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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从四次血案看蒋介石决策的智与不智

更新时间:2015-12-09 22:37:40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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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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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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