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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飞:济运护漕与清代的水利治理

更新时间:2015-12-06 17:46:34
作者: 袁飞  

   【内容提要】 有清一代,统治者秉持以漕运为先的理念进行治河,在运河全线及相关水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其治水方法大致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减黄助清,借黄济运与引汶济运,挑挖疏浚以及修治闸坝和水运管理等。清代以漕为先的水利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各种济运护漕的治理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关 键 词】漕运/运河/济运/黄河/清代治水

  

  

中国古代任何王朝的治水“最初都不是出于人道的考量,而是出于自然和历史的条件,以及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①,清代亦是如此。清代治水不仅因为河工系国家之大政,更重要的是河工关系着漕运能否畅通,正所谓“治河所以利漕,东南数省漕粮,上供天庾,是必运道通畅,方能源源转输”②。河道若不能畅通,漕粮便不能运抵,最终将会危及京师甚至整个王朝的安定。职是之故,清朝历代皇帝一直秉持“漕运之事莫先于运道”“理漕与治河尝相表里”③的理念进行治水活动,主要目的在于“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④。基于这一现实,清廷便以是否“利漕”为标准来设计、实施和评价治水工程。

   虽然学界关于清代水利治理的讨论较多,但从水利治理整体角度出发,以“护漕济运”为主要议题讨论清代治水活动的研究还未曾发现。鉴于此,本文从与漕运有关的所有“治水活动”来探讨清代为确保漕运而进行的水利治理活动,分析和梳理清代在运河全线及与运河相关的水系所采取的各种“济运”措施和方法,以表现清代济运护漕的治水原貌。此外,由于“保漕”使命,清代治水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探讨济运护漕的治河措施时也分析了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束水攻沙,蓄清敌黄

   黄河夺淮入海后,黄、淮、运于苏北之清口交汇,清口便成了治河工程中的关键点,黄水入海、淮水畅出、运河维系等治水重任皆聚集于此,因而清口一带的治河活动艰难繁剧。黄河经数省东流归海,黄水含泥沙量特别高,“黄水一石,含泥六斗”,有时甚至是“黄河斗水,泥居其七”。⑤至中下游时水势大降,黄水中的大量泥沙便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清口一带尤其严重。清口一旦淤塞,就会导致黄河、淮河泛滥,运河便不能畅通。明代潘季驯经长期治水实践后总结出的“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的治河方略,作为治理清口一带的圭臬被遵行。

   清朝定都北京后,整个国家的治水格局并没有改变,仍以“治黄”“导淮”“济运”为河工治理核心,“治河、导淮、济运之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⑥清口一带的治理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黄、淮、运三河的水害,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漕运的通畅,康熙皇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和难点,他说:“古者治黄河者,唯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特去其害,并欲资其力,以挽运漕粮,较古更难。”⑦

   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他仍采取“束水攻沙,蓄清敌黄”之法。一方面,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缩小河床断面,增大主槽河水流速,使泥沙无法沉淀,同时冲刷河底淤垫;另一方面,坚筑高家堰大坝,使淮水不能东泄,确保洪泽湖可以蓄积超过黄河水位的水量,以顶托黄水,冲刷清口口门处的淤垫。但黄水流速的增加并不能彻底解决清口淤垫和黄水倒灌的难题。因此相比之下,加大清水与黄水的水位差,蓄清敌黄才是主要办法,束水攻沙也只能是辅助手段。此外,为了使洪泽湖瀦水不至于泛滥成灾,还要修建减水坝,使过量湖水由减水坝东泄。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敌黄,且以助其畅流之势,则河工永远无虑”⑧。只有这样,黄水不至倒灌,清口淤垫可以得到冲刷,漕粮才能通过。因此雍乾两朝一直强调“多蓄清水,敌黄刷淤”,“厚蓄清水,以刷淤泥”的治水方略。⑨

   乾隆中晚期政治开始颓败,漕运与河工中的问题逐渐被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⑩嘉庆即位后,河工问题百出,“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11)。面对严峻的河工问题,嘉庆帝指出治水保漕“总以蓄清敌黄为第一要义”,此“系前人一定之法”,“故治河之道,全在蓄清刷黄,此全河紧要机宜。钦承列圣垂训,千古不易之理,必应谨守成宪”。(12)

   因为漕运的重要性极大地困扰和限制了治水思路,所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以漕运为中心的清口治理,只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才是保持黄、淮、运三水系平衡的最好方法,这是明代治河实践证明过的,这也是清政府奉其为治水圭臬的原因所在。正因为统治者们对此法的坚定推行,使其对生态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泗州城的淹没。由于洪泽湖需要不断增加水量敌黄,原在洪泽湖之旁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沉入湖中,康熙三十五年,全城彻底被洪泽湖泥沙所埋没。(13)此外,淮河中下游逐渐变成地上河,为此又不得不取土筑堤,造成了沿河两侧严重的涝渍和盐碱化。苏北原来肥沃的土地很多被大量泥沙所覆盖,变成了潮土土壤,无法保持水分,也就无法进行耕种,正如当地民谚所说“有雨则涝,无雨则旱”(14)。

   二、减黄助清

   “蓄清敌黄”之法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即黄河水量无法掌控,一旦黄水过大清水无法顶托,黄水便会倒灌。为了确保漕运的安全,必须减泄黄水,直至黄水水位低于清口处的清水,此为确保漕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减黄助清,或称分黄助淮。

   为了减泄黄河水量,清政府在黄河大堤修建了多处闸坝,其中经常用来分流和泄洪的有毛城铺减水坝、苏家山闸、睢宁之峰山四闸、铜山之天然闸、王营三减水坝(15)以及桃源县境内的祥符、五瑞两闸。其中天然闸“乃每年泄黄之处”,祥符、五瑞两闸也“系减黄助清之所”;(16)在一般情况下,黄河沿线的闸坝开启非常谨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启放。若只是黄河水量过大而影响漕运或出现黄水倒灌等问题,一般来说首先是启放王营减水坝,“令黄水泄入盐河,由东芫、武漳等河归潮河入海”(17)。效果若不明显,再开启天然闸和祥符、五瑞两闸。如果连续启放多个闸坝后仍不能明显减少黄河水势,则“将毛城铺、苏家山、及峰山各闸并上游之天然闸俱全行启放”,以达到“水落工平”的效果。(18)

   嘉庆十六年(1811)由于李家楼漫口,“河身益形淤垫”(19),加上当年洪泽湖礼坝启闭,宣泄清水过多,黄水高于清水9尺有余,漕船回空受阻。于是启放王营减水坝,打开李工口门来分流黄水,但效果却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开放天然、祥符、五瑞等闸。然而启放祥符、五瑞等闸“减黄助清原系一时权宜,并非正办,不得已而用之,终有流弊”(20)。虽然宣泄黄水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祥符等闸既得减其来源,而李工口门亦分掣其去路,是以兼旬以来不但消水较多,而顺黄坝以下一带河身颇见掣刷之益”(21)。这种情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已出现过,当时的情况更加严重,仅靠开几个闸坝已无法取得分泄黄水的效果,于是乾隆君臣将毛城铺以下所有减水闸坝全部启放,以达到减黄助清的效果。

   减黄助清之法虽然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带来的弊端和后果却很严重。无论启放黄河南岸还是北岸的闸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黄水中的泥沙淤垫了闸坝所对应的河道,使这些河道在下次启用时无法再继续容蓄黄水,直接导致水灾。另外,启放黄河南岸的减水闸坝还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黄水携带泥沙冲入洪泽湖,淤垫湖底,抬高河床。特别是减黄助清的常用办法是启放祥符、五瑞二闸,而祥符、五瑞二闸离洪泽湖仅20余公里,距离较近,黄水所挟杂泥沙冲入洪泽湖,不仅淤垫湖底,还“渐将引渠淤浅,填为平陆,则水仍无处消纳”,而“祥符、五瑞二闸若长时开放,不行堵闭,设水势建瓴而下,黄河大溜或为所夺”。(22)洪泽湖无法容纳黄水,最终不但造成洪泽湖和运河淤浅,而且淮扬下游地区也会被淹没,后果更加严重。引黄助清的危害并不是不为人所知,“引黄助清无异延贼入屋,引之甚易,去之维艰,黄河受病较前更甚”(23)。但为了确保漕运的按期抵通,统治者不得不如此。

   由于“减黄助清”及下文中“借黄济运”之法的危害性,清廷虽然明白是在“饮鸩止渴”,迫于漕运需求又不得不用此二法,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不仅在水利治理上造成了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原来的生态体系,改变了当地的地理环境。黄水所过之处,泥沙沉积,淤塞河道,覆盖良田,改变水系,从而导致江淮之间,尤其是皖北苏北一带生态恶化,由原来“鱼盐粳稻之利丰阜安饶”这一良好的生态状况,逐渐变得“陵谷互易,沧桑改观”。(24)睢河岸边原有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在“元明间号称繁华”,生态遭到破坏后,至乾隆年间,“今所存者,颓垣破屋,居民逃亡殆尽,即生聚亦复难言也”。(25)从黄河北岸开闸坝泄黄,黄水从苏北一带入海,导致苏北很多土壤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次生盐碱化或逐渐沙化,如原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最后变成了“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26)的状况。

   三、借黄济运与引汶济运

   清口以北,从中运河起至山东南旺镇,地势呈梯次增高,运河属人工河,河水并无源头,仅靠两岸湖塘河泉接济。在河水充足的情况下运河依靠道道水闸关束河水,浮送漕粮。一旦运河水量不足,漕船就无法北上。为此,必须从别处引水入运,以济运护漕。有清一代,将他处之水引入运河浮送漕粮最常用的方法便是借黄济运和引汶济运。

   1.借黄济运

   清口以北至南旺镇段运河主要靠外水接济。韩庄以下至骆马湖之泇运河,主要依靠微山湖之水接济,而中运河除了以骆马湖为水柜外,还要借助黄河之水。

   进入山东省后,运河“全赖诸湖渟蓄,以资灌注”(27),所以诸湖被称为“水柜”,“东省运道全在诸湖水柜启闭得宜,为转漕第一关键”(28)。而“东省清黄各水总以微山湖为会聚”(29),因此微山湖系运河最主要的水源调节水柜。然而微山湖湖水并无大的来源,“全藉各处坡水递注微湖,以济漕运”(30)。在此情况下还要下灌四百里运道,常苦不足,(31)往往是“他处实无水可导”,必须依靠黄河,“引水裕湖”,(32)然后再将湖水导入运河。黄河与微山湖之间通过“潘家屯、张家庄、苏家山、十字河、顾家庄等五处引渠”通连起来。往往先将黄河北岸之闸坝启放,如经常启放的苏家山闸,然后拆除北岸外的护堤草坝,再通过引河将黄水“由兰家山坝导入微湖”,经由湖口双闸控制,将引入微山湖之黄水导入运河。但黄水中的泥沙会造成微山湖淤垫,为了减少或避免淤垫,在引黄入湖济运的过程中会增加黄水流过的距离,让黄水“纡折归湖,浮沙逐渐澄清”,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淤垫程度,微山湖湖边虽稍有微淤,“而湖心尚无妨碍”。(33)

中运河挑挖之前,漕船出清口后需借道黄河90公里的水程,其间漂溺甚多。康熙年间,靳辅从张庄运口至清口对岸挑挖河道,“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34)。中运河以骆马湖为其水柜和源头。事实上,作为中运河源头的骆马湖,“源头本弱,流及杨庄,绵远力微,势难敌黄”(35),一旦“山水未发,来源微细”(36),“其上流山东闸河之水,春月挑浚之后每每封闭蓄水”,因此骆马湖之水往往是“平浅不能引出”,从而导致“中河上无来源”,加上“河身既高”,所以中运河基本上是“河流微细”。(37)不但根本无法浮送漕船,黄水还会倒灌,河身及运口皆会淤塞,危害极大。于是,在引骆马湖济运的同时不得不直引黄河之水入中运河,以浮送漕船,冲刷运口淤沙,所谓“一分黄河之水,由竹络坝灌入。一引骆马湖之水,由董家沟灌入,以济漕运”(38)。为了控制黄湖之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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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郑州)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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