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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青岭: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

更新时间:2015-12-09 22:25:45
作者: 董青岭  

   三、基于“互补原则”的中国式概念诠释

   尼尔斯•玻尔的量子理论指出,波粒二象性是物质的本来存在形态,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无法将我们的主观意识排除在外;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可还原、可分割的机械原子论世界,而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量子纠缠世界;以至于我们对某一现象的解释通常会用到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一对属性概念,譬如粒子概念和波概念。(25)虽然认知多有差别,但源自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互补理念,则同样强调世界的整体存在性和物性的对立相反且统一,有关事物的性质表述,中式传统思维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26)“万物负阴而抱阳”,(27)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反且互补的“阴”“阳”物性,绝对不存在分裂对立的孤阴、孤阳现象,阴阳不是形式互补关系,而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质。(28)就此而言,互补理念与传统分析哲学强调二元疏离、矛盾冲突不同,它主张二元同体共存、对立统一。本文认为,这一思想之于当前的国际观察而言,具有概念重构和理论重建之意义。

   (一)“结构”的再定义:物质与观念的同体共存

   按照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划分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两大阵营,且两大范式之间因核心立场的不同而在理论上相互攻讦。物质主义认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性特征主要是指以经济和军事实力衡量的权力分布状态,体系中行为体的偏好及其行动原则遵循物质实力的约束性要求;(29)理念主义则认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性特征主要是指体系中主体间所共享的观念结构,行为体之间的身份认知界定彼此的利益,进而决定各自的行为。(30)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强调“结构”是物质性的,观念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体系结构呈“孤阳”状态;而理念主义则认为“结构”的主要成分是观念性的,如果没有观念赋予物质实力以具体的意义,物质力量的作用发挥就无从谈起,体系结构呈“孤阴”状态。

   而根据量子互补原理和阴阳互补理念,二者虽有差异,但均强调物性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无论是物质主义的“孤阳”表述,还是理念主义的“孤阴”阐释,都不足以描述现实中“结构”的完整存在状态,长期盛行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系方法需要被重新审视,“结构”概念也需要在互补原则下重新被理解。按照“阴阳互逐、互补共生、同体共存”的中式互补理念,国际关系行为体所置身于其中并在其中运行的体系结构是一种复合结构,即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在具体历史时空下的同体共存和相互建构,物质与观念皆是“结构”的存在描述。在大部分国际关系状态下,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并不单独存在也不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合二为“一”、共体共存,共同发挥作用且二者无主次之分,其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时而因果约束,时而社会建构,或兼而有之;只是“一”的概念与形式,或因物质因素的改变或因观念因素的重构而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状态朝不同方向演变,或进化冲突,或进化合作。

   就此而言,所谓的“结构选择”不是指单纯的物质力量约束,也不是指单纯的观念力量建构,而是指不同的观念结构(政治认同)与不同的物质结构(权力受控)之复合结构选择,(31)行为体会基于特定权力关系与特定认同关系的流变,选择或适应不同的社会化方式,内化和遵循不同的体系规范,从而建构和加强不同的偏好取向。根据物质与观念的互补互构原则,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选择”至少应具有以下四种典型含义:

   1.低度政治认同与高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定通常被放置于生存意义上来考虑,物质实力的意义在二元分立的话语系统中常常被朝向负面建构,以致权威强制型社会化是此种“结构选择”的必然逻辑,譬如罗马帝国、蒙元帝国及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对被征服地区和国家所采取的强力民族同化政策或殖民政策。当然,帝国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地方及边远地区所采取的强制性文化统一,如中国秦汉时期的文化大一统政策,也可视为典型经验案例。权威强制型社会化的实现条件是:暴力使用或暴力资源被绝对性地垄断和控制在某个政治行为体或政治集团手中,同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的分离性认同状态。

   2.低度政治认同与低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无政府状态是体系结构的主导特征鉴于并不存在着一个可以垄断和控制国家间暴力使用的超级权威,也不存在着一个可以创制和强力推行某些适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中心机构(如帝国或世界政府)。“以力假仁者霸、以仁假力者亡”,利己主义较利他主义更易为体系行为体所学习和内化、生存竞争更有利于那些类属身份和团体身份再造型规范的扩散与传播,(32)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的天下失序与春秋战国争霸、1648-1945年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程及1946-1990年间的美苏对抗与东西冷战,均可看作是此种效率竞争型社会化的典范。在这样的社会化过程中,权力是决定“谁的规范将被遵守和内化、谁的规范将被排斥和抛弃”的关键性因素,生存竞争的目标在于消除他者的类属身份和团体身份。

   3.高度政治认同与低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无政府状态(即国家之上无更高权威)依然是体系的主导特征,但权力的影响被逐步弱化,而规范的作用日渐崛起。自我已不再经常性地将他者看作是己方身份和利益的威胁者,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日益转向和集中在“如何使国际关系更加良性运行,如何使体系进程更趋和平与繁荣”等原则性问题之争上,商谈和妥协日趋演变为国家对外行为的首要偏好,进而体系整体的道德规范也将朝向和平主义演进。

   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尽管并不存在着一个垄断并合法化使用暴力的超国家机构,也不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设定并强力推行体系规范的社会化行为体,但自1945年以来北欧各国已很少相互为敌,彼此之间有关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倾向于诉诸协商手段而不是暴力解决或以暴力相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已成为进化合作的典型样板,堪称世界“和平区”(Zone of Peace)的典范。

   4.高度政治认同与高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行为体自我身份基于集体认同而确立平等协商、理性沟通、论争说服逐渐成为解决矛盾和协调利益的主导方式。各国之间不仅诉诸战争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而且在心理上相互为敌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反常现象。友好交往、坦诚相待是该结构的主题。

   也许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朝向这种理想世界建构的最大胆想象,不幸的是都不怎么成功。因为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国联和联合国的设计缺陷既无法阻断暴力的合法使用,也无法有效规范体系行为体,使之建立起“天下无外”的集体认同。相比之下,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这种复合结构的样板要成功得多,因为欧盟既试图集中控制暴力,使得暴力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同时又试图为欧盟各成员国建章立制,并推进欧洲整体层面的集体认同,使各成员国尤其是法德在心理上不再相互为敌。

   简言之,在不同的物质与观念结构复合形态下,行为体会基于特定的权力关系与特定的认同关系,选择不同的规范加以内化和遵循,从而加强或弱化权力政治的影响,此即基于“互补原则”的“结构”概念再理解与选择性社会化进程。

   (二)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再审视:进程的重要性

   进程是结构与施动者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层次,但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轻视或忽视了。进程是不断流变和演化的,但进程并非总是不断进步的,有时它具有可逆性,(33)而决定体系进程究竟是朝向进化冲突还是朝向进化合作演进,关键取决于体系复合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物质与观念复合结构下,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不仅会建构彼此间不同的身份认同,而且也会导致行为体优先选择内化某些规范和观念,同时拒斥另外一些规范和观念,从而对行为体持久偏好的形成和结构的物化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行为体所处互动情势——物质与观念的复合形态——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导致行为体互动模式和社会化机制的改变,随后导致行为体身份与偏好的转变,进而诱发体系进程转向或转轨,并最终带来体系结构的变革。

   具体而言,进程是对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互动之描述。过程既是互动关系的复合体,同时也是互动关系得以运作的时空境域。(34)行为体与结构同存于进程之中,并因进程的改变带来二者之间关系及二者本身存在性质的转变。正如太极图所示阴、阳、圆三位一体并同体共存那样,结构、施动者和进程也是同体共存的。进程是对结构和施动者关系的整体描述,而结构与施动者则是对进程的阴阳分形的阐述。脱离了结构与施动者,进程则不存;脱离了进程,结构与施动者则无时空寄存。互补理念揭示了结构、进程与施动者的任何一方既无分析上的优先性,也无本体论上的原初性,对三者关系宜做整体论理解。

   (三)结构的双重作用

   互补理论强调阴阳互逐、祸福相倚,即对立的双方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缔造体系的整体存在状态。就此而言,施动者的施动性和人的意义应当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应回归到对人及人类群体间互动的分析,亦即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应是有关人自身存在、人际关系和人的能动性的研究,人对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理解不应被忽视,施动性也不应当仅仅限于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既是结构又是行为体的“结构化施动者”(structural agent)或“施动性结构”(agentive structure),(35)这类行为体的意图、能力和活动方式也应当被予以充分重视。

   譬如,国家相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它可以被看作是施动者;而相对于国内行为体而言,它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系结构;(36)再如,欧盟相对于世界体系只是一个施动者,但相对于欧盟成员国则变成结构。(37)概言之,国际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体,基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它兼具施动者与结构双重身份,因而在关系互动和体系进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具体而言,此类“结构化施动者”或“施动性结构”不仅具有控制体系暴力、限制行为体行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同时更具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社会化行为体,使之不断为社会整体所接受而不被认为是体系中的异类之作用。进而,拥有特定身份并知晓其利益的施动者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会反过来再造、加强或改变体系结构和体系进程。

   简而言之,在互补理念下,不仅人对意义的需求和理解、人的施动性可以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而且结构和施动者的关系也将得以重塑,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同体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性质描述,从而国际关系研究不必为了简化体系分析而抛却施动者及其施动性,也不必纠结于“结构与施动者谁更具有分析上的优先地位”等问题。整体而言,互补原理将提供一种不同于“二元分立”哲学的国际关系观察角度,其实质是整体论对还原论的质疑和挑战。

   四、个案研究:互补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

   古老中国的互补思维与西方的“二元分立”哲学存在大不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两种思维方式在东西方世界各自流行且并行不悖,尽管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元互补思维的光芒一度为二元分析哲学所遮蔽,但作为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互补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世界格局论

与西方分析哲学还原论对世界的描述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对国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认知更多是采纳了一种基于互补原则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可以简单称之为“世界格局论”,即中国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描述不仅是一种互补性概念的结构阐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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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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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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