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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更新时间:2015-12-10 18:01:57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全面小康社会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虽然是个描述性的目标,实际上却涉及到一些约束性指标,以及一些标准的界定,特别是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比如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有无可能?绝对贫困现象能否基本消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橄榄型的概念已很常见,比如,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榄型、纺锤型、倒丁字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结构的词语,但是橄榄型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怎么来界定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入差距的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按照基尼系数测算,在改革开放的起点1980年代初,其值略超0.2,在全世界属于最平等的一类国家;发展到2013年,基尼系数达0.473。在基尼系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初期的社会共识是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认为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当时的拉开收入差距是在社会共识下形成的。认识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0.4的时候。按照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是比较合适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好。一旦超过0.4,社会学界的很多文章就说超过警戒线,达到临界点。但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认为收入差距大一些没有关系。而且因为经济学界比较深入人心的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的倒U型分配曲线,认为收入达到中等国家以后,差距会自动缩小。这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库兹涅茨认为,发展初期由于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比较昂贵;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会变成劳动力稀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资本和技术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收入结构会自动调整。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所以劳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工资谈判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会推动劳动力收入上升,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总之,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过,在社会学界,由于比较同情弱者,已经开始比较强调收入差距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新的社会共识可以说发生在2000年以后。原本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结果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仍继续增大。这个时候的分析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财富增长,过去经由几代人才能打造成长为一个百万、千万富翁,而现在借助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同,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趋势。中国从2000 年以后,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识,无非是在讨论怎么缩小差距,是采取政府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方式,还是更多依靠市场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减少无序差异方式。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进入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高点,是0.491,接近0.5。随后到2013年,五年之内收入差距微弱缩小到0.473。如果缩小的趋势能够继续,那么到2020年,中国就能够出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发展。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否继续?数据本身是否真实?在国际学界,比如密歇根大学的学者,根据中国国内的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测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然,学界的大调查数字都是回忆式的,调查时问到的是上年的收入来源各是多少。而统计局的数字产生是簿记制度,簿记制度比回忆更精确。但是统计局的弱点在于样本多年不变,抽样户固定,最富和最穷的难以被抽到,所以各有利弊。

   当然,现在对于收入分配趋势和规律有很多争论。新出版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近700页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其英文版连续数周占据亚马逊图书榜的首位,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很易读,原本在对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统计的专业技能运用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本书没有用到高深的统计。这本书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描述了一个大趋势: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平均年回报率一直高于GDP平均年增长率;投资回报量每14年就能翻番,而经济增长量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增长了8倍,所以收入差距的总趋势一直在扩大。而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可能只不过是长周期中的一个偶然偏差,最终还是要回到长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线上。虽然这本书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社会科学所描述的轨迹,毕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轨迹不同,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将导致轨迹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每个国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对于中国而言,结合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各种分析,意见比较一致的是,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中,大概60%来自城乡和区域差异,而单单城乡差异一项,就可解释总差距的40%。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解释力比较大。当然,现在的总趋势,城乡和区域差距开始改善,而个体之间的差距的解释力在增长。城乡差距为何在中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有关。

   在中国当今的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在GDP中只占到10%左右。但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34%,农村居民在城乡结构的占比将近46%,而这还是剔除了农民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镇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说,54%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在城镇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从三大结构来看,46%的农村居民和34%的农业劳动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当然前提是不考虑转移支付的因素。

   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单靠种地发家致富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曾经有过计算,欧洲农民并不是穷人,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而欧洲每个农户的平均可耕作土地约为30~40公顷。比较而言,中国的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东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区,南方地区的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一公顷合15亩地,常言道人均一亩二分地,要在一亩二分地上创造致富的奇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研讨会上,就开玩笑:让专门研究农业技术的专家亲自去种一亩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种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种水果、草药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来。除非种人民币。如果说到种人民币,那就是改变土地用途,农业用地要改成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种人民币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财政的相当部分收入源自变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变更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在不允许农民自行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但现在还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虽然都称作农民,但是在西方的称谓是farmers,一说到中国农民就是Chinese peasants。Peasants的准确翻译是小农,中国小农的称谓就说明了中国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之狭小。在中国,要想整个改变城乡结构差异,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多数农民能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或更多地兼业。而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非农收入。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恐怕最大的难点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同时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关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会学界多数人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初衷是保证公平,社会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保证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就要强调社会的公平价值。但是,单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经济学界的认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价值。以前的大锅饭过分强调公平不考虑效率是不可取的,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自身的发展。

   如果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使得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依赖于国内消费,而非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可是,尽管目前消费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超过了投资和出口,但消费的发展依然不尽如人意,而收入分配是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家庭消费,存在家庭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规律,此处的消费率指的是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按照家庭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从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消费率逐级递减。如果进行十等份分组,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消费率达到98%,而最高收入的10%群体,消费率则下降到30%以下。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尽管每年的居民收入总额增长很快,但是增长的收入过分向富人集中,就会出现富人由于消费饱和而不花钱,穷人想消费而没有钱,所以就会影响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恰恰在中国希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驱动力的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0-2011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 比重)从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美国3亿多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15国消费9万亿美元,中国13亿多人只消费2万多亿美元商品。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只能往国外出售;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要销往美国。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消化剩余产品。中美之间,既有尖锐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联系。当然,现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美国购买的产品比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便宜,中国的游客到美国都涌到outlets(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商店,名牌产品比国内要便宜1/3,其中的很多产品产自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比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家都是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本身的力量相对薄弱。消费不振不完全是收入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完全是个穷国,不是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不完全是个钱的问题,且不说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单从国内来讲,20年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4-2012年,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至10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这只是税收的统计口径,从财政收入增长的角度看,增长达到20%以上,因为规费的增长比税收增长要快。这还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看上去,国家很有钱,而这些钱还花不出去。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逐级弱化,大约2/3的乡镇负债运行。当然现在财政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了,2014年首次出现个别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近几年来国家福利增长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供应。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中国的分配结构是国富民穷呢?但是从统计数据看,老百姓也很有钱,居民储蓄也在快速增长。1994-2012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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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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