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道明:福山眼中的拉美政治衰败

——读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3 次 更新时间:2015-12-03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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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明  

一、引言

苏东剧变前夕,年轻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1]这一论断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一时间,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大多数批评者所忽略的是,即使当时正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巅峰,福山也没有否认现实世界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未回避“民主国家的乱象”和“威权国家的韧性”。正如他所言,“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2]20多年过去,已届耳顺的福山初心未改,仍然笃信自己当年的观点:建基于自由和平等之上的自由民主观念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所普遍遵守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即使是看起来唯一能与它相抗衡的“中国模式”也未能对其形成实质性挑战。

看来,福山还是那个福山,但今天的福山对自由民主的政治实践显然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指出,一国政治秩序的良性发展取决于三个要素——国家(the 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之间的平衡。[3]其中,“国家”是指一个政治体所构建的一套非人格化的——选贤任能而非用人以亲——集权化现代官僚制度,“法治”是要把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关到法律所编织的笼子里,“问责制”的当代形式则是民主(democracy),即举行自由且公正的周期性选举。[4]用福山的话说,“现代政治的奇迹是,我们在拥有强大、有能的政治秩序的同时,又将它的活动限制在法律和民主选择所确定的维度内。”[5]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强国家、法治和民主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也常常无法同时兼得,彼此之间极难达致平衡。而政治秩序的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一旦失衡,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

任何一种理论的背后总是深藏着学者的问题意识。福山敏锐指出,西方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治衰败的迹象,而首当其冲者竟是当年冷战的赢家、自由民主国家的样板——美国。在他看来,今日的美国宪政民主制度日益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在实际运行中,大量行政决策遭遇各类既得利益群体的“否决”,“家族政治”也伺机卷土重来。换言之,美国政治衰败的特点是,它的民主和法治过于强悍了,以致于曾经强大的国家能力反而被削弱了。

然而,政治衰败并非只是政治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普遍、更为持久。事实上,“政治衰败”一词并非福山所创,而是来自他的业师亨廷顿。亨廷顿在1968年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专门研究了“政治衰败”现象,将“政治参与超越了组织机构建设”作为其典型特征,并指出这种衰败普遍发生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6]从这个意义说,福山的新著是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更新和拓展。

几十年来,福山的视角从未离开过“拉美”这一政治研究的绝佳之地。无论在最早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还是在如今的“政治秩序”姊妹篇中,“拉美”都是一个热门词汇,频繁被提及。如果说,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曾经为“历史终结论”提供过有力的注脚,那么,它如今又为“政治衰败论”带来了新的诠释空间。尽管福山重点强调的是拉美自独立以来的国家能力建设,但在字里行间,他还是对拉美的整体政治秩序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是一个弱国家、弱法治和弱民主的地区。

二、弱国家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是中国。[7]早在秦朝,中国就独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并发明了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去治理广大的疆域和人口。这种早熟的国家构建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制”是也。与中国相比,拉美地区的国家建设是非常滞后和相当软弱的。直到18世纪初,拉美各国才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此后的国家构建一直步履蹒跚。独立至今的大多数时间里,该地区不存在强大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羸弱不堪。其后果是经济层面出现周期性的严重债务危机、超级通货膨胀,政治层面民主选举常常蜕化成民粹狂欢,社会层面不平等这一拉美的“出生缺陷”被不断拉大。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解放者玻利瓦尔曾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的失败归罪为联邦制,认为它削弱了中央的集权能力。[8]玻利瓦尔显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病灶”。拉美各国国家能力不彰,不能归咎于联邦制。恰恰相反,联邦制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实现国家构建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与国家能力的强弱没有必然联系。当代的联邦国家中,既有美、德这样的强国家,也有印度这样的弱国家。福山也不否认地理、气候、资源等物质条件在影响国家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认为对拉美地区来说,这些条件并不是最主要的。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他找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强国家的历史遗产,另一个是缺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9]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拉美地区存在的帝国,其政治发展水平大致类似于中国的东周中期。[10]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卡帝国,只不过是众多部落之间的松散联盟。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因而也未发展出非血缘、去人格化的政治制度。帝国的领土虽然广袤,但非常孱弱,不堪一击。一旦遭遇更强大的伊比利亚殖民者,就很快土崩瓦解。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们也没能为拉美各国带来一个强国家的传统。

新世界的征服者之一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它具有软弱的绝对主义。[11]王室合法的征税权力仅限于卡斯蒂利亚地区,财源不足。为此,王室被迫向外大肆举债,滥发货币,纵容腐败,甚至卖官鬻爵。这削弱了王室通过非个人化制度治理国土的能力,最终导致它被本国精英所俘获。对殖民地来说,以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和总督府为核心的正式殖民机构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权威进行有效的统治。在地方层面,出现了市政议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机构,原本可以在殖民地建立更为现代的、非人格化的政治秩序。但17世纪后,由于王室财政日益恶化,市政议会代表的资格也被当作商品出售,并作为可继承的财产。由此,各殖民地的国家构建被逆转,从尚处萌芽阶段的现代官僚体系倒退回由少数地方精英把控的家族制。

在福山看来,缺少强国家的历史遗产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拉美为何没有像欧洲一样出现强大的现代国家,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地区太过于和平了,很少出现国家之间的战争。[12]实际上,这一观点并非福山的原创,而是来自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提出“战争创造国家”理论。他认为,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13]对中国和欧洲来说,这一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拉美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的确,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1679场血腥战争,中国就不大可能在秦汉时期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如果没有19、20世纪的一系列的欧洲列强争霸战争,也不大会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这并不是说拉美就没有出现过国与国的战争,但19世纪的独立战争、三国同盟战争、美墨战争、太平洋战争无论规模、强度还是时长,都无法与古代中国和19、20世纪欧洲的战争相比,因而对拉美各国的国家构建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在20世纪,拉美本土没有受到两次大战的波及,是世界各大陆中最和平的地区。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相当和平的局面促使旧时的精英阶层和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家们均缺少激励去巩固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转而使用庇护主义去赢取权力和维持统治。

福山还需要回答的是,为何一些拉美国家的国家能力要好于其他国家,为何某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大的变化,乃至逆转?他选择了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与南美大国阿根廷作为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例子。[14]自1948年以来,哥斯达黎加的国家能力由弱变强,目前是拉美诸国中成功跳出不平等这一“出生缺陷”的少数国家之一。反观南美大国阿根廷,其国家能力在1930年代遭遇“断崖式”下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未能实现国家的复兴,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它留给世人的,是所谓的“阿根廷之谜”。人口不足500万的哥斯达黎加,盛产咖啡和橡胶这类热带农产品,在气候和资源禀赋上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其他中美洲国家并无太大差别。然而,自1948年以来,该国没有军事政变,没有独裁政府,没有血腥内战,没有敢死队,也没有外国的武力干涉;有的是,蒸蒸日上的国家,稳定的民主,有规律的政党间权力更替,更有贫富差距缩小的社会和富裕起来的人民。其政治发展成功的秘密在哪里?福山认为,主要在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选择了宪政民主之路,限制了自身的权力。1948年内战后,左派短暂上台,并未采取激进政策,而是建立新的选举法院公正处理未来的选举争端;保守派随后虽然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但延续了左派的民主议程,并将权力和平转交给1948年选举的获胜者。哥斯达黎加1949年宪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废除了军队,这在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此以后,保守派放弃了武力镇压,左翼放弃了武装斗争,两大政治力量均寻求在本国宪政架构内和平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与哥斯达黎加相反,阿根廷的地理状况和人口分布类似于北美地区,本来最有可能成为“南美的加拿大”。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阿根廷没有像墨西哥和秘鲁那样多的土著人口,因而又被称为“新定居之地”或“空旷之地”。其居民也是拉美诸国中最欧化的,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更重要的是,它是在西班牙信奉自由主义的波旁王朝时期才开始垦殖的,从未遭遇到哈布斯堡王朝重商主义所设置的那些贸易限制、垄断和规制。这样,独立后的一百年间,“生来自由”的阿根廷被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人均GDP与德国、荷兰、比利时差不多,高于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然而,面对1930年初的大萧条的冲击,阿根廷的精英做出了非常糟糕的选择——军事政变,继之以“肮脏的十年”,直到庇隆的崛起。阿根廷从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万劫不复,最近又陷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之中。其实,早在1989年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就揭开了“阿根廷之谜”的谜底。[15]那就是,阿根廷的民粹领导人长期采取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阿根廷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糟糕的政治抉择导致阿根廷政治极化、阶层对峙,并出现了有阿根廷特色的人格主义政治和庇护主义动员。时至今日,阿根廷依然笼罩在民粹主义的阴霾之下,为祸甚烈。

就国家能力建设而言,福山既强调了历史遗产和战争驱动的作用,又发掘出人的因素。因为,就物质条件而言,哥斯达黎加远不如阿根廷,但前者成了“弱国家”地区里的强国家,后者则由强国家跌入了地区“弱国家”的行列。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福山如是说:“在历史关键节点上作出政治选择的人能够将其社会带入非常不同的——更好或更坏——的轨道上。”[16]

三、弱民主

在新书中,福山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谈论拉美的民主。或许他认为,民主在拉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又或者当下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论证“历史终结”的年代。还有一种可能,业师亨廷顿和其他学者已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他无须再狗尾续貂了。然而,正如福山也同意的,尽管“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拉美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一,但它的民主质量还有待提高,甚至在一些拉美国家还出现了倒退回威权体制的趋势。[17]

应当说,拉美地区各国于19世纪初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而非民主治理。再加上,在那个历史时期,民主尚未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具有普世性的力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没有民主问责,又缺少法治约束,其结果自然是各类威权体制盛行,国家能力非但没有获得实质性提升,反而受到了严重削弱。很不幸,这正是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拉美政治生活的常态。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你方唱罢我登场,拉美地区俨然成了飞扬跋扈的独裁者的乐园。如今,这些大小独裁者们早已灰飞烟灭,后世的人们可以透过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和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一窥拉美地区这些独夫治下国家的孱弱和政治的衰败。

民主在20世纪的拉美从无到有,最终在20世纪末席卷了除古巴外的地区所有国家。彼得•H.史密斯将20世纪拉美民主的百年历程划为三个周期。[18]第一个周期,从1900-1939年,是一个通过选举手段进行寡头统治的年代。民主在墨西哥只是昙花一现,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稍微持久一些。第二个周期,1940-1977年间,这一时期的民主曲线是M型的。二战结束后,拉美的民主政治曾出现突然上升的势头,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又遽然衰落。第三个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年代末,持续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末达到顶峰。到2000年,该地区接近90%的人口正享有选举民主。

史密斯所言的拉美民主的第三个周期正是亨廷顿所定义的世界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前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到了1980年代,拉美的巴西(1985)、阿根廷(1983)、秘鲁(1980)、玻利维亚(1983)和智利(1989)等地区主要国家均出现了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转型。[19]由于这些人口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宗教信仰,亨廷顿甚至将“第三波”称为“势不可挡的天主教浪潮”。[20]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拉美地区的民主化,“第三波”将会黯然失色。

然而,无论“第三波”如何强劲,它终究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退潮。即使是那些业已确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国家甚至倒退回威权体制。对拉美地区来说,它的大多数国家在新世纪里已经习惯于通过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和平交接最高权力,但这些政府是否都能够向人民负责,是否能够有效防止公民免受政府权力的侵害?答案可能并没有那么肯定。如果我们说一些拉美国家只有在选举之时才是民主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拉美民主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也是事实。

关于拉美的民主质量,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论断。其一,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有民主而少问责,是吉列尔莫•奥唐奈所称的“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21]其二,基于公民自由的视角,认为它有民主而少自由,构成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2]但是,无论是“委任式民主”还是“不自由的民主”,显然都不是什么强劲的民主,而是福山所言的“弱民主”。

民主似乎天然是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所以福山将现代民主称之为“民主问责制”或“程序性问责制”。但在拉美一些国家,有民主而少问责,出现了 “委任式民主”。在委任式民主治下,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首脑之手,广大选民无论被动接受还是积极支持,都不能对他的权力造成实质性的制衡。一旦赢得了选举,总统就有权按照他或她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仅仅受到现存权力关系的一些刚性事实和宪法上有限任期的限制。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国家通过推动修宪公投,总统被允许任职两个或以上任期,甚至可以无限期连任,对总统权力的最后一丝限制也被废除了。

彼得•H.史密斯等学者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视角来考察拉美民主的质量。他们的结论是,最近几十年来,拉美地区最普遍的治理形式不是自由的民主,而是不自由的民主。“不自由的民主”这一概念来自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是指既存在自由且公正的民主选举,也存在部分但系统化限制公民自由的状况。拉美各国新闻自由度的得分就很能说明问题。根据自由之家200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拉美地区只有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的新闻自由得分是“自由”的,委内瑞拉是“不自由”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部分自由”。[23]一言以蔽之,有民主但少自由,构成了拉美民主的又一个悖论。

四、弱法治

基于不同的视角,人们给“法治”下了形形色色的定义。福山眼中的“法治”很直接、很纯粹,无非就是要把最高统治者关到法律的笼子里。在他看来,“法治”不是依据法律的统治(rule by law),而是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其要义是最高统治者本人必须守法。[24]如果最高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这些法律被平等适用于社会中的所有其他主体,那么,这个国家依然不存在法律之治。在实践中,它既可以体现为最早的法治国英国所确立的“王在法下”原则,也是法治后发国家中国所强调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得到落实的状态。

尽管没有辟专章讲述拉美的法治,但福山在书中多处表达了对拉美“脆弱的法治”的忧虑。在拉美语境下,法治的最大敌人不是国王,也主要不是某一个强势政党,而是桀骜不驯的军队的将军们和权力难受制约的总统们。过去的两个世纪,将军和总统破坏法治的事件在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均屡见不鲜,俯拾皆是。被茨威格寄予厚望的“未来之国”巴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于1889年走向共和以后,武装力量就取代了帝制时期的皇帝,成为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第四权力”,在其认为必要时介入政治过程,行使“调和权”。1930年代后,军队频繁采取“否决政变”的方式,不断介入文官政治纷争,在恢复“法律与秩序”后,再退守军营。最近的一次军事政变发生于1964年。当古拉特政府的左倾激进政策威胁到军队和保守派精英的利益时,巴西的将军们再次推翻了文官政府,在接下来的21年间持续统治巴西,其间发布的17件制度法事实上摧毁了1946年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秩序。1980年代拉美地区民主化后,军队暂时退避三舍,各国总统又成了破坏法治的急先锋。巴西的科洛尔(1990-1992)滥用总统的“临时措施”这一宪法权力,绕开国会推行经济稳定计划,所幸最终遭到弹劾。在巴西之外,阿根廷的梅内姆(1989-1999)、秘鲁的藤森(1990-2000)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98-2013)等政治强人,尽管任职期间政见各异,但他们在行使总统权力时都常常游离于法律之外。[25]

当然,就整体趋势而言,拉美的法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首先,军队已经不再有能力干政。198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的民主政府纷纷组成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军政府统治期间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并公之于众。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的司法机关还对部分前将军进行了审判。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整个拉美地区,只有洪都拉斯2009年发生一起有争议的军事政变,其他的文官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其次,总统的权力已经受到一定制衡。近年来,作为本国宪法秩序的捍卫者,拉美一些国家的宪法法院表现出很强的能动主义,对总统法令的合宪性进行了有效审查。更重要的是,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分支联手,依据宪法赋予的职权,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时任总统的弹劾行动,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战绩:巴西总统科洛尔于1992年被弹劾,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于1993年被弹劾,厄瓜多尔总统布卡拉姆于1997年被弹劾,巴拉圭总统卢戈于2012年被弹劾。[26]弹劾固然是一种非常手段,不宜如此频繁的使用,但也反映了这些拉美国家的人民将总统的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的愿望。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区能够像拉美地区的国家这样,弹劾如此之多的总统。

五、政治衰败

半个世纪以前,亨廷顿就指出,新兴国家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普遍的政治衰败问题。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机构的制度化程度低,无法容纳被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力量,往往带来政治上的混乱和动荡。而福山新书中最重要的洞见在于,他令人信服地提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最不可能出现政治衰败的国家,也避免不了政治衰败的命运。他指出了美国政治衰败的两大来源。其一,它的一些制度不能与时俱进,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制度僵化。其二,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被有权势的精英群体所俘获,出现了福山所言的“家族制复辟”现象。沿着亨廷顿-福山的理论脉络,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可能产生衰败,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比其他体制的国家拥有更强的免疫力。

换言之,“政治衰败”是世界各国政治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但同样是“政治衰败”,拉美这样的发展中地区与美国的症候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如果“政治衰败”在美国体现为“制度僵化”,那么,在拉美则体现为“制度不足”。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巴西近来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游行,要求罗塞夫政府对巴西石油公司腐败丑闻和日益恶化的经济衰退负责,甚至出现了要求弹劾女总统的呼声。福山认为,巴西的问题正是现有的制度无法容纳扩大了的中产阶层,导致后者只能通过抗议示威的方式向政府施压,要求变革。

其次,如果说美国政治出现了“家族制复辟”,那么,拉美政治则从未摆脱过宗主国的家族制遗产。无论威权体制还是民主政府,拉美各国的政治始终充斥着程度不一的庇护主义和裙带政治等家族制的变体。新世纪以降,拉美的家族政治化倾向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比如,在阿根廷,基什内尔2007年卸任总统后,其夫人克里斯蒂娜非常自然地“接替”了他的职务,如今任期行将届满的克里斯蒂娜正意欲让其夫妇的“铁杆随从”、前副总统达尼尔•肖利继续掌舵这个已被民粹主义折腾得元气大伤的国家。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卢拉和查韦斯则以近乎“指定”的方式成功地选择了罗塞夫和马杜罗作为自己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当然,这些政权的轮替都经过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拉美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曾试图推动本国政治走出“政治衰败”的怪圈,迈上良性政治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就目前而言,成功的例子不多。20世纪80、90年代,各国政府曾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为了收拾军政府时期留下的烂摊子,以市场化手段推动本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但也使得国家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政治新左翼的崛起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政治衰败,但它本身却又是更严重的新一波政治衰败之源。这是拉美政治秩序的一大悖论。

在福山的政治秩序三大要件中,国家、民主和法治都是可以并行不悖、独立发展的。尽管拉美是弱国家、弱民主和弱法治的结合,但三个要件的“弱势”程度显然是不均衡的。福山比较满意的是拉美的民主,不满意于它的国家能力和法治。当民主来得太仓促,法治和国家能力跟不上,政治衰败就不可避免了。提高国家能力,加强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拉美各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

是的,历史终将终结。但即使是福山本人,恐怕现在也不敢轻易断言拉美的历史将于何时终结。



[1]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66页。

[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1页。

[4]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p.37-39.

[5]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40.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3、4、36页。

[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5页。

[8] 参见玻利瓦尔的《牙买加来信》和《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82、83页。

[9]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p.368-410.即该书的第16、17两章。

[10]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380.

[11]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383.

[12]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395.

[13] see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B. Evans &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p.411-432.

[1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24页。

[16]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417.

[1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319页。

[18] [美]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35、36页。

[19] [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7-19页。

[20] 亨廷顿指出,在1974-1989年间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大约有3/4的国家是天主教国家。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69页。

[21] See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 (January 1994),pp.55-69.

[22] See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 6 (November/December 1997), pp.22-43.

[23] 转引自[美]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325页。

[24]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p.38.

[25] Juan Carlos Calleros, The Unfinish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pp.87-113.

[26] See Anibal Perez-Linan,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 and the New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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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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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环球财经》第9、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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