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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梁实秋: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主题”批评家①

更新时间:2015-12-12 00:10:39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点鲜明的批评家。在梁实秋早期对新文学的严厉批评中,即显示了其片面中又不无某些深刻的文学见解,他注重理性、标准与节制,强调以所谓“文学的纪律”来抑制浪漫的态度,反对感情决溃。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人性论”的基本架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鲁迅论战,暴露了其贵族化的立场,但他对当时“左”的机械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但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无论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

   【关 键 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现代文学批评史/人性论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有特色又较为复杂的理论批评家,是一个有建树、有影响的人物,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能忽略了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研究一位作家或批评家,应当按照其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或者按照大致的专题分类,系统地研读其全部创作。对于梁实秋,应当通过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一些文章,寻找其批评思想的起点。这些文章大都收在他的两本书中,即《浪漫的与古典的》②、《文学的纪律》③。

   在这一时期,梁实秋文学批评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这是他的“成名作”,通过这篇文章便可以了解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试行的情况。该文写于1925年年底,发表于1926年2月15日《晨报副刊》。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却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主题”的,也就是说,该文对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观点采取了独立的批判的立场,是一种“异端”的声音。当时的“主题”是什么?是五四新文学。虽然五四新文学的高潮在那时已经过去了,但也还是文学界备受推崇的“主题”,肯定的声音始终比较多。192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风尚发生转变,创造社等一班人提倡“革命文学”,开始拿“五四”开刀。那是另外一种新起的政治性潮流,是另立“主题”,然而影响却很大。梁实秋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但在1926年前后,中国文学界还很少有批评家从学理的层面上认真反思五四新文学的。梁实秋则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敢于站出来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反思,提出尖锐的批评。当然,从“五四”开始,中国文坛和政界就有各种反对以及质疑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声音,但都不够理性和系统,而且还往往带有某种情绪。在这样的情势下,梁实秋是首次试图从学理上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分析和批评的批评家。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整体性的否定,认为这个运动极端地接受外来影响,推崇感情,贬斥理性,标举自由与独创,风行印象主义批评,这些都表现为“一场浪漫的混乱”。在梁实秋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总体上并不成功,原因在于其“反乎人性,反乎理性”。梁实秋的立论是有片面性的,但他确实又较早地看出了新文学运动的某些历史特征与问题。梁实秋以新文学阵营成员的身份,借助系统的西方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运动作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总体性批评,其片面却又不无某些深刻性的论述,起码可以引发人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得失进行思考。

   梁实秋这些早期论作,持论的出发点和方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理论家具有明显的不同。他是从新人文主义角度观察文学现象、议论文学问题的。认真地读一读梁实秋的著作,分析一下他是如何引进和阐释这一西方思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梁实秋的早期论作中,《文学的纪律》这本小册子也很重要,原因是里面集中地体现了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梁实秋在该书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后来则成为其毕生维护的一杆理论旗帜,那就是人性论的文学观。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文学的本质。那么,文学应当具有怎样的功能?他还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普通人性总是善恶交织,对之应当以理性来“指导”,尽量抑制其恶的方面,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的“常态”;文学应当起到抑恶扬善的功能。只有在“标准”之下所创造的常态的文学,才能起到这种作用,而这种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由此而来,梁实秋还主张“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梁实秋认为,这才有利于“人生的指导”与“人性的完善”。显然,梁实秋的这种观点倾向于古典主义,他所主张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欣赏都遵循“纯正的古典”原则,即注重理性,注重标准与节制。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所谓“文学的纪律”,也就是所谓规矩、原则,要用这种“纪律”来抑制浪漫态度,反对感情决溃,否定描写变态。梁实秋所向往的这种“古典”的精神,是其文学观的立足点,他的文学观念同新古典主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关于梁实秋这种理论的渊源,可以参见梁实秋另一篇题为《文学批评辩》④的文章。文中提出,批评的“灵魂乃是品位,不是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批评家要有“超然的精神”,但批评“不是科学”,不应该满足于“事实的归纳”,而要着力于“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梁实秋都这样力主批判是判断的观点,强调“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如果抓住了这一点,便能理解梁实秋的整个批评思想。

   二

   在这里,有必要对新人文主义的背景作一些简要介绍。梁实秋1924年在美国留学时,非常崇拜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I.Babbitt),梁实秋选修了他的课,并为白壁德的思想所吸引,由此从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变为新人文主义的信徒。白壁德同中国有些关联,他的父亲是在宁波长大的,所以,白璧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持一种欣赏的态度。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到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契合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造成了社会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艾略特笔下的那种恐怖的荒诞感(如《荒原》),正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所以,便应时地出现了像白壁德这样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从传统道德规范中重建社会秩序。而白壁德的思想之所以会赢得了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的倾慕,也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担心社会变动带来传统的崩坏,他们不能理解“五四”文化转型的意义,而充当了传统的卫道士。新人文主义所以在“五四”时期出现,并以此为旗帜形成了思想守成的“学衡派”,这决不是偶然的。梁实秋在1927年回国后先是到了“学衡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同学衡的骨干梅光迪、胡先骕等一班人有许多合作,又翻译过白壁德的著述⑤。他们这个圈子都比较趋向于守成,同白壁德的影响直接有关。

   白壁德是以“人性论”作为其全部理论架构基础的。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通常对“人性论”的理解比较笼统,也比较政治化。其实,“人性论”有许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层面。白壁德用于支撑其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论”,不同于我们所一般了解的近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性论”是“自然人性论”,主张人的感情欲求与自然本性的合理善良性,要求突破传统道德习俗及不合理社会制度与虚矫文明的压制和束缚,使自然、纯朴、善良的人性得到全面发展。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就是基于人性善的“自然人性论”。后来遭到我们不断批判的人性论,大致就是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而白壁德的“人性论”是有其特别含义的,是善恶二元的“人性论”。白壁德认为,人性包括欲念与理智、善与恶、变态与常态的二元对立,两方面的冲突与生俱来,如“窟穴里的内战”;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放纵“欲念”,表现丑恶与变态,不利于健全人性的发展,因而也有碍于健全我们的人生;真正于人生有实际价值的文学创作,必须基于表现健全和常态的人生,因此要有“理性的节制”。白壁德指出,“人生”含有三种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去过分扩展人性的生活,才是应该时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的生活当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强企求。白壁德希望通过新人文主义的提倡,复活古代的人文精神,以挽救西方社会整体性的危机,以“人的法则”和理性力量克服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欲横流与道德沦丧。

   梁实秋师从白壁德,其人生观与学术思想深受白壁德的影响。梁实秋承认自己在接受了白壁德理论的“挑战”之后,终于倾向于新人文主义,文学观也就“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1](《序》)。梁实秋的思想是趋于保守稳健的,他本来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颇为赞赏。而白壁德的父亲在中国宁波长大这种家庭背景,使得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自有一份偏爱。西方文学的理性自制精神,孔子的中庸与克己复礼思想,加上佛教的内反省的妙谛,铸成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人生观和文学观。梁实秋认为,白壁德的这套思想主张暗合于中国传统精神,所以,他一经接触,就甚为倾倒。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过批评文章的人很多,但专注于批评、以批评为职志的并不多。梁实秋是难得的一位,可以说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批评家。研究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立场,不能不注意他的一些批评理论论作,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一些阐释西方文论的著作,尤其是像《卡赖尔的文学批评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新古典主义批评》、《近代的批评》等。这些论作与梁实秋当年在大学讲课的需要有关,但也是基于他所有意建立的一套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批评理论。梁实秋系统研习过西方批评史,并希望重新“解释”批评史,这种学术研究本身灌注了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与理性精神。对于梁实秋所写作的这些论文,不能止于了解西方文论传入的轨迹,更要寻找其传入中的“过滤”与“变形”。例如,梁实秋在解释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模仿”说时,曾认为其意味着以“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为现象,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感情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这种解释其实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有梁实秋的借题发挥,而他的目标是张扬新人文主义的“理性与节制”精神。这种“古典”精神,从梁实秋对近代各种不同批评流派的评估中也明显可见。

   在梁实秋介绍和解释西方批评流派的著述中,《近代的批评》是一篇比较完整的论作,对此,尤应注意梁实秋是如何选择和过滤西方文论,并突出他所关注的那些“亮点”。梁实秋把近代西方有影响的批评分为六大家,认为各家各有长短得失:泰纳(Taine)为代表的“科学的批评”使文学研究趋于精确,却不能代替价值判断这一文学批评的主要目标;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代表的印象派批评注重批评主体审美感觉,却使批评家的地位降低到一般的鉴赏;卡赖尔(Carlyle)所提倡的解说、传记与历史的批评手法着重批评之社会的功用,却将批评的功能局限于为作品作注解;王尔德(Oscar Wilde)的唯美主义批评之弊在于把艺术与人生隔离;托尔斯泰(Tolstoi)的批评则过于看重文学的平民性与社会功利价值。实际上,梁实秋对西方批评史上几大流派都不怎么满意,在他的心目中,唯有阿诺德(Arnold)的新古典主义批评最有可能获得“成绩”,因为其既注重文学的人生价值,又持理性的、节制的立场。梁实秋自称是在“历史透视”的基础上,选择和提倡新人文主义的。他的文学目标是要借鉴新古典主义批评,建立一种可用之于中国文学的平实、稳健的批评。

另外,梁实秋的有些论文虽然重点并非研究批评史,而是讨论某种文学或美学现象,但也脱不了他的中心意图。如《诗与图画》探讨创作中的“想象”与“升华”的含义,《与自然同化》探讨作家与自然的关系,两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手法评介了在这些问题上中西观念的契合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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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0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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