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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组织的“集中”与思想的“民主”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张力及其和解

更新时间:2015-11-30 08:36:51
作者: 石伟  

   【内容提要】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参照。在法理学规则的意义上,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朝着两个维度延伸:在组织层面,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要“行动一致”,保持自上而下的集中;在思想层面,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要充分“讨论和批评自由”,保持自下而上的民主。显然,这两种价值指向在纪律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张力和现实张力。然而,两者通过“既定决议不容易再讨论”的制度设计又恰好实现了良性互动和张力和解,使纪律的运行更加有效和顺畅。

   【关 键 词】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价值指向/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

  

  

在政党谱系上,中国共产党出于列宁主义政党一脉,中国共产党纪律也与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有莫大关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更是凸显了这一判断。但是,当前关于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管党治党”的层面,没有学术化地分析和探究纪律作为“规则”本身的意涵。很大程度上,法理学提供了这一崭新的研究进路。在“如何看待规则”的法理学视角中,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转换为法学规则,审视其背后的规则价值,将会给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完善与发展提供重要参照。

   一、组织层面的“集中”

   组织层面的“集中”是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中“行动一致”的最好总结。有时候,列宁将其称为即“组织的物质统一”。列宁将“行动一致”放在集中化的组织立场上加以推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①有了行动一致,才能在整个纪律体系中形成一种组织化的秩序,形成如毛泽东所言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②的党内组织格局。有了整齐划一的服从,才有了集中化的组织。在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在面临救亡图存的战火时,组织层面的行动一致的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行动一致的集中

   “行动一致”,即“实际活动的一致”,是列宁对政党纪律的定义的前半部分,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理论中占据首要的位置。所谓“行动一致”在组织层面上指向了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的行为要符合政党的要求,必须保持集中化的一致,并形成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秩序。“集中”的要求,在萨拜因看来是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在物质维度(组织层面)的表现。

   在谈论纪律之时,很多人将集中与纪律联系起来,甚至将集中作为政党纪律唯一的标志。与此相关,也有将“组织”、“一致”、“统一”等与“集中”类似的观念与纪律相连,并加以实现。因此,在列宁、孙中山、胡汉民、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人涉及政党纪律的文本中,就出现了诸如“组织与纪律”、“统一的纪律”、“集中与纪律”等表述。

   除了列宁主义政党领袖的著述之外,在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文本中,也常常将纪律与“行动一致”的集中相互关联。在这些政党的纪律体系的目的上,最终形成的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秩序成为一种关键结果。

   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语境中,列宁主义政党如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党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控制上着力甚大。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使得党的中央机构对整个党的管控可以切入脉络,达到极致。因此,“行动一致”的集中才能得以实现。“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③恰恰就是这个“笼罩”,便点出了列宁主义政党在“集中”本质。只有“笼罩”了每一个党员,将党员固定在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支部或区分部)之内,才能更好地自上而下的贯彻政党的工作,形成一种外在的组织秩序。

   (二)外在的秩序

   在“行动一致”的组织之下,列宁主义政党形成了一种外在秩序。这种秩序是以“集中”为本质的。这种“集中”的秩序由外在观点的义务累积而成。凯尔森曾说,“法律是一种秩序,通过一种特定的技术,为共同体每个成员分配义务从而决定他在共同体的地位。”④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这种“活法”之中,那种特定的技术便是集中。

   之于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基础,强制性规则推出的义务分为两支:外在观点的义务和内在观点的义务。其中,外在观点的义务是通过外在强制力加以保障的,换言之,为什么遵守政党纪律,是因为存在严苛的纪律处分。在党内成员和各级组织面临违背政党纪律的诱惑时,是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式的纪律处分悬在头顶。在违背纪律条款之后,这种在福柯看来直指人的肉体的处分便接踵而来。这种党纪处分,是现实中可预期的。国民党对党员个人有“申诫、停止党职、停止党权、撤销党籍、开除党籍”等纪律处分,共产党对党组织有“警告、改组、解散组织重新登记”等纪律处分方式,对党员个人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纪律处分方式。具体可行的纪律处分方式,成为了惩罚的外在形式,利用福柯所看来的直指肉体的规训技艺置于被规训对象之上,从而达到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条款预设的目的。

   这种预设的目的是党内的秩序。由于这种秩序,是外在观点支撑下的“被迫”的义务累积而成,因此是一种外在的秩序。在外在观点的引导下,每个纪律条款分为命令性规则与禁止性规则。在“应当”等必为性语词和“不得”等禁止性语词分别主导的两种规则之下,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可以在党内形成一种规则秩序。这种规则秩序借由外在的惩罚,构成了从“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序列,将违纪行为与处分秩序一一对应起来,最终形成一种网格化的规则秩序。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在面对“如何做”的问题时,可以清楚地知道行为的外在后果。这种后果并不是来自于行为主体内心,而是来源于外在的直指肉体的惩罚。当然,这种肉体的惩罚,不仅仅是通俗理解的“剥夺自然生命”那样的肉体惩罚,更多的是在党内资格这种“社会生命”的贬低或剥夺。

   然而,就是在这种外在惩罚预期的背后,经由“行动一致”的集中,形成了一种外在的组织秩序。这种自上而下的秩序,是由外在的强制力保障,或者说由外在的惩罚保障。如果仅仅从坏人视角考察,有了外在的强制力约束,对纪律遵守者施与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或者说,在“负担”、“约束”、“限制”、“不利于”、“不自由”等纪律义务标示下,纪律遵守主体自然会在违纪处分的惩罚预期下达致符合政党预定目的。作为强制性规则的政党纪律,其义务性在“服从”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服从”在政党纪律中更好的表述是“遵守”。遵守纪律,在党内遵守一种政治规则,形成“行动一致”的集中化的秩序。践行纪律义务的结果,就是集中的秩序。如果这种秩序仅仅是由外在的惩罚维系,那么这种秩序就被称为外在的秩序。

   (三)各个领域的集中

   每个纪律条款的遵守者,同样也是纪律条款的潜在违反者。现实的惩罚使得他们在做出行为之时,必须考虑到外在力量约束。外在的约束,成为了一种之于规则遵守者的负担,也就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称的义务,也即外在观点的义务。这种义务成为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层面,形成严密、统一的党内格局的基础和保障。通过这种基础,列宁主义政党可以通过纪律体系中的具体纪律来达到这一目的和效果。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体系分为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工作纪律、经济纪律、廉政纪律、道德纪律、军事纪律等。在这些具体纪律中,物质意义的组织性体现得尤为鲜明,也构成了其与其他如政党规则、国家法律、道德风俗、会党帮规以及其他纪律等政治规则的不同。“集中”要求在党内各个具体领域内的统一,形成既有的秩序,从而实现“行动一致”的目的。

   比如,政治纪律要求“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体现了党内在政治理念上的集中和统一。组织人事纪律要求“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体现了党内在组织制度上的集中和统一。军事纪律要求“党指挥枪”,保持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从具体方式上讲,共产党采取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的方式,通过“指导员”、“政治委员”等党代表的方式对军队加以领导,体现了列宁主义政党对军事方面工作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中与统一在此体现得十分明显。

   另外,其他纪律也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等方面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体现了列宁主义政党在政治、组织、工作、廉政、道德、军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集中和统一。

   二、思想层面的“民主”

   思想层面的“民主”是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中“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最好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那里,也被称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要素,构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另一重要本质。基于此,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解决了如何在内在观点上认同纪律作为一种规则并加以自觉遵守的问题。毛泽东就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讲话时提出“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批评自由”加入到党内民主之中,也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另一本质——民主,凸现出来。

   (一)“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

   “讨论和批评自由”,是列宁对政党纪律的定义的后半部分,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理论中也占据重要的位置。⑤所谓“讨论和批评自由”在思想层面上指向了政党内部反映党内党员观点和党员意志的民主本质,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反映了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整体定义看来,“讨论和批评自由”营造的民主要素,成为了“行动一致”的重要保证。正如列宁所言,“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讨论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⑥

   从过程上看,列宁主义政党正是通过内在的“讨论和批评自由”达到了思想层面的集中和统一。民主,正是这个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方法,它也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与列宁主义政党的宗旨也密切相关。列宁主义政党无不在党内党外都主张维护被代表民众(无产阶级或普通民众)的利益,这种可以被称之“群众观点”的政党宗旨体现了民主的意味。俄共(布)从社会民主党开始便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党”。⑦中国国民党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的以国民为基本出发点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种直指人民利益的政党宗旨,在党外和党内都试图贯彻民主的理念。

   “讨论和批评自由”或者“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列宁主义政党内部将工作带上了民主的意蕴,也成为列宁主义政党区分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检讨和被检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从而在民主后达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在列宁主义政党之中,通过不断的“讨论和批评自由”或者“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所有党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达到认识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马列主义或者三民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教义性的可被实践的理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伦理,在刘小枫先生看来,“不是仅仅定位于政党政治的框架之内的,而是伸展到终极历史中的神圣真理的领域。这一政党及其理念负担着一个人类性的终极使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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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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