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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中国转型关头的真实挑战

更新时间:2015-12-03 19:45:19
作者: 华生 (进入专栏)  

   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是经济问题

   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交流,我下面主要讲讲中国的经济。中国这三十多年来,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35年前,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因为有多种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发展,所以才给多元社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所以,下一步左右中国发展的,从根本上来说,恐怕还是经济问题。历史地看,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经济。毛泽东当年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可以说是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经济。1958年大跃进时,他本来是想创造经济奇迹的,但没有成功,所以后来转到了政治方面去。以至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在贫困线以下,好多亿人没解决温饱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延安,看到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和几十年前一样穷,禁不住自责落泪。现在中国有一些年轻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说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存在挑战,在每个阶段上外界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挑战基本上是假老虎、纸老虎,那这次的挑战,我个人的判断是真老虎,是真正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得益于三个红利

   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几个主要的推动力,或者说是红利。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客观上说是有限的,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那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在于把农民的人身和时间给解放了。农民仍然种他原来那点地,过去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要劳作。我当年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队长,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天还没亮就叫每家的主妇开始做饭,然后叫大家一起下田干活。后来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了,我又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夸张的说法是,一年干农活只要九天就够了。当然,他们说这个是太夸张了一点,但是反正一两个月都不到就足够了。所以,改革真正解放的是人。这些人去干什么呢?最初就是市场上什么东西缺,他们就去生产什么。最初是多种经营,主要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蔬菜。从1980年到85年,中国粮食增长了30%,但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副产品的产量,增加了几倍、几十倍。当年我在干活的时候,一顿饭需要吃一斤多米,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只有吃这么多才能吃饱,因为那时候见不到一滴油,而现在因为油多了肉多了,一个人只需要吃二两三两米就能吃饱了。所以,当年的变革,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搞多种经营,接着搞乡镇企业,再后来到城市打工,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90年代,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工由于改革解放出来以后进入城市,所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工,特别是蓝领工人,都是农民。进入21世纪,最大的红利是世贸的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体系,成了世界的工厂。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是靠这三个力量在推动。但是,今天这三个推动力都开始衰竭了。

   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

   中国改革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包括国有企业问题。我们过去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在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就是官营还是民营?这样,我们在企业改革,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就遇到了一个瓶颈。

   另外就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土地让农民家庭经营的制度,在过去起了重大作用,既解放了农民又抑制了土地兼并,所以中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理想,在今天实现了。但是农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光靠这个不够了。我最近到北大荒去看了一下,因为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水平,一家人可以种几百亩地,但我们的现实是,一家平均只有几亩地可种。这个时候,就不单是一个积极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来说,我们的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上做重大变化。但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复杂化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要为城市所用,为城市所用的土地会大幅度升值。前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日本经验,我觉得日本社会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化进程,不能分享城市不断升值的土地权利,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从而出现社会对抗和混乱。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采用社会主义体制,还是采用资本主义体制,都会遇到这个重大挑战。但日本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韩国处理得也不错,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很大。我们现在的财富特别是家庭住宅资产的不平等,在世界上大国当中,是排在最前面的。财富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然一时最容易得到老百姓支持的,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平均分配。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最危险的,但在中国这可是有传统的,我们有几千年来周期性均贫富的历史传统,还有马克思主义进来以后的革命传统。所以,如何抑制贫富差距又不是平均主义,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从苏联那个计划体制转到市场化的体制上来。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第二,要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城市社会,大多数人都在城里,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这个路我们现在刚走了一半。在名义上,我们的城市人口现在是54%左右,但是这包括了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与日本、韩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更没法比了。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的发展水平,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0%-65%左右,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农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漂移,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第三,我们要从一个革命政治转变成治理政治,也就是正常治理社会的政治。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也要被批斗。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向治理政治转变,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说领导跟下面群众意见不一样,而是领导和领导的意见不一样,群众和群众的意见也不一样。比如国企问题,究竟怎么去治理?从上层到下层社会,意见都不一样,你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相反意见。再比如说,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对城市人的利益会是很大的冲击,对政治也有冲击。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管理一个农业社会比较好,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要以城市社会为基础,这就不太适应的,不好办。这个怎么转变?很困难。然后是第三个问题,从革命政治转向治理政治,怎么转?治理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是跟革命政治一样吗?合法性的来源完全相同吗?权力的分配还是原来的格局路数吗?要做什么改变?怎样才能改变?这些问题我们还都没回答。

   总而言之,经济问题是很实在的,不是靠不接地气的说辞和新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经济下一步向何处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上述三个转变的挑战。谢谢大家!

   稍有不慎,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停滞期和滑坡期

   我来回答一下问我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现在经济下行只是短暂的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另外一个是对中国经济数字表示的怀疑,以及亚投行问题。

   中国经济的下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刚才我的讲话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跟原来不同的挑战,原来的高速增长不太可能再维持。今后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经济发展速度会进一步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速度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经济,还可以在今后若干年内,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国内经济学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很多人爱拿中国现状跟8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比较,说中国的增长结束了,就像日本在80年代末,下面会进入二十年的停滞期。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原因是中国和日本处在不同发展阶段。8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很高,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现在还在城市化的半途当中,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过是7000美元而已。如果人民币贬值,用美元表达的GDP还会受到影响。所以,相对于80年代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发展水平低得多。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实现,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应对得好,经过经济短暂下滑以后,能够停下来,进入一个中国政府希望的新常态,也就是一个中速增长的经济状态。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点。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进入经济发展的滑坡和停滞期,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吗?

   第二,对于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的真实性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数据,但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会完全使用一个数据,我会使用多个数据来判断,因为大家知道GDP的增长不是一个直接统计出来的指标,是有各种计算处理的。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克强指数,用货运量、发电量等来衡量,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但这个指标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用电量来说,服务业比重增加了,工业比重下降了,发电量需要增加得不是那么快,但是你不能说经济增长慢了,因为服务业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消耗的电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多种指标。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人更看重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我也很看重,因为其他指标有各种各样人为计算的方法,但财政收入是必须把钱交进来,这个统计比较直接。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今年的任务完不成,让你提前交。但是今年交了,明年更交不出来了。当然,听说也有不少地方一边让你交,另一边再退还给你,搞数字游戏。所以,没有一个指标是绝对的。

   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要看多种指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计指标,它的科学性、可靠性,跟发达国家相比自然会存在一些距离。如果再加一些人为的因素,长官意志的因素,问题就更复杂了。不久前的印度改变GDP的计算方法,增长率大幅增加,也是引起了不少人质疑。

   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亚投行的。我觉得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不了。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亚投行要按照一套国际规则去治理,因此并不是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傻到指望亚投行去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问题,倒是我们提的“一带一路”有这方面的意思。中国政府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发展“一带一路”,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当然这个能不能实现,有多少钱去实现,这都是问题。

   我觉得中国搞亚投行,主要还是对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反应,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抗争。因为中国最初没有想搞亚投行,而是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中增加自己的份额。但是,大家知道,因为美国的原因,他们迟迟不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退了,既然不让进,我们就自己来搞。反过来,自己搞了以后,可能会推动美国做点让步。所以,国际政治、国际金融有更多的复杂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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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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