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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

——以《孝经》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3:10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孝经》,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孝经》解释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回到《孝经》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孝经》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关 键 词】君臣/父子/忠/孝

  

  

古典政教,以人伦为中心,而人伦关系,以父子、君臣为大纲。父子、君臣之伦,一以成家,一以立国。人伦之间,必以德合。父之德慈,子之德孝,父慈子孝则家齐。君之德义,臣之德忠,君义臣忠则国治。家齐国治则天下平。

   《孝经》中的父子、君臣观,是古典政教人伦关系的基础。而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从《孝经》解释史上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自汉至唐,以制度解经义,父子、君臣判然有别,孝、忠截然分立;二是自唐明皇注《孝经》之后,将《孝经》从规范政治的政教大典,转变成君主教民的道德宝训,父子、君臣界限模糊,而忠、孝渐趋合一。近现代以来,批判传统思想家国一体、忠孝无别,而所批判的文本,集中在唐以后的《孝经》义理。《孝经》所言的君臣父子之伦、忠孝之德,被非议最多的有三处: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圣治章》)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士章》)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广扬名章》)

   五四时期,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引此三句即唐明皇注解,分析其义,并云:

   详考孔氏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①

   依吴氏之言,儒家思想家国不分,导致人伦上父子、君臣之伦无异;道德上孝、忠无别,于是家族制度成为政治专制的根源。

   但是,儒家思想是否真的将君臣关系建立在父子关系的基础之上,将忠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却是一个值得重新考察的问题。

   一、人伦:父子与君臣

   《孝经》言人伦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在《圣治章》,唐明皇《孝经御注》的经、注为: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注]父母生子,传体相续。人伦之道,莫大于斯。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注]谓父为君,以临于已。恩义之厚,莫重于斯。②

   这一句经文,向来被视为父子关系君臣化,并将父子伦理与君臣伦理等同起来的经典表述。从唐明皇的注本来看,也确实如此。细察经文,上句言“父子之道”与“君臣之义”,下旬言“父母生之”与“君亲临之”,本来相互对照。而唐明皇将上句的父子与君臣合为一体,那么,下句的“君亲临之”之“君”,便无所着落。因此,经文“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一言父母,一言君,而唐明皇不得不将“君”理解为“像君一样的父母”。经文之父子、君臣本分途而说,注解则将之合辙而言,曲尽其事,终未为安。

   在唐明皇注经之时,唐代流行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个版本,今文用郑玄注,古文用孔安国传。唐明皇于开元十年(722)、天宝二年(743)两次注《孝经》,经文用今文本,注文杂采众家,颁布天下。自此之后,孔、郑二家之说,合为明皇一家之言。因此,明皇御注,行世千载,而无异说。然而,百年来敦煌遗书纷纷出土,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孝经郑注》写本,便可发现,唐明皇改动过《今文孝经》,其注解也有特别的政治意图。敦煌新出《孝经》写本,此句均作“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并无二“也”字。而其经文、郑注为:

   父子之道天性,[注]性,常也。父子相生,天之常道。君臣之义。[注]君臣非有骨肉之亲,但义合耳。三谏不从,待放而去。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注]父母生之,骨肉相连属,复何加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注]君亲择贤,显之以爵,宠之以禄,厚之至也。③

   郑注重见天日,可发千载之覆。郑玄与唐明皇最大的不同,在于唐明皇将“君臣”“父子”合二为一,而郑玄则分而为二。对于“父子之道天性”,郑注说“父子相生,天之常道”,是言父子一伦,为天地自然之所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君臣之义”,郑玄认为这并非言君臣父子之同,相反,是言君臣父子之异。因此,他的解说特别强调“君臣非骨肉之亲,但义合耳”。“君臣义合”是儒家思想对君臣关系的核心规定。郑注惟恐读者不知“义合”之意,又特地加上解释:“三谏不从,待放而去。”也就是多次谏诤,如果还不被采用,就可以离开这个君主。郑玄注经,多训诂字义,引经相证,而甚少增字解经。此处增字解经,其意有二:一者,特别说明父子、君臣的区别,臣之于君,以义相合,故可以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而子之于父,出于天性,虽有谏诤之道,但子无去父之理。二者,明“君臣义合”之意。《论语•颜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从则止;毋自辱焉。”郑注云:“朋友,义合之轻者也。凡义合者有绝道,忠言以告之,不从则止也。”④郑注之特征,甚少用“凡”字,用“凡”者则有包含一切情况之意。朋友一伦,义合之轻,故向朋友进谏,不可则止;而君臣一伦,则是义合之重,故臣向君进谏,三谏待放:此轻重之别也。但是轻重之别不是性质之异,在郑玄看来,君臣关系,在性质上与朋友关系而非与父子关系相同。

   郑注析“父子”“君臣”为二,则接下来的经文解读,可以涣然冰释。“父母生之,续莫大焉”一句接上“父子之道天性”,以父子一伦出于天性,骨肉相续,无以伦比,故郑注解“大”为无可加于其上。“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一句接上“君臣之义”,郑注以“君”为“君上”,以“亲”为“亲自”,言贤者本无爵禄,为庶人而已,但以其贤,君上选举之,爵禄之,以之为士,为卿大夫,则此知己之义,是为厚之至也。

   郑玄之说,并非其一人而言,从两汉的《孝经》引述,尚可见汉人旧义。《汉书•枚乘传》载汉武帝时,枚乘为吴郎中,吴王谋反,枚乘进谏,开头即云:“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⑤事实上,枚乘之言,即化自《孝经》之语。而在“君臣之义”问题上,枚乘也是从“直谏”来讲君臣之义的。而在郑玄之后,史策旧文亦有用郑之义者。晋代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上书有云:“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晋书•庾纯传》)⑥正是以用《孝经郑注》的说法。

   如果征诸儒家经典,郑玄的解释更加符合经典原意。这里涉及对“君臣”的认识。《仪礼•丧服传》一篇,为经典人伦关系之大纲,其服斩衰三年者,有“君”。《丧服传》云:“君至尊也。”郑玄注曰:

   天子、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⑦

   天子有天下为君,其臣为天下诸侯,及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庶。诸侯有封地为君,其臣为一国之内的卿大夫、士庶。卿大夫有采邑为君,其臣为食邑内之士庶。士无地,故不能称君。也就是说,所谓君臣,不是指向天下所有的臣与惟一的君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各种级别不同的共同体组织(家、国、天下)中的君臣关系。“君臣义合”,要建立在这样的社会、人伦结构中才能真正实现。因为只有“君”非惟一,“臣”有所选择,才能“三谏不从,待放而去”。如果对比唐明皇御注,唐明皇之世,“君”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而君臣关系,也就变成一个皇帝和天下臣民的关系,臣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空间,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君臣与父子一样,变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关系。

   唐明皇《孝经御注》将父子、君臣关系等同,之所以会被广泛接受,与早期经典表述的模糊化有关系。

   经典之中,多有家国并立之语,父子君臣连用之言。其家、国并言者,如《论语•颜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等;事父、事君并言者,如《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子罕》“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阳货》“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等。究其人伦之理,并非言君臣同于父子;究其政治之术,也非言治国等于齐家。家、国可以并立,是因为家、国是政治结构的基本构成单位,人在家中有伦理生活,在国中有政治生活,这构成了人获得其完整性的全部,即《孝经•开宗明义章》所说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如果缺乏了君臣一伦,只有讲家庭关系的父子、夫妇,势必不能聚家成国。父子、君臣并立,为人伦关系的基础,人在父子关系中成其为人,而在君臣关系中,出仕为政,行道合义,教化天下,扬名显亲,则能更好地做到安亲显亲。

   但为了强调子应尊父母,可以以君喻父,如《周易•家人》所言“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此以君喻父母,言父母之言行举止庄重合礼,这与《孝经•圣治章》“孝莫大于严父”、“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之说,其意相同,都是强调父母的尊严。因为要强调父母的尊严,而在人伦关系中,最尊严者莫过于君臣,故以君臣来比喻父母。这与唐明皇《孝经御注》直接说“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是不同的。征诸两汉史籍,《后汉书•张湛传》言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⑧。用一“若”,表明其义为比喻,以形容张湛之“矜严好礼”。

   同时,为了强调君应亲臣民,可以以父喻君,如《诗经》屡言“民之父母”。《诗经•南山有台》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洞酌》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谓“民之父母”,不是强调君臣同于父子,也不是强调君臣先于父子,而是强调为政之道,应该保爱其民。《礼记》为七十二子及其后学之言,其解《诗经》“民之父母”之义有二处。《孔子闲居》: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表记》引孔子之言曰:“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简言之,“民之父母”所针对的对象是君,而不是民,是在“以天下为一家”的理论中,强调君的责任,如一家之父母,像对待家人一样有仁爱之心,以从事政治。这种比喻的前提,是父子与君臣各自独立,不可相混。

   在儒家人伦关系中,亲亲和尊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原则。《仪礼•丧服传》规定子为父服斩衰,《传》云:“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臣为君亦服斩衰,《传》云:“君至尊也。”父、君皆至尊,故皆服斩衰三年。而人伦之基本原则,《礼记•大传》有云: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

   郑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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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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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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