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天羽,法国图卢兹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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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后所伴生的民主乱象及「中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崛起,以西方普适价值作为后进国家发展唯一方向这种想法受到质疑。尤于中国而言,在「中国文化」与「普适价值」之间是否可走出一条「中道」,既不泥于过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路径依赖,又能积极面对多元化、全球化的未来,就需要有超越东西方的大视野,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来助力思想界文化界走出困扰已久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和左右之争。
由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担任永远荣誉院长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所国学院——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于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举办「普适价值再思」论坛,对相关课题作深入探讨交流,在出入今古,兼括中西的大框架下就中国文化的价值定位、未来走向出谋献策。论坛特别邀请了在有关方面有深入思考的学者从致用性角度作专题讲演讨论,以代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甚至互相抵牾的看法。
是次论坛围绕:反思「普适价值」的「普世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适价值」、以西方民主标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新定位的合理性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相通与相异等相关议题展开研讨。与会发表演讲的有(按演讲场次排名):香港浸会大学的周国正、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同济大学的曾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姚中秋、武汉大学的刘仲敬、香港浸会大学的黄蕉风、清华大学的秦晖、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北京大学的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的韩星、香港新亚文商书院的郭少棠、上海政法学院的祁志祥、香港DotAsia机构的钟宏安、华东师范大学的黄佶。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岳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副院长魏宁致开幕辞。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发表论坛总结。
正文
受论坛召集人、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先生邀请,有幸参与近日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行的普适价值再思论坛。此次学术论坛汇聚了港陆两岸国学界的精英学者,讨论的中心也是近年来朝野最具争议也最令人困惑的主题:普适价值。普适价值在中国的推广若从清末的翻译运动算起,迄今已逾百年。这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史断断续续,经历了数个高潮和低潮,至今日所累积的成果与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昔日只在学者和激进学生口中才会出现的科学与民主,今日已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而这也不全是学界的功劳:中国在上个世纪经历的两次革命,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都扮演了推广普适价值的角色。孙中山的反帝共和革命自不用说,是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主义在中国的直接表现;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被看做启蒙逻辑突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局限之后的推理延伸。
然而今日国人所理解的普适价值,似乎已然不同于启蒙的普适价值。今日国人所议论的普适价值,往往指的是某种“普适体制”,即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然而启蒙的普适价值实际上并不特别推崇某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甚至共和制也不一定是理想的启蒙政治。启蒙哲人不都是民主主义者,其中多数是对民主有所保留的,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开明专制有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甚至还有像霍布斯这样的启蒙哲人,对民主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敌意。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讲到:启蒙,是人类挣脱自己加诸己身的枷锁的努力,是人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