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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

——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15-12-09 00:24:38
作者: 邹兵建  

  

  

   摘  要:收集所有与刑法因果关系有关的刑事司法判例,以这些判例作为全样本展开实证分析,可揭示刑法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从而明确理论研究的任务和方向。经过统计分析可知,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小部分罪名会较多地涉及刑法因果关系问题。而这些罪名之所以较多地涉及刑法因果关系,部分是因为它们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多发,部分则是因为它们判断因果关系的难度系数较高。导致这些罪名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难度系数较高的因素有两个。在客观层面上,法益的类别会影响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难易程度;具体而言,与侵犯财产法益的案件相比,侵犯人身安全法益的案件更加难以判断刑法因果关系。在主观层面上,罪过形式会影响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难易程度;具体而言,与故意犯的案件相比,过失犯的案件更加难以判断刑法因果关系。

  

   关键词:刑法因果关系  判例  实证研究  法益  罪过形式

  

一、问题、方法与样本

  

   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的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该当某个罪名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而且还要求该不法行为与特定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直以来,刑法因果关系问题都是刑法学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传统刑法学曾围绕必然说和偶然说展开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现在看来,这两种学说无论是在内在的理论根据上,还是在具体的判断标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自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刑法学进入了以德日刑法学为师的知识转型阶段。 在这个背景下,大量的德日学说被引入中国,成为我国刑法学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具体就刑法因果关系而言,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理论学说相继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很快取代了此前的必然说与偶然说的话语体系,塑造了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借助于对德日理论学说的吸收、借鉴和反思,当前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

  

   然而,在这可喜面貌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隐忧。此即为,我国学者在从事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时,很少关注甚至从不关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状况,以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不难料想,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严重阻碍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指导司法实践是一切法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了解司法实践,就不会知道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困境,也就不能准确定位理论研究的任务和方向,从而使得理论研究陷入盲目和混乱之中。另一方面,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智识源泉。不了解司法实践,自然也就无法从实践中找到理论创新的动力和契机,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国刑法学自身的"理想图景", 紧跟着德日刑法学,照葫芦画瓢、亦步亦趋。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在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同时应当密切关注司法实践,目光往返于理论和实践之间,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考察司法实践的真实状况有多种方法,其中最为常见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案例考察法,即搜集相关的真实案例,并对这些案例展开分析;其二是判例考察法,即搜集相关的司法判例,并对这些判例进行研究。鉴于我国各级别、各区域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参差不齐,同案不同判现象大量存在,采用判例考察法,以司法判例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更能反映司法实践的主流和常态。不过,由于中国缺乏判例法的传统,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判例"的内涵和外延可能并不清楚。在此,需要对判例作一个界定。本文认为,判例的核心特征在于两点:其一,该判决是真实的、已经生效的;其二,该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司法主体(最高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同行)某种形式的认可,因而其结论和论证过程不仅适用于该案本身,而且还适用于其他同类的案件,或者至少对其他同类案件有参照价值。据此,本文将下列案例视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判例:(1)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2)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刑事案例;(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刊登的刑事案例;(5)《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案例;(6)《人民法院案例选》刊登的刑事案例;(7)《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刑事卷)》刊登的案例。

  

   考察刑法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存在多个角度。本文所选择的角度是,刑法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是考虑到,尽管从理论上看,所有的结果犯都需要判断刑法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结果犯都难以判断刑法因果关系。 那么,到底有哪些罪名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会遭遇困难? 以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罪名会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会遭遇困难?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揭示刑法因果关系的困难之源,从而在理论研究中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最后说明一下判例样本的收集情况。根据上文对判例范围的界定,笔者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1-10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1-6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1990年-2014年)》、《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2014年)》、《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年-2013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刑事审判案例卷)(1992-2013年)》所刊登的所有刑事案例逐一查阅、排查,收集其中所有与刑法因果关系有关的判例, 一共得到179个判例。 可以说,这179个判例是刑法因果关系这个主题下刑事司法判例的全样本。本文的研究便是建立在对这179个判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判例样本的罪名分布情况

  

   在司法实践中,到底有哪些罪名会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遭遇困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对179个判例所涉及的罪名作了一个统计分析(见表1)。

  

  

   由上表可知,179个判例总共涉及了34个罪名。在这34个罪名中,涉案次数最高的是交通肇事罪(涉案28次,占总数的15.30%)。涉案次数最低的有18个罪名(涉案1次,占总数的0.55%)。涉案5次以上的罪名有11个,按照涉案次数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杀人罪、非法行医罪、玩忽职守罪、抢劫罪、滥用职权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奸罪以及非法拘禁罪。这11个罪名累计涉案151次,占总数的82.50%。(见图1)

  

   显然,34个罪名并没有覆盖所有的结果犯,而累计涉案次数占总数的82.50%的前11个罪名更只是结果犯中的小部分。由此可见,刑法因果关系涉案罪名的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由此也证实了上文的一个预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小部分罪名的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会构成真正的司法难题。

  

三、影响罪名分布的两个变量

  

   既然只有小部分罪名会在判断因果关系时遭遇困难,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些罪名而不是其他罪名会在会在判断因果关系时遭遇困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找到影响涉案次数(即因果关系难以判断的次数)的变量。

  

   从理论上看,影响某个罪名涉案次数(R)的变量有两个。其一是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发生次数(T);其二是该罪名判断因果关系的难度系数(D)。而且,涉案次数(R)与上述两个变量都呈正相关的关系。据此可得出以下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可知,某个罪名比另一个罪名涉案次数更多,既可能是因为这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次数更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罪名判断因果关系的难度系数高,还有可能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当然,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一定每个变量都发挥了作用。那么,对于涉案次数排名前列的罪名而言,到底是哪个或哪些变量导致了其涉案次数排名前列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统计分析。

  

   某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发生次数可以统计,但某个罪名判断因果关系的难度系数难以进行科学的量化。因此,本文只能实证统计T对R的影响力,并据此反推出D对R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如果T对R的影响力越大,那么D对R的影响力就越小;反之,如果T对R的影响越小,那么D对R的影响则越大。

  

   严格来说,统计某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发生次数,应当以我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结案情况或者我国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情况为准。然而,《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等权威年鉴上刊登的我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结案情况只统计了刑法分则各章的情况,而没有统计具体罪名的情况。 类似地,《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上刊登的我国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情况也只统计了刑法分则各章的情况,而没有统计具体罪名的情况。 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各个罪名的立案情况反映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发生频次。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相关数据,可统计2011年-2013年我国各主要罪名的立案情况如下。(见表2)

  

根据上表可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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