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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更新时间:2006-05-04 23:27:57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关键词」冷战/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

  

  对日和约问题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涉及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注: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of Japa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Howard Schonberger ,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History ,10:1(Winter 1986);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1996年;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待刊)。感谢崔丕教授在论文发表前即提供给笔者参考。)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此处俄文文献略]“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7年)。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Stalin Year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冷战态势的形成,但具体而言,是冷战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对日媾和有违初衷的最终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对亚洲冷战产生了什么影响?

  笔者在研究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进程中发现,它们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注:有关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专门研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针。(注: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97页;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4年)第1—2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9页。)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1947年夏左右缔结和约。(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64页。)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注: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到1947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拙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1947年3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注:关于博顿草案,详见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98—99;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在此基础上,7月11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8月19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37—338页。)7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注:[此处俄文文献略]1947年7月22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存缩微胶卷;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of Hong Kong,中文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页。)美苏关于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注: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见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Marshall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 ,vol.3,no.2,Fall 1979,pp.349—375.)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一段时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转为“美苏对抗”。1948年3月25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注: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53—361页。)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的值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并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见崔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87—91页。)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1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注:[此处俄文文献略])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注:“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藏,“亚西司”,112.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60—63页。)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月20日,苏联再次重复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注:[此处俄文文献略])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和五角大楼,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注:关于对美国NSC48/1和48/2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71—375页;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看似形成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各岛和横须贺的海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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