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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令远 高兰:“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的福音?

更新时间:2015-11-27 16:42:55
作者: 胡令远   高兰  

   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后高调祭出“积极和平主义”大纛,引起世界高度关注。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亚太盟国,“积极和平主义”指导下的日本是继续做美国忠实的战略伙伴,还是将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值得重视与研究。

   一、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表现与实质

   2013年10月,安倍晋三在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演讲时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并誓言要把日本打造成“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①在日本国会所作的施政演讲中,安倍强调,“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深化,日本不能继续(只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和平,而不去积极履行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必须基于国际合作主义,成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的国家。”②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意在说明,日本在战后宪法的制约下所实行的和平主义是“消极”的,而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其本意主要指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和平宪法精神指导下采取的“专守防卫”之安保政策已不适用。日本必须变“消极和平主义”为“积极和平主义”,亦即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所谓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安倍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日本才能逐渐与美国平起平坐;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走出战后体制,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日本安保领域的战略派认为,二战后在日美同盟体制主导下,日本缺乏整合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因此,安倍推出“积极和平主义”主张,即是想借此“更新古老的日本,强化新日本”,③为日本安保战略的转向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撑,同时在安保体制的机制化建设等方面起到引导和塑造作用,亦即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指导方针,打造综合性国家安全体制。

   “积极和平主义”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为“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创造前提条件。日本现行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因有此条,这一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与和平宪法密不可分。但安倍认为,和平宪法所体现的是“消极和平主义”,现在已经过时,已完全不能适应现在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日本要想获得安全,并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就要实行“积极和平主义”,而其前提就是要摆脱战后宪法的约束,亦即只有修宪一途。

   自2012年底重新上台执政以来,安倍多次提及修改宪法。2014年12月24日,安倍将推进修改宪法工作称之为作为首相的历史使命,④并且认为这是自己作为岸信介后人的宿命。⑤2015年2月6日,安倍与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部长船田元进行协商,具体商定将在2016年参院选举之后进行国民改宪投票。

   安倍推进的改宪核心是修改宪法第九条。2015年2月3日,安倍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解释说,修改宪法第九条是为了完成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的任务,而现行宪法缺乏作为国家保护国民安全与和平的安全保障条款。此外,宪法前文提及保护国民的安全与生存,而其前提条件是依赖于爱好和平的各国国民的公正与信义,但鉴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残虐杀害日本人质,以及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钓鱼岛现状等行动,这个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⑥他强调,针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朝鲜的核威胁,日本中长期课题是必须提高抑止力,提高与美国的共同应对能力,积极做出国际贡献,因此需要施行修改宪法第九条、推进集体自卫权、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举措。

   由于不少日本国民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六条持谨慎态度,此种修改须得众参两院三分之二赞成票(民主党岡田克也明确宣布封存安倍政权的修宪议论),⑦故而安倍不得不采取了迂回措施。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正式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2月26日,自民党召开修宪推进总部会议,提出将把2012年决定的自民党修宪草案中的“在第9条中写明创设国防军”和“放宽第96条的修宪提议条件”等作为特别重要项目。鉴于修订宪法第九条遭遇重重困难,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部长船田元指出,修宪将分为两步:第一步,自民党先从容易获得各党赞同的项目着手,分多次推进讨论,切实推进相关程序,新设紧急事态条款和环境权等内容;第二步,逐步修改宪法第九条。⑧

   第二,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进行新的安保组织架构顶层设计。在安倍的积极推动下,日本众议院于2013年11月7日通过了设立NSC的相关法案。⑨NSC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定期研讨日本中长期战略性问题,制定涉及外交和安保问题的基本方针。2014年1月7日,安倍内阁又正式组建了作为NSC办事机构的国家安全保障局,由日本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出任首任局长,下设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和其他地区等6个部门,由来自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自卫队的60余人组成,具体负责日本安保战略的情报收集、企划制定、协调危机处理等工作。

   日本的NSC借鉴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理念与模式,职能与其相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设理念是,在“总体战”时代外来威胁和国际冲突空前加剧的情况下,在联邦政府的各项目标和职责中,国家安全占据着首要的、中心的和凌驾的地位——用美国人的话说,国家安全是一种统御一切政府事务的“高位政治”。⑩在国家安全的整体目标和框架之下,NSC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上对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分立的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实施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以求达成决策程序的连续性和一体化。安倍通过这一顶层设计,一是强化了其对外交和安保的高度一元化领导,二是彰显了安保在其政府施政方针中的突出地位。在“积极和平主义”指导下,日本战后安保政策迎来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第三,体现“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连环套”迅捷出台。在完成以NSC为核心的安保组织架构顶层设计之后,安倍随即出台安保连环套,将其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加以具体化。2013年12月13日,颁布《特定秘密保护法》,17日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要害有三:一是日本的安保战略要由此前的“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即要贯彻“积极和平主义”;二是特别强调了来自中国的“物理性威胁”,即中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包括挑动钓鱼岛争端、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三是日本对此要在外交特别是安保方面进行综合性、全方位应对。《防卫计划大纲》最突出的特色是以浓笔重彩描绘了“中国威胁论”,在防卫方针上提出以“综合机动防卫力量”代替“动态防卫力量”,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海上通道为重点方向的网状安保结构。(11)与此新大纲相配套同时出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日本将新引进52辆水陆两用车、99辆机动坦克、17架鱼鹰运输机、3架无人机以及28架F35战斗机等,从2014年到2018年的防卫预算约为24.67万亿日元(约合2072亿美元)。这是日本防卫预算自2002年以来时隔11年首次增加。2015年1月14日,日本通过2015年度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为4.9801万亿日元(约合423亿美元),连续3年创下新高。(12)

   此外,为实现上述安保目标,安倍内阁废除了自1967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其安保目标提供武器技术和装备支撑。由此可见,安倍政府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作为日本安保、外交的指导方针,其本意在于,通过融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与美国等所谓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合作,为日本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日本更好地突破周边外交困局、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等争取主动地位。

   安倍借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为日本在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以让日本能广泛融入美国的全球战略,扩大日本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存在。

   第四,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武力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但是,为确保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前日本一贯通过法律解释放弃行使集体自卫之权。

   安倍政府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当拥有集体自卫权。2014年7月1日,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该决议案推翻了此前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13)该决议案称,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本“自卫”行使武力。解禁集体自卫权,标志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日本今后将可能以“自卫”为由在全球行使武力。

   综上所述,一系列对应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环环相扣、密切关联。其一,通过宣传“积极和平主义”,为修宪提供思想基础,而修宪则成为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法律保障。其二,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可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安倍政府对安保、外交的全面掌控。其三,安倍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体现了安倍政权安保政策的具体推进路径与时间表。其四,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大突破了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理念及其体制,为今后海外派兵、行使武力提供了“合法”依据。

   由此可见,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质上是日本扩军备战的战略。安倍政权通过不断渲染所谓来自外界、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模拟包括“离岛夺还”等各种所谓紧急事态的发生、对应场景等实战性场面,制定日本与美军密切合作应对战事的具体战术,同时还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口号介入国际事务,打造相应军事网络。可以预见,安倍政权推行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必将终结战后维系日本70年和平、繁荣、发展的日本式和平主义路线,将日本带入高危境地,同时也必将给美日同盟带来重大变数和重大挑战。

   二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美同盟的冲击

   因为要制衡中国,日美同盟是日本安保政策的核心。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的近期目标之一是强化日美同盟,并借日美同盟打造日本自主的安保体系。但这与美国通过美日同盟控制日本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2012年12月,安倍再任首相后踌躇满志准备首访美国,却被美国婉言谢绝,直至2013年2月才获准访美,而美方对安倍接待十分简单,以致有人称安倍访美是“一日游”。此后,日美之间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安倍在2013年2月访美期间力排众议答应奥巴马总统,日本将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自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以来,美日双方确定了推动农产品和汽车业市场准入谈判的路径,双边TPP谈判步入新阶段。在农产品方面,美日开始按照逐项产品削减关税的方式进行谈判。在汽车业方面,美日开始就汽车业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敏感议题进行协商。由于日本坚持保留部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致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奥巴马政府将日本排除在外,先行与其他TPP成员达成协议。此外,由于安倍政府的努力,双方在久议不决的美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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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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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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