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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才:哲学的伦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塑

更新时间:2015-11-27 09:57:13
作者: 侯才  

   摘要: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哲学的伦理化,即哲学经过古代的宗教化和近代的科学化之后而进入道德和伦理之域。哲学发展的这一重要趋向给当代哲学提出的首要和根本任务是“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特别是重建价值观和整个价值体系,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从而有效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这一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和悖论。这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伴随社会的急剧转型,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大变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哲学的伦理化。这种哲学的伦理化,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过程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契机和解决现代性内在矛盾和悖论的关键。

   一

   源自黑格尔遗著中的手稿《德国唯心主义最初系统纲领》曾明确地预言:“形而上学在未来将进入道德之域……而伦理学将成为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①所谓形而上学将进入道德或伦理之域②,是说哲学的发展将以道德、伦理为重点,道德、伦理将成为哲学的“普照之光”。

   在当代,或者准确地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这首先直接表现在下述若干方面。

   首先,就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是认识重心的迁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伴随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哲学认识的重心经历了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到主体的迁移。在古代是自然,在近现代则是人本身——开始主要是人的思维、精神层面,后来转移到人的存在、活动层面。与此相适应,哲学的主题和表达形式也经历了由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到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论的演变。这种哲学认识重心的迁移的现实根源,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出现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本质性的突变,人借此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在总体上开始成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由此,以往浑然一体的世界被二元化:无所不包的自然成了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单纯的周围外在环境,而人也俨然成为一种能够主宰其余自然的存在物。这种人类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逆转给人们的认识带来的变化是,导致了认识视角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实体”或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与此相适应,人们实践的主观态度则由客体规定的尺度转移到主体意义的尺度,由对客观对象认知的真理性或科学性的追求转移到对主体存在的价值性的追求:在古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尚未分化,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寓于对自然统一性的追寻之中;近代以降,诸种自然科学由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认识论在哲学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精神原则、科学理性成为至高的主宰,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外在对象,揭示客观外在对象的隐秘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种状况固然有助于人们认清和把握外在对象,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忽略和遗忘,以致造成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在当代,伴随认识重心向人自身存在的迁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愈益进入哲学的视野。人们不仅关注真理的追寻,而且更关注价值的实现。特别是人们重视的不再是永恒价值、绝对价值和长久价值,而是有限价值、相对价值和当下价值。

   其次,就哲学与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在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与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历史轨迹相适应,哲学与其他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处在不断地嬗变过程中,经历了从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学化、再到现代的伦理化的历程。在古代。哲学与宗教密切融合。它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即便后来哲学把握了宗教的普遍内容而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也往往难免跟在宗教后面蹒跚而行。在西方,到了11世纪—13世纪,哲学甚至彻底受到了宗教教会的统治,成了神学的奴婢。到了近代,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化,哲学依靠科学的支持,开始取得对宗教的某种独立地位,作为一支独立的理性力量登场,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哲学也开始处在科学的影响之下:这尤其表现在作为科学观念、科学精神表征的客观性、规律性、实证性等要求对哲学的浸染和影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哲学不再作为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并包摄各门具体科学在内的“科学之科学”而存在,同时愈益依附科学和科学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独断统治和科学主义的牺牲品。在当代,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的科学化早已走到其尽头。正是在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独断统治的扬弃中,在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中,产生了哲学的伦理化的需求。可以说,这种哲学的伦理化倾向从近代始初就已经显露了端倪。

   再次,就哲学与整体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关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正像哲学自身的发展一样,文化总体上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嬗变过程。其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在古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物质文化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极为突出。到了近代,虽然物质生产力借助于机器和科学的力量有了迅猛发展,但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需求还是在社会的发展方面物质因素都仍是提到社会实践首位的因素。到了当代,伴随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信息愈益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知识生产力”取代了物质生产力,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或物质文明程度也在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性因素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空前提高,由此精神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彰显。总体而论,特别是直接和集中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文化的根基、核心乃至主要精髓是道德、伦理特别是价值观。价值观诠释、体现和表征文化的本质、发展趋向和目标。而价值观的塑造和设定则是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功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文化自觉必然要通过哲学才能最后在价值观的层面得到集中的体现,必然要求强化、突出和发挥哲学的价值观功能和哲学的价值自觉。

   二

   从根本上说,哲学进入道德、伦理之域是由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及其需要决定的。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这表现在思想理论上,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而这恰恰是与道德和伦理问题特别是价值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商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一种转型,这是人类历史迄今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迁。这种转型的最为根本的物质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生产力借助于现代理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和高度——在人类所及的自然范围内,人工因素已经开始压倒自然的因素,成为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力量,以致相对于以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以有某种理由说人类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了自然界的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高度关注过这种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转型前后两大历史阶段的质的不同和各自的主要特征。按照他们的描述,古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主要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而后者则是主要使用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前者是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后者人则是受自身劳动产品的支配;前者是地产统治,而后者则是资本统治;前者是个人通过家庭、部落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则是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前者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而后者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前者是脑体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后者则是脑体已实行彻底分工;前者是所有者依靠个人或共同体对非所有者实行统治,而后者则是所有者通过货币对非所有者进行统治;前者是小工业没有个人间的分工,而后者则是工业只有依靠分工才可能存在;如此等等。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明确地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④

   人类能力的空前提升及其导致的这种历史变迁也给人赖以生存的周围的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对地球地质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人工的力量⑤。

   无疑,人类似乎至少暂时赢得了对现代性的胜利。然而,在人们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愈益丰硕的成果和愈益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愈益深切地认识到由此所付出的沉重和高昂的代价。思想家、哲学家们早已普遍地确认和认定,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存在着深刻的危机甚至是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发展与代价、赢取和丧失、创造与毁灭的矛盾和悖论越来越深刻,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被从根本上颠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对于现代性自身的这种困境和危机,且不论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马克思等人有关的深刻分析,卢梭早在1749年写下的断言已足令我们警醒:“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坠落。”“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近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⑥

   如果说,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确实存在着危机,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危机?它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黑格尔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构成现代性哲学根基的主体性不具备宗教那种绝对的统一力量。海德格尔把这种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存在”的遗忘和作为架构(Gestell)的技术的不可控性。韦伯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理性化”。伽达默尔认为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人类对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文明成果的依赖性。哈贝马斯把危机的根源视为个人自由的悖论。

其实,说到底,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人这一主体自身的需要和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人未能成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体的结果。近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空前增长,以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具体而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财富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人们对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和有止境的。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而是价值这种“抽象财富”。价值的增值和扩张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因而,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和无止境的,由此导致马克思所揭示的“绝对的致富欲和贪欲”占统治地位⑦。不仅如此,如果仔细探究,还不难发现,在价值及其增殖成为人们的需要的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也不再局限在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而是大大超越了自身生命再生产的范围;不再局限在主要是生理的需要,而是大大超越了生理需要的要求。甚至需要与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直接成为名副其实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与满足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全新的形式。由于满足需要的手段的质的提升,需要和欲望愈益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而已经满足的需要和欲望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需要和欲望,新的更大的需要和欲望又刺激和推进了手段的提升,新的手段又使新的比以往更大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成为可能……如此循环往复,伴随手段的每一次提升,需要和欲望也被推致到更高级的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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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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