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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更新时间:2015-11-28 16:52:21
作者: 董欣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关 键 词】西方/全球史/世界史/方法论

  

  

在中文语境里,“方法论”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二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①本文是在第二个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方法论”的概念,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西方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互动(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研究,分析其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

   一

   2008年,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出版,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综述了有关全球史的各种构想与写作方式。将“全球史”界定为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②的柯娇燕认为,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③这其中所蕴含的困难,自不待言。柯娇燕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最终的全球史方法如果得以实现,很有可能是能够将事件和统计数据同时从资料和设计的视角进行排序,把它们编织进同一个时间框架,若能从同时并存的无数视角中客观地概括出若干模式则尤为理想。④虽然她认为“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过柯娇燕从分流、合流、传染、体系四种概括出发,梳理了界定全球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流是指对事物从单一起源到随时空变化而发生多样性分化的叙述;合流是指对不同的和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必然呈现出相似性的叙述;传染是指对事物跨越边界并同时急剧地改变其动态的叙述;体系是指对互动结构同时相互改变的叙述。⑤从对上述四种方法的提炼入手,柯娇燕对西方全球史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分析。

   对于柯娇燕做出的归纳,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持有异议。他认为分流与合流的术语在由大卫•诺斯罗普提出并用于历史叙述时,指的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如何各自发展得彼此更迥异和更相似,或者相互之间更疏远和更密切。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认为,柯娇燕对分流与合流的界定造成了混乱,如用合流表示大量不同地区独立出现的发展,而合流的事例通常并且最好照字面意义理解为趋同的——源自文化的交流和相应的影响。⑦而对柯娇燕将传染视为一个文化术语和一种研究方式的做法,阿迈斯托也颇有微词,认为其偏离到历史学家对接触传染病的平淡讨论之中。⑧

   事实上,把柯娇燕对全球史的界定与其他一些全球史研究者的观点比较来看,例如,威廉•H.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致力于研究地球人的整个历史”、⑨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全球史致力于概括地界定、描述过去”、⑩杰里•本特利的“对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史学家而言,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11)等等,其涵盖的研究内容非常接近。但是,包括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杰里•本特利在内的很多全球史研究者,都将通过探讨物种、基因、疾病、生态等接触交流现象来揭示历史变迁的方法归入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之中。跨文化互动在柯娇燕看来只是其所归纳的四种方法之内的一个亚流派研究方式,但是在杰里•本特利等人看来却是理解和叙述人类历史的利器。

   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从20世纪中期以来,至少有四种探讨互动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系统分析范式、韦伯式的社会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12)在世界史领域,杰里•本特利将大量学者研究现代跨文化互动的主题归纳为跨文化贸易、动植物交流、疾病扩散、技术传播、帝国与殖民主义征服、宗教传播、跨洋奴隶贸易、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13)在他看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菲利普•D.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1984年)、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1972年)和《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1986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年)、丹尼尔•R.黑德里克的《进步触角:1850-1940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988年)、埃里克•R.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1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确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命题的是杰里•本特利,但是跨文化互动发展为一种在世界历史研究和编撰中使用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却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兴起以来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

   二

   20世纪中期,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剧变的世界形势,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倡全球史观、提出西方历史学应重新定向之时,(15)便提出世界历史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与影响,要做“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具体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人们对那些问题的不同反应。(16)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对全球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趋于保守。时代背景对美国的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即如何撰写一部既能体现出全球视角又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史。1961年,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呼吁世界历史的全球视角,并一直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编撰框架与方法。(17)这也是正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威廉•H.麦克尼尔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如何从研究方法上确保全球视角在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获得实现是当时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1963年,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问世,其方法论的基础是: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18)麦克尼尔认为,不同的文明构成真正和重要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在对每一个特定时代的文明中心进行描述,并探讨其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邻居对其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将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联系起来,便搭建起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是麦克尼尔关注的中心。《西方的兴起》通过三大历史阶段的连贯叙述,即中东统治时代(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500年)、欧亚文明均势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西方统治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说明西方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兴衰演变中最近五百年出现的历史现象。麦克尼尔认为,在各主要文明力量的对比中,欧洲的地位经历了从最初的弱势、中期的均势到后期优势的变化过程;在公元1500年至今的历史中,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本平衡的世界格局,大约从1850年开始,西方向全世界急剧扩张。

   《西方的兴起》在彰显全球视野的同时,给予西方文明一种切合太空时代背景、贴近美国现实需要的历史定位;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性叙述的同时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对包括技术、生态等因素在内的各文明之间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则使全球史的理念从思辨和实证两个层面获得了结合,从而克服了此前同样提倡宏观历史的文化形态学派在世界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以及传统的兰克实证主义方法过分推崇琐碎细节研究的局限,因此该书广受好评。例如,1964年,《西方的兴起》获得美国历史与传记类国家图书奖。1986年时任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主席的凯文•雷利高度赞誉麦克尼尔,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应归功于他。(19)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兴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性贡献。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20)麦克尼尔自己也认为,“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21)1990年,麦克尼尔在《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中,坦承《西方的兴起》“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当它强调跨越文明边界的相互作用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生存圈世界体系的产生。相反,在组织本书时,我只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系列的繁荣先体现在一个文明中,然后又体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而我们本应该为生存圈的进程留下余地”。(22)实际上,其不足就是缺乏对世界历史纵向整体进程的充分探讨。而这一点对一本全球视野的世界通史著作而言显然是内在的必然要求。此后麦克尼尔又在1976年出版了探讨疾病的历史作用的《瘟疫与人》、1982年出版了探讨技术与权力关系的《权力竞逐》、2003年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努力从方法论角度完善这种重视世界史(特别是通史)中“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间关联(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发展)”(23)的研究范式。《人类之网》的核心思想在于: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各种网络(即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输送、协调着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而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地球的历史。(24)《人类之网》确认了《西方的兴起》关于不同社会互相关联、而社会变革往往是与其他社会发生接触之后的产物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时努力兼顾纵向全景,用网络的发展历程来体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2010年3月,麦克尼尔在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信中明确指出,全球史学者试图理解并描绘人类事务的方方面而,思考如何实现跨越时空永无休止的互动。(25)上述全球史实践反映了麦克尼尔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思考,也使他屡获殊荣。例如,2009年,因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麦克尼尔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

杰里•本特利同样注意到全球史方法论的重要性。本特利认为,“在考虑不同民族组织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的同时,世界历史还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26)1996年,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的分期》一文中提出,对跨文化互动进程的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各民族发展历程的传承与变化方式,把跨文化互动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标准有助于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方法。(27)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本特利指出,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分期问题,但从全球视角撰写了整体的世界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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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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