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传统现代之变。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从中国文学史的空间布局看，经历了南移与北归的坎坷历程。所谓南移，是指20世纪前50年，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的兴起，替代了中国文学的原有中心，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迁徙路线，形成了新的文学格局和发展方向。所谓北归，是指20世纪后50年，随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北京重新确立之后，文学中心也随之回归，形成了与20世纪中国文学前50年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围绕上海、北京为中心所建构的20世纪中国文学，或许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传统现代之争，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北方。如果用一系列城市来象征的话，应该是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明清时期的北京。南方尽管有六朝故都南京和南宋的临安(杭州)为代表，但基本上都呈败相。末代王朝苟延残喘，偏安于一隅，文学上的气象也近于游丝一般，孱弱而颓靡，经不起大风大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①来描绘江左政权支撑之下的文坛气象。中国传统文学的中心区域大部分时间集中在黄河以北。与这种文学格局相应的，是历史上大量南方文人流入北方，北方豪迈雄健的文风屡屡扫荡南方文学的萎靡与颓废。那些文人士子须臾不离的“道”，其实代表着北方势力。至于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形成挑战和全面辐射的事例，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主流。所以，近代文论史上尽管有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②，但他的眼里还是以北方文学为正统，中国文学的变迁路径是“由北趋南”，而到了南方，基本都成尾声和余绪了。

　　 真正改变这种传统文学迁徙路线，并形成不同于千年文学之变化格局的南方文学中心，是从近代开始的。明确地说，是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学地位和影响的确立开始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中上海一地的文学根本没有地位。像晋代著名文人陆机虽诞生于华亭(今松江)，但人们习惯于称其为云间诗人，从未有人将他与上海联结起来，更不会有人称其为海派诗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设立③，但此后文学史上论及该地的文人作品，也没有见到上海作家或海派作家之称呼。这种文学史上约定俗成的规矩，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文学史上有关上海的记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空白。人们仿佛视而不见，或者不知道如何来概括上海一地的文学归属。当然，最主要的是人们的关注目光都集中在其他地方，那些地方有更为精彩的文学风景吸引人们。但从近代开始，情况有点不一样了。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人们的关注目光不能不投向上海，上海成为中国文学不能不谈论的文学地域。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史意义上讲，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的确立为标志的。随着这一文学中心的确立，不仅现代类型的文学替代了传统文学，而且，从此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千百年来的文学发展道路。这一年轻的现代文学类型与同样年轻的江南都市的成长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默契。当上海这座城市蓬勃发展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呈现出活跃与繁荣；当上海城市发展处于停滞和压抑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低迷状态。所以，上海一地的文学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晴雨表。要认识、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一地的文学是一个重要参照。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考量中国现代文学时，上海才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呢？这与上海一地的文学属性有关，也与城市的文化性格有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需要从城市类型分析入手。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欧洲城市的性格和类型，他将有史以来的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一类是中古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前者是以政治统治为特征的权力活动中心，后者是以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活动的枢纽。④对照韦伯的城市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近代的快速崛起是与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城市相关的。上海从一个江南小镇，快速发展成为现代世界城市，其机运转折在于1843年的开埠。开埠使上海走向了与世界贸易对接的发展轨道。这条发展轨道，概括地说，就是摆脱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由兴而衰的轮回模式，代之以一种开放的无限增长的、能够动用全球资源为之生产和消费服务的现代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无法提供的，史称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模式。美国学者伊•沃伦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往往是从核心国不断向外推移，这种推移过程，有时是通过殖民国家，有时是通过谋求地区特权，逐步实现。⑤1842年中英战争以中国签署《中英江宁条约》告终，外国资本通过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城市而谋得通商特权，由此向中国大举扩张资本。1843年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迅速替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枢纽。⑥对外贸易不单单是商人之间买进卖出的经济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双向沟通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对外商品贸易活动的开展和来往人员交流的深入，人们的时空概念和文化参照坐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意义上思想启蒙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破除中华帝国中心论，代之以放眼全球的世界眼光。⑦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的对外贸易活动，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世界的文化通道。上海在对外贸易中，城市规模得以激情扩张，不到一百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一跃而成为世界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化扩张的规模和速度，无形中向世人展示了现代社会的惊人力量。历史上中国传统城市再怎么辉煌繁荣，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相比较，无论规模和速度都相形见绌。传统社会短时间内生产不出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只有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这样的庞然大物才能被催生出来。构成上海现代城市水准的社会构架，是物质生产方面的现代化机器生产和制度创新方面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从制度创新方面来看，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自治法案的提出，中国最早的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的广泛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堂的普及和女学的兴办，中国最早的机器印刷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所有这些与现代世界能够沟通交流的现代文明样式，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是通过上海这一社会空间的成功实验后，走向全国的。如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从上海开始并繁荣于此，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从文学方面讲，上海本地并不盛产作家，但很多流入上海、定居于此的文人墨客，却能够潜心创作，成名成家。究其原因，是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能够接纳众多作家，并不断刺激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像近代史上的王韬，现代史上的沈从文，初来上海，还只是无名小卒，但经过数年生活，他们被打造成了海上文坛的风云人物。这种点石成金、脱胎换骨的神奇变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其他城市所难以获得的，就像1940年代上海作家张爱玲用“传奇”来形容上海的城市生活一样，在文学领域里，这种传奇故事屡见不鲜。我们追溯这种变化动力的社会来源时，会注意到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作家身份的独立具有标志性意义。传统的文学写作者常见的身份角色是官员、幕僚和私塾先生，文学写作是一种业余雅兴。传统文人大概从来也不会想到过可以靠自己的写作来维持个人的生计。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没有专业作家或职业文人这样的社会角色，那时支撑职业作家写作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稿费制度等，都还没有诞生。但在现代社会，文学变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写作者不仅可以靠写作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而这种写作者社会身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最初尝试，是依赖于近代的上海城市空间实现的。那些19世纪中后期寄生于上海大小报馆的华人主笔，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职业作家。像王韬、钱昕伯、蔡尔康、高太痴、韩邦庆等，初来上海，家无恒产，但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报业和书局的编辑活动，不仅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以“海上闻人”的身份赢得社会的认可。文人与书报出版的结合，是上海早期文学的基本特色，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鲁迅先生用“近商”来概括海派的特点。⑧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探讨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时，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⑨。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亭子间作家”更是蔚为壮观，成为当时文坛的一道风景。这些从外地移居到上海的文化人，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上海的文学队伍，像郁达夫、巴金、田汉、周扬、夏衍、丁玲、胡也频、冯雪峰、萧红、萧军、芦焚等，可以说都是从上海亭子间中出来的现代作家。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通过上海的书报杂志，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精彩的篇章。当时的北京也属文化中心，作家、学者人数不少，尤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可以说绝无仅有。但与上海比较，总体上让人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台是在上海，而北京只不过是一座优哉游哉的文学后花园。鲁迅先生1929年5月23日从北平致许广平的信中，比较了南北这两座城市的生活氛围，认为“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⑩。这段话是较为真切地反映出这两座城市的文化性格。20世纪前半期，北京虽然是学府之城、文化故都，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源，但从城市的性质来说，民国时期的北平基本上是一座消费城市，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故都的闲暇和安静，不像上海那样闹忙、烦躁。热闹非凡的上海，尽管让很多外来者产生种种不适应不习惯，但却是一座能够生产都市新文明的现代城市。陈西滢先生写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闲话》中，有一段“物质文明的上海”，他说：“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同时又有人说，上海没有文化。我们看来，上海的确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而且确有它特殊的文化。”“对于上海不但不恭维，而且常常表示不满意的，大都是一般自命为智识阶级中的人，就是有时被朋友们称许为学者、思想家，而吴稚晖先生叫作‘吃豆腐的’，也就是上海人口中的穷酸。他们说，除了前面所说的物质的供给，上海便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这样完全物质的解释只可以算是一般智识阶级轻视上海的部分的理由。他们不喜欢上海，根本恐怕是由于上海人的人生观，同他们太不一样。上海人对于人生一切，第一个标准是金钱，第二个标准是金钱，第三个标准还是金钱。”(11)以文学出版为例，上海依靠的是商业运作模式，将新文学推向全国，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新文学辐射网。当时中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出版机构，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都依托上海，辐射全国。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像《申报》社、《新闻报》社和《时报》社等，也都凭借上海的优势地位，引领舆论新潮。所以，像胡适等一批京派文化人要办刊办报，印刷出版自己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总是上海的出版机构。如20年代的《新月》和30年代的《文学杂志》，尽管办刊的主力在北京，但印刷出版和发行却都在上海，并且要借助上海的势力，加以推广。仅此一项，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上海、北京之间文化生产力方面的落差。

与作家职业身份独立相关的，是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这种新型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的书报出版业中流行开来的。郑逸梅先生在《稿酬之起始》一文中认为，“作家卖文以博润资，投稿定有酬金，最早起自于晚清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小说月报》杂志”。(12)稿费制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润资，它不是朋友之间的资助和当权者对文化人的庇护施舍，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关系的价值体现。它之所以首创于上海，是因为像申报馆、商务印书馆这一类大型报馆、印刷出版企业，其管理模式已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陌生人”的管理模式。生产和销售双方，不认父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而只认权益和利害关系。确定的准则和契约必须遵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