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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之嬗变

更新时间:2015-11-27 16:19:07
作者: 郭辉  

   纪念活动作为政治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设置了国庆、建党、建军、七七抗战、九三抗战胜利等纪念日,并举行相应纪念活动表达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我国一度将“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久后,遵循历史事实将日期改定为“九月三日”。①随着时代变迁,应各方面需要,抗战胜利纪念在活动目标、形式、主旨等方面亦发生变化。学界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②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动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话语、目的之变化,分析抗战胜利纪念呈现的面目,把握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以展示纪念的转向。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建国前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延伸到政权建设,革命理念和思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抗战胜利纪念的相关活动也能明显感受到革命政治动员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略显单调,且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组织安排纪念大会。如,1951年9月2日下午3时,首都各界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郭沫若、陈叔通、彭真、李济深等。③1965年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大会,罗瑞卿发表讲话。④虽说是首都“各界”庆祝会,但显然是高规格政治性大会,有当时政界重要人士参加。国家部门、机关召开座谈会,回顾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以示纪念和庆祝。再如,1951年9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扩大座谈会。其他如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也分别于不同时间举行座谈会。⑤各地方政府也组织召开纪念会或座谈会以纪念抗战胜利。又如,1960年9月3日上午,东北三省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旅大市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分别举行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苏军解放东北十五周年。⑥1965年9月4日晚,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等负责人出席。⑦这些纪念会或座谈会能形成比较凝聚的纪念空间,塑造浓烈的纪念氛围,但多属官方行为,由政府主导。

   同时,官方媒体也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人民日报》分别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1952年)、《亚洲人民的光明前途》(1953年)、《伟大的十年》(1955年)、《美帝国主义照样是可以打败的》(1965年)。《解放日报》也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1952年)。还会发表一些理论性纪念文章。《解放日报》1952年发表金学成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9月3日);1965年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9月3日);1965年发表徐仑的《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学校——从抗日战争看革命战争的伟大改造作用》(9月5日)。《人民日报》1951年发表李济深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9月3日)。诸如此类文章具有典型政治色彩,宣扬政治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政党意志的体现。

   纪念话语偏重于政治内容,不大关注历史事实或真相,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该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即“亲苏反美”,抗战胜利纪念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同时则亲近苏联。此不仅体现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表现出一定历史性。《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一系列行动都显露出“侵略野心,严重地破坏着和威胁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完全违反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了”。⑧美国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帮凶,干涉亚洲事务。⑨罗瑞卿在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也还要靠人民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美国当年也是积极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今将曾经的中国同盟美国置于反对位置,显然出于政治需要而确定的宣传策略。罗瑞卿认为“德、日、意法西斯一垮台,美帝国主义就立即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走上了它们的老路,积极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妄图独霸世界”。⑩此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实现“反美”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纪念话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则倒向了苏联,极力宣扬中苏亲善。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即强调,中国人民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长期支援和最后出兵解放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伟大援助”。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不同,“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11)自1951年始,中苏领导人为抗战胜利纪念经常互致问候。如,1951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政府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12)同时,斯大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也电贺毛泽东主席。(13)1952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也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互致贺电。(14)1954年为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互相致电。(15)195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许多文化界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高度强调苏联贡献。该时期抗战胜利纪念由于政治需要,在政府主持下纪念话语侧重于反美亲苏,避而不谈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表现等,受政治局势影响对纪念内容和主旨具有明显选择性。

   纪念目的具有明确政治性,可以将之视作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延续,此时抗战胜利纪念是为政权建设需要。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才赢得应有国际地位和权利,但这种胜利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16)中国人民正是在抗击灾难和承受痛苦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政权建设需要革命烈士的付出和英勇牺牲,缅怀革命烈士成为纪念重要内容。1951年“九三”抗战胜利日前夕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的儿子左山写信给全国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们,以示哀悼和纪念,认为“伟大可爱的祖国是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17)因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特殊,纪念苏联烈士也能为政权建设添砖加瓦。1955年,旅大市各界代表和苏联侨民向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以怀念和感谢苏军解放东北。(18)1957年,为纪念抗战胜利,沈阳各界代表祭扫苏军烈士墓和苏军阵亡烈士纪念碑,旅大市各界则给在斯大林广场上的苏军烈士塔敬献花圈,纪念为解放东北、击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苏军烈士。(19)该种属“革命性”动员的纪念具有很强针对性,新中国建立在烈士们英雄牺牲的基础上,以此追寻政权合法性基础建设。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除《人民日报》等上发表有社论纪念抗战胜利外,其他纪念活动几近停滞,抗战胜利纪念日似乎被遗忘。改革开放后,抗战胜利纪念逐渐被当作社会动员重要媒介,吸收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除政府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外,社会团体组织的纪念会较多出现。1985年9月2日,上海晋元中学在沪西工人影剧院举行纪念大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举行座谈会,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20)1995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二十位抗战时期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老国际友人及其亲属,同中国抗日老战士、著名人士和学者共同回顾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走过的艰苦而光辉的历程,决心加强各国人民间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努力。(21)报刊上除社论或理论性纪念文章外,还出现较多文艺性纪念文章。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石肖岩与阎立宏的《抗日怀壮志 杀敌岂顾身》(8月21日);1995年刘为华的《陈嘉庚与华侨抗战》(7月30日)等。《解放日报》1985年9月3日也发表有张祺的《上海职工同新四军的战斗情谊》、刘人寿的《“移花接木”营救李白》、陆诒的《徐州会战中访李宗仁将军》、李直峰的《抗战期间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等。此类文章不再停留于政治说教和宣传,而是丰富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了解,提供不少历史真实故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感同身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开始举办文艺演出,丰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1995年9月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晚会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旋律,艺术地表现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22)因国家带动,文艺演出开始成为重要纪念形式。一些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也举办文艺演出。1985年9月3日,“上海市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文艺演出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节目有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交响乐《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等。(23)艺术作品的创作在该时期也逐渐成为重要纪念活动。1985年,我国电影工作者摄制大型纪录片《抗日烽火》,摄制《流亡大学》、《雷北利号沉没在印度洋》、《死证》三部新故事片。(24)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25)还有展览会,相对系统的将某个主题的艺术品放置到一起,观众容易形成比较直观的感知,展出丰富多样的书法、图片等。1995年8月12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题书介展览”在香港举行,集中展出内地和台、港、澳地区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300多种书籍、图册和音像制品。(26)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联合主办“抗日战争历史知识竞赛活动”,(27)通过知识竞赛传播抗战历史。社会纪念活动的丰富多彩成为相比于建国初的典型特点,抗战胜利纪念开始渐渐的走入社会。

   纪念话语为适应社会参与纪念的需要逐渐回归理性,开始注重历史事实,官方话语也在宣传社会认可的历史真相。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自应得到肯定。1985年,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抗日战争过程中“一些有见识的爱国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和高级军政官员,以他们的特殊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爱国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为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克尽了自己的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打破了敌人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冲破重重阻力,多次掀起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运动。人们不顾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奋力支援前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8)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非常大贡献,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强调。同年8月16日,原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人士的亲属,在参观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后座谈,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决心为国家统一和四化大业贡献力量。(29)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因抗战胜利纪念而得以改善。

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份取得最终胜利,与国际社会帮助有着紧密关系,此时对国际社会的评价更为理性和客观。1995年,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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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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