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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5-12-08 23:36:44
作者: 叶青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应当认识到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对司法工作带来的现实挑战,并适时变革诉讼理念,提升办案能力以及完善诉讼机制。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挑战,应推进庭审实质化,发挥审判的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侦查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推进严格司法”作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抓手,而作为推进严格司法的具体措施,全会《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突出了审判的地位,抓住了司法改革的核心。这既是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公检法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改革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突破口,对于平衡控辩双方的关系、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等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与推进将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少现实挑战,如何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关系到刑事诉讼任务的落实。本文拟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作一探讨,并结合其将对司法体制与机制带来的影响,提出相关的应对建议,以期对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一、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解读

   (一)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容

   在笔者看来,审判中心主义从本质上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审判中心主义强调审判阶段的核心地位。即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审前阶段应当服从于并服务于审判阶段。具体来说,一是审前阶段的诉讼活动应当以审判阶段为标准,服从有罪判决的最高标准,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杜绝案件在没有达到这一标准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二是对被追诉人的罪责认定,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真正产生法律效果,而在审前阶段对被追诉人的罪责认定仅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判中心主义也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为是罪犯,更不得被迫承受罪犯的待遇。”⑴

   其次,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审判活动趋于实质化。审判活动的实质化,关键在于发挥庭审的实质功效,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应当真真正正地呈现于庭审之中,而不是“走过场”或进行一次表演。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应当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为了避免审判活动虚无化、形式化,最为重要的即为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确保证人、鉴定人出庭。

   最后,审判中心主义充分保障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参与诉讼。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势必将增强庭审的对抗性,使得法庭成为控辩双方证据及意见交锋最为激烈的场所。作为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法院应当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申请权等各项诉讼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审判中心主义将促使审判过程及结果更为全面地公开。审判环节相较于其他诉讼环节而言可谓目前最为公开、透明的诉讼阶段,且“以公开进行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这样使得当事人、社会公众和媒体可以广泛参与其中,或直接在庭、或旁听、或采访报道,也将充分发挥其对审判过程的监督作用,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所规定的一系列体现司法民主性的原则和重要制度在庭审中得以最为集中、充分地体现和贯彻”。⑵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对提升我国司法公信力也有积极作用。

   (二)审判中心主义的现实意义

   1.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

   探讨审判中心主义,不得不提及侦查中心主义。顾名思义,侦查中心主义是与审判中心主义相对的概念。可以说,侦查中心主义既是“学者对我国刑事诉讼现状的一种理论描述”,⑶也是“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结果”。⑷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体制及实践之下,侦查阶段实际上构成刑事诉讼的重心,案件的调查在这个阶段完成,案件的结论也在这个阶段形成,而审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先前侦查活动的认可。

   在侦查中心主义之下,侦查机关必然拥有超强的决定权、自主权。与域外法治国家普遍采用司法令状主义作为对侦查的控制手段不同,我国侦查程序呈现出行政化、封闭性的特点,整个侦查过程缺乏有力的司法制约,也难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侦查机关在制度上的独立性,导致其不仅不受审判权制约,而且检察监督权对侦查权也难以制约,导致侦查阶段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也难以排除非法证据,甚至审判阶段也难以排除非法证据。非法证据不能依法排除成为冤假错案发生根源。”⑸由此产生的危害在于,一是人权保障状况恶化。近年来,诸如“赵作海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念斌案”等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屡见报端,这些冤假错案不仅有悖于诉讼文明及司法民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使社会公众产生了司法人权保障缺失的负面印象。二是加剧了警民关系的紧张度。因个别案件中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加深了社会公众对整个刑事警察队伍的误解,由此埋下了社会不和谐的因子,也增加了侦查人员日后依法履职的难度。三是司法权威难以确立。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倾向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司法不公的问题更为严峻,司法权威也就更难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服。

   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整个刑事诉讼的制度和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判而建立和开展的。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心由侦查转向审判,回归审判对案件应有的最终裁判权。而侦查活动对审判活动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只能为审判做好准备、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扭转当前侦查权过大而审判权弱化的局面,加强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合理制约,最重要的是发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功能,尤其是通过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来制裁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遏制冤假错案的发生。

   2.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

   案卷中心主义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必然后果。所谓“案卷中心主义”,即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及制作的案卷笔录是审判活动的主要依据。法官主要通过宣读案卷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审判过程,而鲜有证人、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由于对案卷笔录的依赖,庭审实质上成为了法官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程序。

   案卷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其直接导致了庭审虚化,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极易造成法官的预判和误判。在目前侦查程序缺少必要外部制约的情况下,在侦查阶段容易产生各种违法行为,甚至酿成冤假错案。加之当前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全案卷宗移送制度,在正式庭审前,法官就能够通过阅卷对案件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庭审调查也基本上以复核案卷笔录的形式进行,因而很难在审判阶段发现及纠正在侦查阶段发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人民法院有法官即指出,“近年来纠正的重大冤假错案,几乎都与庭审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直接相关。”⑹长此以往,将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及提高极为不利。

   推动审判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审判中心主义力求改变当前法官书面调查的模式,摆脱其对案卷笔录的依赖,切实发挥庭审应有的功效。庭审不再是简单地对案卷笔录进行宣读和确认,而是要求法官通过庭审对抗亲自判断证据、查明事实、确定刑罚。所有证据都要在法庭上经过双方举证、质证,这意味着必须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以及充分运用各种证据规则作出最终的裁判。

   3.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

   诉讼阶段论将刑事诉讼视为一个过程,而审判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与侦查、起诉、执行一样,有其独立的任务和目的,各自之间互不附属。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正是以诉讼阶段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从历史渊源来看,这是受前苏联刑事诉讼理论及实践的影响。然而,这恰与目前大多数国家以审判为中心建构刑事诉讼制度背道而驰。根据诉讼阶段论,刑事诉讼应当按照诉讼程序的发展顺序构成一个线型结构体系。相应地,刑事诉讼的各专门机关之间是职权分工与配合制约的关系,不存在隶属关系,也没有高下之分。也正因如此,我国当前的诉讼构造被学界形象地比喻为“公安机关做饭、检察机关端饭、法院吃饭”;也有学者将此比喻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侦查、起诉、审判都是独立的一道工序,而审判作为最后一道工序,“很大程度上仅是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⑻

   无论怎样描述,不可否认的是,诉讼阶段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者关系的错位。一方面,侦查权过于强大,严重侵蚀了检察权及审判权。尤其是审判权不仅无法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反而沦为侦查机关的“橡皮图章”,导致应有的审判权威无法形成。另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大于制约,“在办案过程中经常为搞好关系而互相照顾”,⑼混淆了各自的诉讼职能,尤其是动摇了法院应有的中立性。“司法应当具有超越行政的独立性,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行”,⑽而不是盲目地配合控诉机关打击犯罪。因而,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构造实际上有违诉讼规律,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构成了重大威胁。

   强调审判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从本质上看,这也是对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构造的审视,对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关系的重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是理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强化相互制约,淡化互相配合,尤其是要杜绝实践中三机关联合办案的做法。为此,应当坚持检察机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扼住权力伸向司法的任性之手;同时加强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强化检察机关审前把关以及发挥法院在审判阶段的关键性作用,规范和限制侦查权的行使。

   (三)审判中心主义的两个误区

   1.审判中心主义并不否定审前阶段的重要性

   首先,审前阶段对审判阶段的展开起到了重要作用。案件证据的收集主要在审前阶段完成,证据收集得越多、越充分、越准确,越能为正式的审判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在审判阶段更为高效地发现案件真实。相反,审前阶段的错误或纰漏将给审判工作带来困难,也会增加司法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前阶段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不可因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而否定审前阶段的重要性。

   其次,审前阶段可以发挥程序分流的功能,对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学者所言,“审前的妥善分流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重要补充。”⑾在我国,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利用起诉裁量权对案件进行过滤。然而,该机制在实践中的适用率却十分低。因此,若要完善审前分流机制,就应当适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

最后,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做好审前准备,是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有力保障。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庭前会议程序,该程序旨在改变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步到庭”、将所有问题集中到庭审活动中解决的模式。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意味着审判阶段的任务必然有所加重。尤其是庭审,在对案件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耗时。那么,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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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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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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