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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维木:另一种视角:从抗日战争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

更新时间:2015-12-06 17:56:02
作者: 荣维木  

   抗日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由于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外部,中日两国的关系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都发生重大变化;在内部,战争期间各种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与战后世界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也使中国政局迅速变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结束。因此,这次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战争结束时即已开始。但一般说来,既往研究视角更多地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①。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否存在着关联?如何客观地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解读抗日战争的历史?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联

   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构架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学术歧义,而这种歧义并非本文探讨之主题。只是笔者认为,把现代化范式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可以启发人们从不同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但须说明,新视角并非唯一视角,如果完全脱离开革命范式,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解读显然不够完整。这正如有学者所言:“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面目。”[31]那么,如何将两种视角有机结合到一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了解中国近代史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并且这个解决的过程值得人们去总结和研究。

   胡绳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32]刘大年在《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也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33](P5)两位史学前辈作出的回答,现在基本上可称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由此延伸开去,抗日战争无疑地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由于这个战争是发生在1930年代,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力量,从而又使得这个战争自始至终包含了改造旧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从这点来看,以革命范式来解读抗日战争史不仅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且也是离开了这种解读便无法正确说明抗日战争历史过程的问题。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抗日战争还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有着紧密关联,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二是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如同中国近代其他阶段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其进行研究自不能离开革命与现代化两个视角。但是还应看到,革命视角是先于现代化视角而被人们普遍运用,而现代化视角则是近些年来才被世人所重视。当然,此种现象的出现亦有其合理原因。

   其实,当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之时,就有人提出过以现代化范式构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如1938年时值武汉会战期间,蒋廷黻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完全是以现代化范式解读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1930年代才开始,而是自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但蒋廷黻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同,范文澜甚至还很有针对性地以革命视角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当时,现代化之所以没有成为认识历史的主流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题系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其次则是恰逢武汉会战处于敌我胶着的关键时刻,蒋廷黻却在书中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提出了强烈批判,表现出了对抗战的低调[31]。此即蒋廷黻倡导和运用的现代化范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接受的理由。

   但历史的演进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即总结总是要在事后进行。抗日战争史也一样,当它以中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再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有些现象并非以革命范式可以解释完全。因此,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需要有更多的不同视角。从这点来看,蒋廷黻的现代化范式,尽管在当时看是不合时宜的,但现在却可成为解读抗日战争史的新视角。

   另外,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运用,还有其他原因:一是现代化范式主要兴起于西方,而人们对西方史学方法极为关注。二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民族振兴的崭新时期。处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成为现代化理论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希望从这段历史中吸收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从中吸取有关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

   但须加以强调的是,无论是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在运用于历史研究时须特别强调两者都不是孤立的方法,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正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恐怕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34](P8-9)关于革命与现代化两者的关系,刘大年说得更为明确:“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3](P7)按照此种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开始人们并不接纳蒋廷黻的观点,而后来却把现代化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新视角的原因了。

   二、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所谓“现代化”,其实有不同的概念界定。笔者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它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过渡,过渡目标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教育的发达、工业的发达和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以此为标准,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作出的回应。”[35]

   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开港的结果同为使本国传统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世界条件,日本很快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转型期,并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来满足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因外部的侵略一再被迫停滞。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中日两国间的差距,使得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不同。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后来又逼迫中国交出了收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白银赎金。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是以破坏和延迟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条件的。

   甲午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930年代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常被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而日本的大举侵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尽管上述甲午战争的结局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但这还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下面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阐述,更能说明日本侵略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8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这些措施根本无法真正实行。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西方列强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笔者比较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有人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的实际统治区域内出现了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36]。这种说法带有一种政治定性,却也有一些道理。客观地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与国家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关税自主权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在1927年以前,外国货物在中国的实际进口税率只有4%,1931年则提高至10%,1933年提高至20%,到1934年更是达至25%。正是由于关税自主的实现,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4亿元增至1931年的3.88亿元[37]。关税的增加,一方面对中国民族经济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

   其次,改革国内税制,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经过几年多努力,在1931年将厘金以及由厘金变种的各种各样的具有通过税性质的捐税尽行裁撤,而代之以单一的统税,即只对一些特种商品课税,这项改革无疑起到了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全国市场的形成[38]。国民政府于1933年推出“废两改元”的货币政策,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正式宣布放弃传统的银本位制,货币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实现了对国家金融命脉的控制。这些改革,一方面为官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对现代化经济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上变革,加快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据有关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39](P142)。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37]。还有学者研究表明,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40](P105)。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19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37]。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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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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