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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爱勇 韩保江:亚洲悖论的根源

——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5-11-28 15:33:17
作者: 韩爱勇   韩保江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5月8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时指出:“未来亚洲新秩序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但政治、安全领域存在落后的所谓‘亚洲悖论’现象”。[1]2013年6月27日,朴槿惠总统在访华前夕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书面专访以及7月2日在中国清华大学演讲时都谈到“亚洲悖论”现象。[2]概而言之,所谓亚洲悖论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又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安全局势的紧张。基于这种现象存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东北亚合作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并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3],目的在于为本地区构建一个新的合作框架。在此框架下,各国可以先就一些“软安全”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安全等领域——推进对话和建立互信,随后再将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4]

   “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无疑富有启发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讲,该建议解决了功能主义中的一个难题,即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如何才能扩散到政治互信领域。尽管功能主义给出自己的解释路径,但基于欧洲经验和智慧的功能主义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无法解决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互信达成的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建议路径似乎更契合东北亚地区客观实际,即在经济合作基础上,通过软安全领域合作累积互信,进而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亦有学者认为基于东北亚地区没有安全共同体支撑的现状,应通过安全共享、安全公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的“大安全观”理念破解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5]“亚洲悖论”至此似乎从理论层面找到了解决路径,但问题另一方面更显得富有本体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被忽视,那么任何合作倡议和框架都会显得根基不足,从而导致合作指向不清晰和不明确。由此,本文试图从东北亚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给出一个尝试性的解释。

   二、既有观点回顾

   关于“亚洲悖论”源起的解释存在着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四种观点。

   历史主义认为,“亚洲悖论”既是东北亚历史恩怨的产物,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①之所以说“亚洲悖论”是历史恩怨的产物,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乃至中韩之间缺乏政治、军事和战略互信,主要源于历史恩怨。往长里说从100多年前(甲午海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韩都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日本在中韩两国都犯下滔天罪行而不自省。往近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冲突,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日、中韩乃至朝鲜半岛双方缺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说它是现实发展的必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和韩国的壮大,挑战了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2年之久的日本在亚洲的“老大”地位。加上日本不甘居后的危机感和自尊心,日本不肯放下身段与曾经不如其发达的“后起之秀”中韩进行安全领域的相关合作。历史主义的解释富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逻辑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历史恩怨一直存在而“亚洲悖论”迟至今日才成为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历史主义也未能回答日本不与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危机感”与“自尊心”究竟源自何处。

   微观主义提出,“亚洲悖论”与域内政治家们的家庭背景、人格特性、政治抱负有关,特别是政治家缺乏想象力是导致东北亚国家间冲突频发的原因。[6]虽然这种观点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重大问题,但显然缺乏基本说服力。如果政治家缺乏想象力,那么几十年来东北亚国家的经济成就及其相互间极为显著的经济交往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也不会出现诸如“亚洲腾飞”和“东亚奇迹”的客观描述。另外,单纯的领导人解释因素事实上忽视了东北亚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历史联系和当前它们所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结构主义指出,东北亚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问题,而是处在同一个地缘区域内的三个国家(中日韩)同时取得经济成功后所带来的“结构性代价”,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7]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从过去20年的经济放缓中恢复过来、韩国也走上崛起之路,这种矛盾就会前所未有地凸显。三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彼此相邻,现代史上都非常成功,而相互关系上又有诸多过节,这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与此同时,结构主义还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更是加剧了地区安全权力结构变迁的内在张力。中美战略和解与美国海上霸权,作为东亚安全体系的两大支柱,[8]曾经长时段地维持地区相对安全的局势。但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随着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9]结构主义的解释一如既往的雄辩,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僵化。如果是结构性矛盾导致亚洲悖论产生,为什么当日本处于东亚经济总量首位,中国紧随其后,韩国又次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三国之间的位置出现变化之后,问题反而凸显出来?美国重返亚太显然提高了双边同盟体系的权力基础,[10]韩日等国的安全维系相比之前得到更多保障,在己方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与其他方的安全合作更有理由得到推进才符合逻辑,可现实中为什么出现相反的情势?显然被结构主义所排除的国内因素在起着作用,国家黑箱需要被打开才能找到更合理和更全面的解释。

   民族主义认为,亚洲悖论是经济充分发展后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处理区内关系时的客观反映,因为30年前这一问题在东亚并不存在。从宏观视角看,西欧各国在进行长达数百年的鏖战之后才把思维突破到传统疆界以外,而东亚历史经验映射到现实,打牢边界桩脚却成了思考的第一位。这显然并非是西欧东亚思维孰优孰劣的问题。[11]民族主义的解释打开国家黑箱,给我们一个与东北亚国家现实极为符合的解释,但同样存在明显缺失。首先,这种观点没有解释和说明为什么经济充分发展就会必然导致民族主义泛滥,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欧洲的民族主义要远远超过东亚,但事实并非如此。其次,国家是理性的,由理性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亚洲悖论亦是理性的产物,而民族主义则带有更多感性色彩。国家理性意味着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可能将富有感性色彩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有用的手段和工具,但不可能是全部。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在国家互动中的所有环节产生作用,而民族主义又不是国家对外战略展开所能依赖的全部资源,我们就无法判断是民族主义导致亚洲悖论产生。

   相比第一和第二种观点,后两者都注意到亚洲悖论产生背后的一个共同现象,即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这对我们的研究富有启示意义。换言之,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的一个必要的基础就是要突破东亚国家的国别研究而关照到东亚国家发展的整体关联性,[12]只有这样,研究结论才会具有适用性和共通性。我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它们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

   三、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悖论”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向整个欧洲与北美大陆大扩展,世界迎来现代化第二次浪潮。始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率先走向现代化,也开启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先河。②到20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以新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升级和全球扩展为标志的世界现代化第三次浪潮。东亚国家不仅裹挟其中,还创造出“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以及“混合型”等国家现代化进程模式。[12]但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东亚国家整体上并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东亚国家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今天“亚洲悖论”产生的深层根源。

   (一)现代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分析

   一般而言,世界现代化进程始自1500年,[13]自此,西方开始取代东方成为世界格局演变和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当我们用国家现代化进程来分析亚洲悖论缘起时,首先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东亚最发达经济体的日本究竟有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将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并使之具有普遍的地区参考意义的话,其实就是现代化的含义或者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涵盖经济、技术、政治、社会、文化、法律和人的自由发展等诸多层面。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单纯经济和技术现代化不能作为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单纯经济和纯技术观点也不可能观察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哪怕仅仅是工业化进程的全貌。基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常识性的结论,我们可以来分析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致程度。③

   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关键的因素有五种:生物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生物因素具有长久稳定性,社会与文化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有政治和经济两大因素处于经常变动之中。[14]由这一研究的逆向逻辑推出,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文明)四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综合变迁来观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④东亚十五个国家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即一个城邦国家,新加坡;十四个民族国家。从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上看也可以分为两类: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余十二个国家)。无论用上述五个概念中的哪一个来界定,十二个发展中经济体均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那么,分析重点就集中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

   1868年开启的明治维新与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使得日本两次引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结果直接造就日本成熟而发达的经济和现代文化,从这两个指标看,日本无疑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日本的政治系统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系会在安倍上台之后两年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出现整体保守和右倾的情形。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倾向无疑昭示着日本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甚至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存在着极大问题,至少缺乏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和能力。事实上,以僵化著称,以“多元官僚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以既得利益集团的交融性闻名的由企业、政府和财界构成的关系型政治结构,以“族议员”为特征“日本式”的官僚政治家培养体系,[15]无不显示着日本政治体系的封闭、保守和前进方向的迷失。从社会结构看,日本国内森严的等级制易于带来服从、秩序和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其社会内部的活力、创新会存在不足和整个社会趋于保守。由此,从政治和社会两个领域看,很难说日本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其实,日本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滞后有其历史原因。明治维新固然开启日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大幕,但是,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并不彻底,日本国内各个领域保留了大量封建主义残余,最终将日本拖入侵略与战乱的深渊。日本变革史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现状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日本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巨人和文化大国,另一方面又是世人皆知的政治侏儒和社会僵化。

日本尚且如此,那么韩国和新加坡呢?韩国和新加坡作为继日本腾飞之后“亚洲四小龙”成员在短期内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并逐渐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准。韩国经济相比日本稍微逊色;在文化领域,随着近年来韩国将文化外交列入外交重点,作为推动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素,[16]韩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国际传播取得极大进步,呈现出迎头赶上的趋势;韩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态已经走出街头政治乱局,在近二十年来取得极大进展,如果考虑到日本基层政治生态的“派阀政治”与世袭特征的话,其成熟程度似乎已超过日本;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创新和社会活力方面亦不下于日本,比如在信息通讯领域,韩国的创新能力已然超过日本。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语境下的能够实现西方古典民主的城邦原型,其政治生态的完善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在三个国家中最高。[17]由于政治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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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长春)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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