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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阳:政治沟通视野下的媒体融合

——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与传播特征

更新时间:2015-12-02 17:31:57
作者: 朱春阳  

   【内容提要】 政治沟通的演化和信息传播的现实格局具有一定的关系,通过政治沟通视角来看执政党的信息传播行业发展政策会有利于我们窥及政策内在的逻辑。本文认为,当前媒介融合政策的推出,主要着力于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强调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并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机会,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治沟通因此具备了不同于之前的新特征。

   【关 键 词】政治沟通/媒介融合/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传播特征

  

  

1983年,托夫勒曾预言,“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并要人们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①詹姆斯•凯伦在《媒体与权力》中也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②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判断正体现在新媒体对已有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官方媒体传播权力格局的冲击中。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如果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诸多变化,这次会议的指导精神其实是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的。尽管同期传统媒体的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我们仍坚信,政权高层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高度重视,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深层的焦虑和作为官方舆论场核心平台的传统媒体正面临话语权日益消散的危险。基于此判断,本文拟从政治沟通的视野来考察当前我国媒体融合的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与传播特征。

   一、政治沟通:实践与理论的演进

   政治沟通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沟通。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等不同,政治沟通主要关注信息、对话、理解与共识,并以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③而政治生活在印刷媒体、有声媒体、可视媒体的渐进变化中都留下了痕迹,现代的电子媒体更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使大众传播与信息传播权力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运行过程。作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Jay G. Blumler将这种基于新媒体的政治传播称为第三代政治传播。在他看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政治传播以政党控制为主,主导了二战以后的二十年间。第二代始于1960年代以后,覆盖全国(这里指美国)的广播网成为政治传播的主导媒介。第三代政治传播则以新媒体为重要手段,政治传播媒介向立体化发展。⑤理论上与此相契合的是,研究者认为,政治沟通理论也因为面临的传播形态的不同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在政治沟通研究的前两个阶段中,研究都强调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的活动,政治沟通的目的就在于劝服和控制公众或维持既有政治秩序。因此,都存在着公共价值的缺失问题,没能体现公众参与的价值。对网络政治沟通的研究则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强调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政治沟通被理解为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渠道或媒介,就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进行对话与协商、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的行为或过程。⑥

   按照李良荣等基于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影响实践的观察来看,他们则认为互联网是继文字、印刷术、电报以后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本质上是传播革命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以“去中心-再中心”为基本特征,从而形成全新的执政环境。⑦同时,他还认为每一起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把公众的情绪和诉求呈现在政府面前,促使政府决策必须接受民意考问,官员执政需要顾及公众情绪。互联网改变了公众政治参与可能,它给公众的直接感受是:“老百姓终于有了可以说话的地方。”网络问政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背后凸显的是大众政治的勃兴。⑧此外,英国学者安德鲁•卡巴德斯等归纳了网络的四重积极影响:实现平民主义,促进公民直接政治表达;重塑公民社会,推动政治文化转变;促进公民获取信息及与决策者沟通;构筑电子政府,实现政府服务扩展与革新。⑨

   从上述研究结论来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技术正强化着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而因为传播技术本身的草根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已经改变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格局,进而形成对政府政治沟通体系与沟通能力的促进。

   二、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演进的核心议题

   所谓话语权,不仅是说话的权利,更是话语的分量,即话语的影响力。面对新媒体的勃兴,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正陷入到了深深的“数字鸿沟”当中,话语的分量也日益轻飘。数字鸿沟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是指新传播技术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其中,因为使用能力的差异导致的不同群体自身发展的差距被放大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传统媒体话语权原本来自官方把其作为面向社会的唯一大众传播渠道,即便有竞争,其实也是官媒内部话语权的转移。但伴随着新媒体而来的是大众传播权力的分化和去中心化,传统媒体独享的话语权不断被来自民间的意见领袖和新媒体平台分享,进而在一场关于传播数字化应用能力的竞争中逐步边缘化。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于两点:其一,新媒体提供了更符合用户生活方式和体验习惯的传播产品;其二,新媒体因为敢于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成为民间舆论场的核心平台;而传统媒体则更多因循既有的“选择性呈现”报道方针,忽视对社会发展中问题的报道与反思,一味只唱赞歌。所谓主流媒体,必须是那些对时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成为人们行为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体。如果只是第一层面的问题,传统媒体可以通过传播形态的改变,凸显内容生产的优势;而如果是第二层面的问题,那传统媒体则是从渠道到内容都丧失了直通“民心”的优势了。法国历史最悠久的《费加罗报》报头有一句名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当前政治沟通的传播权力格局下,所谓的正面报道也正是因此而白白地流失了“正能量”。

   当代中国的互联网作为民间舆论场是如何呈现政治沟通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摩擦,官民之间的隔阂,都投射到互联网舆论场上,并且经常是极度夸张的呈现、火上浇油般的聚焦、浮想联翩的发酵。互联网是当代中国人的网络家园,在网上守望相助,疑义相与析;但也经常渲染现实瑕疵,扩大社会分歧,特别是加剧官民对峙。”⑩

   因此,作为官方舆论场核心平台的传统媒体亟需重建话语权,一方面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深入民间舆论场的核心地带,参与民间舆论场的政治沟通活动。这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高层“破题”,而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伸。

   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新理念,第一次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那么,何为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11)这表明,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除了政府以外,多元行动者要进行合作管理,也就是说治理是一个由多元主体与政府共担责任的手段。多中心,网络化,合作管理,被认为是治理概念的核心。(12)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考量,上述一系列官方表述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13)很显然,在一个提倡“治理”,而不是“管理”的社会权力格局中,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再想回到独享传播话语权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过程中,官方媒体如果不能有效沟通执政党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主张,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消除隔阂,达成共识,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的效率,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这才是执政党在改革中面临的首要风险,以及对于官媒话语权衰退的深层忧虑。

   治理理念下的政府,首先是一个可沟通政府。在此意义上,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重建是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所谓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建设并不是通过规模化扩张、依靠垄断而获得的单向信息投放能力,其实质应该是双向沟通能力的打造,即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建设目标需要从“自我赞美的独白”转型为“理性公平的对话”,服务于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在这样的过程中,《指导意见》提出的“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具有旗帜意义,它将指引传统媒体以“真实、公正、客观、全面”的态度直面时代发展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成为社会话题的沟通者与引导者,而不再是旁观者。这才是《指导意见》中所说的“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

   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王国庆曾提出,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媒体控制”(Media control),后来叫“媒体管理(Media management)”,现在叫“媒体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临下的,而合作是把新闻媒体当作‘客户’,是主动向他们提供服务的。”(14)其中“媒体合作”关系模式的形成更多要归功于新技术带来的新媒体与市场力量催生的“异地监督”效应,尤其是具有“脱域化”典型特征的新媒体平台,更是倒逼政府从单向信息控制转向双向信息互动模式;而传统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不是和新媒体的冲突,而是强化目标的一致性,即共同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能够实现上述“现代化”转型,其实,形态上是传统的,还是新生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传播形态层面,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内容优势已经凸显,融合发展的压力也会减轻不少。

   三、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媒体融合的政治沟通价值取向

   从政治沟通的视野来看,我国互联网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标本价值。“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是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纠正,即在现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15)而作为现代社会实现广泛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网络政治参与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超越了传统政治参与,呈现出巨大的魅力。(16)在我国,与互联网勃兴相伴随的是民间舆论场的兴起,尤其是传播去中心化的趋势,给了普通民众更多借助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这直接改变了普通公众政治参与机会的构成。所谓“网络政治参与”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风景,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及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17)

近期调查表明,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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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沪)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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