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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更新时间:2015-11-27 16:16:05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美日谈判,美国为推迟战争,拟向日本提出妥协方案

   历史上,美国长期执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不干涉”为原则,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私利,向日本大量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名为中立,而实际上助长日本侵华实力。据统计,日本所需废钢铁的90%,铅的45%,铜的90%,石油和石油制品的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机床的70%,均来自美国。①1939年7月20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接受蒋介石建议,宣布于半年后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美国政策的这一改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政策。

   日本政府深知,解决中国问题,推行向东南亚扩张的“南进”政策,必须妥善处理和美国的关系,调整日美之间的外交。自1940年冬,美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开始接触,到1941年4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②会谈,美日谈判由民间转向官方。日方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的经济压力,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果,诱使重庆国民政府接受其投降条件。美国政府则企图通过在中国等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某种让步,以此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防止美国面临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该文件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多项,其主要内容有:美英不得干涉或妨碍日本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关闭滇缅路,停止对蒋政权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援助;确保日本在华驻军;容忍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关系;美英须协助日本获得所需物资,恢复对日通商,保证向日本供应其生存所必须的物资等。文件提出,以10月下旬为限,做好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准备,若届时谈判不成,将立即开战。文件同时提出“最大限度的承诺”,不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向除中国以外的近邻地域行使武力,在确立公正的远东和平后,有意从法属印支撤兵,等等。③同日,日本向美国提出一份新的《日美谅解草案》,要求美国承诺不采取任何不利于日本的措施,取消对日本的资产冻结令,在此前提下,日本才考虑撤退在华军队。日本的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10月2日,美国向日本提出《备忘录》,重申“作为国家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首相近卫认为日本对美开战,不可能长期支持,主张暂受委屈,“舍名求实”,形式上靠拢美方提案,而在实质上坚持在中国驻兵。

   10月18日,主张对美强硬的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军国主义极端派掌权。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第二次《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和《对美交涉要领》,视为日本“不可再让”的方案。其中《帝国国策遂行要领》规定,如果谈判不成,即于12月1日发动对美战争。同日,日本政府派来栖三郎为特使飞赴美国,协助野村进行谈判。11月7日,日方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对美交涉要领》中的甲案。20日,改提乙案。该案共4条:(1)日美两国政府承诺,双方均不在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行使武力。(2)日美两国政府协力确保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资。(3)双方通商关系恢复至资产冻结以前的状态,美国向日本供应其所需的石油。(4)美国政府不采取妨碍日中两国和平努力的行动(包含停止对蒋援助)。④日本的目的在于用有关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让步,解除其经济封锁。谈判中,日方要求制定一个“临时过渡办法”。

   美方认为日方所提要求不能接受,但同意草拟“临时过渡办法”。美方要求,日本承诺撤退现驻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并不再补充,美国政府允许变通冻结在美的日本资产及出口贸易限制条例。大约在11月20日左右,罗斯福亲笔手书一份《备忘录》给赫尔,内容有4条:(1)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边境,或南方的任何地方增兵(荷属、英属殖民地或暹罗)。(3)日本同意,即使美国卷入欧战,日本也不援引(德、意、日)三国条约(加入战争)。(4)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会谈,但美国不参加双方对话。该《备忘录》标明有效期为“六个月”,说明“太平洋的协议以后再议”。⑤

   赫尔根据罗斯福提出的备忘录,拟就以3个月为期的“临时过渡办法”,其内容有: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驻扎于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的日军不超过2.5万人;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每月向日本供应不超过60万美元的原棉和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从日本进口生丝等。⑥

   当时,英国正倾注全力于欧洲战场,“反对任何可能惹怒日本的举动”,深恐一旦日本继续在远东扩张,英国无力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因此,也寄希望于美日谈判,期望华盛顿与东京达成谅解。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实际上,它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竭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⑦

   11月22日、24日,赫尔先后两次向中、英、澳、荷四国驻美使节通报了他所草拟的“临时过渡办法”,征求意见。

   长期以来,美国的孤立主义、中立主义势力强大,反对美国参加或卷入国际战争。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援助,1939年7月20日,蒋介石派老资格的外交家颜惠庆到美国,会见罗斯福,交换对“远东大局”的意见,建议对日采取经济报复手段。蒋介石认为,美国当时可以采用的“有效武器”,包括: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材料与军用品,特别是钢铁与石油;禁止日本重要物品输入,增加日本物品进口税率;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等。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认为上述办法可以“削弱日本战斗力及其一般经济力之失效”,“已足使日本之军阀,感觉美国道义与舆论之力量,而不敢继续漠视”。⑧6天后的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美日两国于1911年签订的友好商务通航条约于半年期满后失效,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约合1.31亿美元,实际中断对日贸易。8月1日,美国事实上对日本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美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通称经济封锁政策。它们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极大地限制和阻遏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和对东南亚侵略的阴谋。

   罗斯福于1941年11月20日左右提交赫尔的《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企图恢复已经冻结的美日经济关系,解除经济制裁,换取日本不向印度支那等地增兵,用以争取时间,推迟日本对美国的进攻,同时企图介绍日本与中国会谈,调解日中关系。这自然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大步后退,是对日本的重大妥协和让步。

   二、胡适两电报警,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对日妥协

   美日谈判期间,赫尔曾断断续续地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透露过部分情况。1941年11月21日,胡适电告蒋介石,从赫尔处得知:日方急于和美国成立一个“经济放松之过渡办法”,其中有日本“从安南撤军”一项,似属可信。赫尔表示,谈判能否继续,取决于三大问题:(1)日本是否继续成为希特勒的同盟助手?(2)美国近年来所主张的经济互惠政策,其基础是和平的贸易之路。(3)美对中国问题,曾屡次声明其根本原则,日本是否已决心尊重此等根本原则?在电报中,胡适告诉蒋介石,日本谈判特使来栖三郎已电示日本政府,目前尚无继续谈判的基础。⑨

   11月22日,胡适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当日早晨与赫尔的会谈情况:赫尔先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驻美使节会谈;下午,又约胡适参加。赫尔称,据各方面形势看,目前战争尚有拖延时间的必要,越南局势似乎最为吃紧。中国政府担心的是日本由越南进攻云南,英国与荷兰政府则担心日本侵略泰国和缅甸。对此,各方面虽已略有准备,但恐怕尚不足以应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全面作战”的局面。因此,希望商量一个假设的问题,即日本如能撤退在越南全境的军队,或仅留两三千人,不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从而求得一个将经济封锁略微放松的“暂时过渡办法”。英国大使同意“此时似尚有拖延时间之必要”,但表示,对日放松经济封锁,必须使日本不能够借此机会积储军用物品,扩大军力。胡适询问赫尔:(1)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者,是否包括中国在内?(2)所谓经济封锁放松者,以何者为度?英国大使所称,不可使日本积储军用物品,是否有具体限度?针对胡适的问题,赫尔答称: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仅指由越攻滇,恐不能包括中国全境。关于放松经济封锁问题,美日双方尚未谈到具体办法。日方希望解除所冻结的在美资金,使其得以购买油类与粮米等物。他表示,美方仍拟继续维持出口管理的特许办法,不会全面放开。胡适则表示:此两点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1)日本不能南进或北进,则必用全力攻华,是中国独被牺牲,危险甚大,切望注意。(2)经济封锁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但只实行4个月,尚未达到其主要目的,必不可轻易放松这一武器。如日军由越攻滇,中国军队当奋力抵御,但中国缺乏空军,希望能得到英美的援助。⑩

   在英使辞出后,胡适又向赫尔重申所言最后两点。赫尔表示:日方曾要求美国停止援华政策,美国自始即撇开不理,在根本问题上日美谈判很少接近之处。来栖三郎在三五日之内即将束装回国,这是意中之事。赫尔强调,刚才所谈,只是探讨有无暂时过渡办法之可能,除蒋委员长及郭泰祺外长外,乞不与他人谈论此事。电末,胡适补充说:顷又得密讯,日方原提案,只是撤退越南南部的日军,所谓自越南全境撤退,仅是赫尔的意见。(11)

   美日谈判攸关中国战局与中国前途。自来栖三郎赴美后,蒋介石一直高度关注美日谈判的情况。他了解美国孤立主义、中立主义力量的顽强,担心美日谈判出现对中国不利的局面。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前一日,蒋就决定要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有针对性地放话,“使美国不能与倭使来栖有妥协余地”,“使敌国知英美在远东军备确已完成,而发生恐惧”。(12)次日,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自从罗斯福与丘吉尔制订《大西洋宪章》以来,国际反侵略阵线已成事实,民主国家相互合作,共同肩负维护人道与正义的使命。他说:“我可以断言,英美不仅在利害上与荣誉上绝不会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而在他们的主义上与责任上也必然要挺身起来,与中国共同消灭这一个侵略祸首,不然所谓正义人道与文明,都将完全失其意义了。”他又说:“英美各国在远东的军事准备最近业已完成,他们民主国家无论为实行条约义务,或保全本国利益,断不能背弃这个义务,而违反其一再宣示之神圣的主义”,“这是千钧一发的时机,要我们使旋转乾坤的全力,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要须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13)这篇讲稿,经过蒋介石精心构思、修改,“自觉多有独到之见”。讲完当天,他乐观地估计这篇开幕词“对敌国之神经必发生影响,使美倭谈判无法继续”。(14)在战略安排上,蒋介石一向主张“先亚后欧”。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警告欧美,对德、意根本解决欧战,必须以先肃清东方之日本,以太平洋为控制大西洋之根据。”(15)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时刻,美国的对日妥协和让步会对蒋介石形成怎样巨大的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冲击。

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阅美国所拟对倭放松妥协之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昔以为美国当不至此,故对美始终信仰,其非英可比,今而后知世界道德之堕废,求己以外,再无可信之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如此,乃余自痴,信人太过,何怪他人。”(16)此前,蒋介石曾盛赞罗斯福所领导的“伟大国家”是“中国危难中之真友”,他的就任第三任总统是“世界和平的曙光,且为人类正义之福音”。蒋甚至希望美国能“出而领导远东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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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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