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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智博: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大同

——钱学森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形态”思想浅探

更新时间:2015-12-02 09:02:50
作者: 尹智博  
购买阶段(Pm G-W)和销售阶段(W′-G′A)都可以跨越国界,但生产阶段(P)局限于一国之内;而在全球经济当中,生产阶段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分散,进而带动购买和销售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散性。 而且,资本循环所带来的利润也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新的经济安排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生长出来,直接投资和其他非股权形式共同催生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 [30],在横纵两个维度上塑造了复杂的全球垂直一体化分工网络。

   完成这些转变,有赖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技术。20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和通信革命,再加上交通、营销、管理、自动化、智能化等广义技术领域内的创新,使得资本快速清扫了在全球流动时所遇到的所有物理障碍。简而言之,技术使资本在真正的意义上走向全球,开创出新的全球积累范式。本文无意分析其微观运作,而是关注这样的问题:技术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手段么?它在“世界社会形态”中将会扮演怎样一个角色?

   钱学森极为重视技术问题,并不是基于一名科学家的身份,而是站在战略高度上,将之放置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进行思考。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钱学森更加细致地区分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然后引起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又将带来社会革命。

   钱学森认为: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大约一万年以前,人从采集、打猎为生变为靠种地放牧为生;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变为奴隶制度。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于中国大约 3000年前,即奴隶社会后期,商品交换出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发生于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所谓工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开发了世界市场,生产体系也大为改观,出现世界规模的市场经济。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世界正在进入发展的又一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电子技术引起的。” 对照前述内容可见,引文中所称的第四产业革命正对应着世界经济“肤浅的一体化”阶段,而第五次产业革命则对应着当前新型全球化走向“深刻的一体化”。钱学森强调:必须搞清楚“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什么?它是怎样改变或重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 很明显,钱学森非常注重生产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注重科技-产业革命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与变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生产关系主要包括三项主要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所有制形式自然处于基础地位,但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却往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一点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劳资关系。上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出现严重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了两套方案:通过弹性工资制降低劳动成本,从而恢复边际利润;改变劳动过程从而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种办法被概括为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 从后续发展来看,后者更能代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方向,因为它可以让劳动更加“灵活”。就阶级关系而言,一方面,弹性的雇佣制度增强了资产阶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分散化,工人阶级被打散到世界各地,以往的工会组织形式难以建制,集体谈判能力和行动能力显著下降。 [36]换言之,在一个异常强大的跨国资产阶级形成之时,与之相对应的跨国无产阶级似乎陷入了永恒的“自在”状态当中,以至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无产者的联合已走到终点,不可能再塑造出一个“自为”的阶级。

   这一结论是否成立,还要深入观察跨国无产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变化的根源是劳动形式的变化,而实际上在新的劳动形式宣告了以往的无产阶级联合方式失效的同时,也为一种新联合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全球化,构造出来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但自始便在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向与资本大国的分化性支配之间存在着紧张。张力一旦突破临界点,原有的支配体制将被瓦解。 引爆临界点的恰恰是跨国资产阶级所剥削的新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是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沟通、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信息化的、广泛吸取通信技术的大工业生产。这种依赖信息技术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本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 不难看出,新的科技进步在新的劳动形式形成过程中占有关键地位: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获得了劳动的属性。非物质劳动不仅在生产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更是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生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新的生产模式必然会给生产关系带来相应变化,传统工人阶级不再能够承担历史主体的任务。 本文并不打算对之加以辨析,只是借此强调,阶级政治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资本主义采取了新的生产方式而丧失结构因素,跨国无产阶级也不会因为跨国资产阶级的霸权而陷入无力与无能的状态。只要资本的运行还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获取动力,只要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还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那么反压迫的斗争就不会平息,追求平等的脚步也不会停下。

   后文将会指出,尤其对于私有制而言,上述新的劳动形式本身就在孕育“公共性”(the common),而这种“公共性”最终将会指向共产主义的“公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钱学森的又一预言:“第五次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是有矛盾的;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是协调的。”

   三、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由去“分”而去“私”

   除了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钱学森还预言了未来的三次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提高劳动资料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开创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第六次产业革命将实现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为人类的食物、健康、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创造出高效益的生物物质。第七次产业革命则直接针对人体本身: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极大地提高了人体功能,“将使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其影响将渗透到各行各业”。 [42]这三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是“三大差别”的消除。

   所谓“三大差别”,是指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本身就是产业革命的后果。原始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接着,由于纺织业、轮制陶业和原始冶铜业的出现,又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相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随之也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和产品交换对场所的要求催生了最初的城市,出现了城乡差别。在社会生产力相对发展的情况下,脑力劳动又逐渐脱离体力劳动。“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这就意味着,阶级消亡也要遵循分工的规律。阶级消亡意味着平等,而惟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使实质平等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换言之,必然王国必须建立在自由王国的基础上。如何实现?马克思的答案是:“工作日缩短是根本的条件”。 个人劳动时间缩短,同时又要保证社会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因此对科学技术持续提出发展要求。

   钱学森基于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同时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对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一历史进程用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具体、科学的描述。具体而言: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最后结果将“大大推进了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历史进程”;第六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远荒漠地带,随着这一产业革命的发展,这些地方也都将改造成小城镇。这次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等,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开创了大农业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在生产方式上已无实质性差别”,从而可以“消灭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第七次产业革命将导致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得到很大提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创造条件。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状态的“深描”,充满了丰富的细节。

   取消了三大差别,意味着阶级划分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法权秩序所保护的财产私有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计中,私有制消灭是因,实现共产主义是果。这一因果关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便演化成“斗私”的阶级斗争。而钱学森认为:私有制消灭只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所有制形式上进行空洞的争辩毫无意义,必须承认私有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也需要自觉、主动地吸收私有制的有益性,以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促发社会革命、创造私有制消亡的具体条件。简言之,“私”的基础在于“分”,要灭“私”,关键是去“分”。

   无独有偶。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甚至将之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础。该书的第一部分“入世界观众苦”表面看是佛家的关怀,但题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难以从小康进到大同,归根结底在于“私”,之所以有“私”,又是因为有人己家国之分。只有去除种种分界,才能去私为公、“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大同”说,来自中国传统经典《礼运》。 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学家特别注重这一概念,以之描述三代以前理想社会的样貌,是对过去的依恋和怀念。 康有为阐发“大同”之义,则是对人类社会的走向进行规划和推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社会主义思想对未来世界的描绘形成了共鸣。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康有为的主张堪称社会主义之先声,直接促发了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社会变革思想,甚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曾向埃德加?斯诺坦陈自己早年亲近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1917年前后就明确说“大同,吾人之鹄也” ,“新村”建设实验虽遭失败,但仍然作文宣传其命意,其中能够明显看到《大同书》的影子。 到192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毛泽东仍然注重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相通之处,甚至多次以大同指称共产主义。 然而,由于在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产生了前文所述的那种因果倒置,建国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让中国社会进展到大同世界。

在阐明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之后,钱学森提出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既不同于康有为念兹在兹的“天下为公”,也不会选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决定了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钱学森对由去“分”而去“私”的判断,有着更为牢靠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基础。前文指出,后福特主义采取了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内容的新劳动形式。这种劳动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特性在于,它的劳动成果或劳动产品(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等)并不天然具有“私”的性质,反而首先表现为一种“公共性”,最终将会指向共产主义的“公有”。理由有二:第一,非物质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具有稀缺性、有限性,而是会在流通中产生增殖,传播越广、受众越多,就越有生命力,因此私人占有就不再是实现需求的方式,所有权变成了共享权,或者说以共享的方式实现了所有。 [55]第二,虽然非物质产品只占当前全球生产总量的小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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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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