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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剑走偏锋欲成侠——贺卫方先生写真

更新时间:2015-11-25 18:19:02
作者: 张卫平  

   在讲演中也要适当含蓄一些,以避免在伤了他人(尤其是领导们)的同时,也伤了自己,不要去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的要求有时是一种危险的要求。

   我绝不是最了解贺卫方的人,相信也不是贺卫方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是最有资格全面评价贺卫方的人,但我依然要想说说此君——贺卫方。因为我知道我的认识即不同于一些人,但同时又代表了一些人,这两部分人的认识和看法是那样的完全不同。不知道你属于当中的哪一些人?要知道即使是贺卫方十分要好的朋友,也不一定十分认同贺的方式。

   我写贺卫方,但并不想细写,也不想全面地写,既不想“大写意”,也不想“工笔”,既不想全“楷”,也不想全“行”,更不想全“草”,而是想既有“楷”,也有“行”,有“草”,大概类似郑板桥书。虽谓“写真”,可能是有“真”,有“虚”,也有“意”。

   如果要问当今中国法学家中,谁的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我想无人能够出其右,应当是贺卫方,尽管他的年龄并不大,1960年出生(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也可能不是法学著作最多的人,也未必就是学术研究水平最高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面最广的人,也可能不是今后影响最大的人,但现在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人,而且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在猛增。二十一世纪初年,贺被有关媒体评为“将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100名中国年轻人之一”,法学界仅他一人。

   文人之间承认别人比自己更有知名度、影响力,比自己更有水平,有一种特别的苦涩。我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我是不大相信人与人之间在智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成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观点。人与人在成就方面的巨大差异,只认为不过是毅力和机遇,是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诸多偶然因素所致。我甚至不相信贺卫方具有人们所言的,那样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到京以后,与贺卫方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甚至有机会和他一块开会、讲演。和他在一起,你就知道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的确是法学界的“明星”。被人追捧的热度,使我也感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嫉妒。

   应当承认,贺卫方知名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贺卫方的讲演,他是不折不扣的演说家。在讲演中,他总能把人们引向高潮,在讲演中尽情“冲浪”,释放你的压抑,在与他智慧、观点的交流中享受“碰撞”、“摩擦”的快感,和他一起穿云破雾、劈涛斩浪,在幽默的旋流中打转,在愤世嫉俗中,共同将剑戟刺向社会的阴暗。听贺的讲演有盛夏吞食火锅麻辣的痛快,每一次讲演后,贺式的“经典”话语更长久地回响在耳畔。贺卫方无疑是具有演讲天赋的,他已经成为法学界顶尖的讲演家。

   对贺卫方的评价也并非都是正面的,甚至与贺卫方相当要好的挚友,也都经常旁敲侧击,告之不要过多地讲演,以影响其学术研究;在讲演中也要适当含蓄一些,以避免在伤了他人(尤其是领导们)的同时,也伤了自己,不要去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的要求有时是一种危险的要求,他们会要求你在一千米的高空上走钢丝,一旦坠下虽也重于泰山。他们希望你是一个神,但你却依然是一个人。

   网上对他的评论也最多,点击贺卫方,会一下弹出几十页关于他的信息;他的博客已有几十万点击率,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明星”,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公众人物”。有的人认为,(其中也包括不少学术界的学者)贺的研究水平有限,他的话语只是在普及法理的层面上,没有更为深刻的内含,不过是一首首悦耳的流行歌曲而已。我的一位学生也曾在BBS上发过“帖子”,对贺卫方进行了好一番攻击。网上有的批评甚至已经超过了学术批评的限界,在网上你既能看到风光无限的贺卫方,也能看到弹孔遍体、唾液满身的贺卫方。这是明星和公众人物的代价,一个真正的公众人物必须练就“不败金身”。他的每一个观点几乎都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并掀起一阵波澜,因为他总是剑走偏锋,直击社会弊害。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的学术研究会涉及社会民众的利益,但绝没有像他那样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和议论。有不少人认为,贺每一次抛出一个观点、看法、声明,都是一次“预谋”、“策划”;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行为不过贺的一时冲动。而我的观点是,两者皆有。既有一时冲动,也有深思熟虑。

   我对贺的佩服,在于贺能够坦然面对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批评,对待批评他有着君子般的气度。对待批评他要解释,要提出反批评,要和别人争执一番,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接受批评,不断改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批评对于他而言,真正成为了一种推动力。他既有气愤之时,也有郁闷之日,但他能很快化解,超然淡出。正是这种宽容和大度使他能够始终在前沿和诘难中挺进。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他,不过那时他并不认识我。记得是刚入校不久(1979年的秋天),新年级同学要和上一级的老生联欢。联欢是以对口班的形式,贺是78年,我是79年。作为老大哥的78级同学们表演了不少节目,有唱有跳有说,其他节目虽然也很有艺术含量,但却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唯独贺卫方念的一首“篡改”的歪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的内容大概是:“春风杨柳一千条,六亿人民顺着摇”。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是贺的朗诵多么有激情,也不是贺的声音多么浑厚,带有磁性,而是贺借此诗所表达出来的批判精神和政治幽默。在批判和政治幽默方面,贺是极有天赋的。在70年代末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若干年,但毛泽东依然是神,并没有真正走下神坛,在人们头脑中,意识观念依然铁板一块。实际上正如诗中所言依然是“六亿人民顺着摇”,(也可以说是“主席语录一千条,六亿人民跟着摇”)六亿人民在当时只能按一种统一的“说教”去思考,不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贺的歪诗正是对这种僵化意识的嘲讽,令我们感到有一种投枪般的有力穿刺,听之而后快。

   我不太知道贺卫方幼时以及中小学时期的生长环境如何,只知道其父大概是医生,也就是郎中。所在的农村老家据说在当时就普及了高中教育,贺显然受益于此。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反叛精神源于幼时对父亲极其严厉管教的反抗,毛在幼年时便会迎着雷电风雨在故乡韶山的山顶上大声喊叫,毛性格的形成相当符合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贺内在的拷问精神是否也同样与其幼时的生活环境有关呢?贺上大学时的年龄并不大,在七八级中虽不算最小,但属于年龄小的这个“方队”。七八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学者出自这个方队。现在在学术界中最有影响的其实并不是七八级中年龄最大的这一个方队,但我相信没有这一方队的带动,没有复杂经历和性格的,成熟的老大哥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概也不会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才俊。

   贺出生于山东的胶东,这一点亦很重要。我在山东生活多年,父亲也是山东人。山东的胶东不同于鲁西、鲁北、鲁南和鲁中,胶东面临大海,历史上就有着相对发达的海上贸易,胶东也一直是山东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从胶东以外的山东人看胶东,就像日本人看大阪、美国人看纽约一样。在胶东以外的山东人看来,胶东人是山东的“另类”,这里的“另类”不仅是语言有所不同,当然不像福建、广东、江西那样,地区语言那么大的差异。我家在鲁中的莱芜,在我们鲁中人的眼里胶东人绝对是最聪明的,这一点都不错。胶东特殊的地缘优势和肥沃土壤使胶东成为山东最为富饶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发达的教育和文化。具体的例证是:1979年高考西政的山东考生有30多人,其中95%以上来自于胶东地区,鲁中、鲁南、鲁西一个都没有。这一数据尽管取之于很小的采样范围,但相当具有说服力。法学家中出自胶东的学者还有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教授、赵旭东教授、王人博教授。

   但胶东人仍然是山东人,有着山东人所普遍具有的质朴和醇厚,最是重情义,重礼节,待人同样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质朴,这就是为什么贺尽管非常忙,但仍能在朋友的饭局中见到他的身影,而且能见到他喝到放歌,“说法语”(贺在酒桌上,只要开始说“法语”,离醉酒就不远了)的境地。学者中有不少人有着学者的矜持、孤傲和冷漠(也许是习惯于独立思考、批判的缘故),常常将自己隔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以为学者应是没有朋友的孤行者。贺不同,他的山东性格决定了他有着质朴和豪放,有宋江和其他梁山好汉重义轻利的秉性。但贺又毕竟是胶东人,有着胶东人聪明、精明和智慧。在谈话之中,可谓妙语联珠,偶然出口的一言,往往则一箭数雕,一语双关,看似玩笑之言,实则重磅炸弹一般。

   尽管我们山东最有名的老乡——孔子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敢于行”。(《论语》)意即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做事要敏捷勤奋。就像著名电影演员、节目主持人——倪萍,咱们的山东老乡,总是有一种真挚和热情,即使是一句试图调侃的话,出自她嘴,也会变得沉重正经,但她在主持节目时,我总会担心她下一句会出错。贺作为地道的山东人虽“敏捷勤奋”,但却在说话这方面并不迟钝,有时也并不“谨慎”。也许是受这位世界伟人、圣贤老乡的影响,总体而言山东老乡说话是谨慎迟钝的,给人的感觉山东老乡不善表达,我仔细观察过山东的学生,不管是西政,还是清华,还是其他学校的山东学生,似乎在这方面都比较突出,当然也有的山东人例外,如北大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陈端华,其口才表达也极其厉害(陈的“厉害”属于另一种类型)。

   孔子的言说是有道理的,在全国范围内,山东人最能给人憨厚的感觉,除了其他行为,性格的表征之外,山东人谨慎和孔子所说的迟钝表达是其十分重要的原因。“沉默为金、雄辩为银”,是人们常言的警句,此语虽来自西方,但更为东方人所接纳,更符合东方人的为人方略。山东人就特善于以沉默和迟钝的方式取“金”,而弃雄辩方式得“银”,这种行为方式自然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深究其中的原由,孔老先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即“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邦无道,则愚”是孔子教导我们,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要装作愚蠢。要装作愚蠢,首先要表现为木讷,欲做到木讷,须为迟钝,出言谨慎,故须“沉默为金”“沉默之上”,以避免“祸从口出”。中国也有一句更俗的俗语叫做“面带猪像,心中明亮”,也就是说表面上要有猪那样愚钝,但心中十分清楚,算计在胸(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猪的确是如此)。但长此以往,中国人还不变得个个阴险狡猾,谁也看不透谁的人才怪——人人戴着猪的面具,却有着猴的盘算,狐之行为。

   贺虽是山东人,但在这方面没有按照孔老先生的遗训,处处以语言犀利,反应极其敏捷表现之,明确抵制“言与行”的“经济学原理”,宁愿以雄辩姿态示人,而弃沉默之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相当坦荡的胸怀,有天高云淡之气魄,因为“言多必失”,但作为真君子,即使有“失”,也要言而必尽,言而为真,言而为实。

   精神分析学派将个体的成长分为几个阶段:“口欲期”、“肛欲期”和“性蕾期”,在“口欲期”阶段,人处于一种完全不自立的阶段,没有基本的行动能力。慢慢地人会进入新的时期,逐渐开始摆脱“口欲期”特征,日益表现出自我意志和个性,反抗也就随之产生。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如果父母对此时儿童的自主行为压抑的话,儿童便会回到“口欲期”,从此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这会影响他的一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人格具有一种“口欲期固结”,这是长期意识文化压抑的结果。但我想,贺大概没有这样的“口欲期固结”,而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许多学者则还有这样的“固结”,贺已经是破“结”而出的,脱蛹生翅飞翔的法学家。

   在南方周末等各种报刊、杂志上,贺经常有令人振聋发聩之作,许多文章出言是“不谨慎”的,但依贺的秉性,使他必须要说,如果要“谨慎”,贺简直就没有办法生活,剑走偏锋是他的生活方式。要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观点,并且要将自己的见解于以示众,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思考,辩论,真理出自于辩。人人“谨慎”,企不使世界万马齐喑,贺绝不想做个沉默为金的人,我理解,贺的“张扬”,并非完全是名之所趋。

对许多人而言,贺的出名似乎带有“空降”的性质,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布道500字的小文章却使贺成了法学界甚至中国社会“空降”的学术名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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