,或径至阙下,击鼓鸣冤,此即诣阙上诉。民众之所以不顾越级受罚之苦,选择诣阙上诉,既与地方司法制度失序、官员贪赃枉法、老人制度废弛等有关,也与民众坚信至尊皇帝一定可以为民做主、还民公道的信念有关。

   二、明代诣阙上诉的表达方式

   明代民众舆论源于民间生活,能反映社会的一般观念,最终在利益共同化、政治统一化和伦理规范化的发展中,被融化为对社会问题的整体认识,纳入社会舆论的洪流。推而广之,诣阙上诉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行为,明代民众上诉纵然是自发的,话语甚至是情绪化的,表面追求的也只是申诉冤情,伸张正义,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粗浅认识和对自身利益的真切考量,使其上诉的话题变为对政治、经济、伦理等的不同设想,也使其上诉的话题最初以感性化、零碎化和欲望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与此相联系,明代诣阙上诉的内容大体分为控告官员罪行、洗刷清官冤屈、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诣阙直言进谏等。

   (一)控告官员罪行

   明初,太祖重典治吏,允许民众揭发赃官,并逮捕赴京面奏。在太祖看来,“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3](第45,耆民奏有司善恶)基于此,《大诰》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13](第36,民陈有司贤否)在此过程中,若有官员阻挡,“其家当诛”,“拿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敢有邀截阻挡者,枭”。[14](P612)如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民众,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吴江知县张翥、县丞周从善等,也因阻挠耆宿赴京上访而获罪。[15](第67,阻当耆民赴京)不仅如此,太祖还对上访状告贪官者予以奖励,“免其差役,赐以钞衣”[15](第10,如诰擒恶受赏)。这些举措为民众诣阙告官创造了条件,很多官员也由此受到惩处,“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6](卷281,循吏传)。

若地方官员贪赃枉法,而司法官员理断不公,以致民冤难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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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哈尔滨)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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