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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闻一多与“五四”

更新时间:2015-11-23 14:26:18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每年暑假都回乡省亲,因在家要度过两个多月,故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二月庐”,而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亦冠以《二月庐漫记》之名。然而,对于父亲的这次催促,他却没有答应。他说: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远客思家,人之情也,可是“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接着,他说: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在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此番议论,原为驷弟发。感于日寇欺忤中国,愤懑填膺,不觉累牍。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5]

   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闻一多在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出的情怀,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二十五年后闻一多依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16]这句话,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感情世界。

   闻一多在清华学生代表团秘书部的工作没有留下记载,但他撰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则从侧面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工作。顾名思义,这篇祭文是代表清华学生代表团撰写的祭典徐曰哲同学之文。徐曰哲是清华高等科一年级学生,五月十六日参加清华通俗讲演团到北京城内演讲,途中感染风寒,返校即卧病不起,至二十二日竟被病魔夺去生命。徐哲文是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位捐躯者,闻一多在祭文中生动地将他逝世的意义与坚持爱国运动结合了起来。祭文云:

   萃群袄于九区兮,莫赤匪狐;启层关以揖盗兮,瓜我版图;目负豕于道路兮,敦敢诣而张弧;徐君哀彼啜醨兮,距六衢以疾呼。君之居兮病在身,君之行兮不戚以嚬,君朝出兮莫来归。搴两旗兮风幡,宛言笑兮在耳,胡一夕兮已陈?念鲁难之未艾兮,何以慰兹忠魂?指九天以为正兮,誓三户以亡秦?谨陈辞而荐醴兮,魂来享其无慬![17]

   这个时期,闻一多还翻译了英人莫尔斯(Hosea B. Morse)的《台湾一月记》。这篇译文不很长,却为闻一多投身五四运动添加了一个极好的注脚。译文记述说: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四月十二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日俄战争后,日军掉头南下,准备接管台湾。台湾民众群情激奋,遂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然清政府钦差李晋芳赴台湾完成交割后,便率诸官吏离开了宝岛。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军事行动,台湾民众为了保卫家园奋起反抗,但未久义军自顾不暇,不是自乱便是战败。该文作者是在台湾做茶叶生意的商人,他将自己目睹与耳闻记录了下来,而这些记录所反应的情绪,又为五四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史录性质的材料,这大概就是闻一多之所以翻译此文的动机吧。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日人称克台时,战不烈,输械来降者千余人,各炮台营垒抗御亦不力。”“总督有母,年迈,请离岛,许之。将行,传行李中藏宝货,遂击溃其扈从,包解,罄其藏。”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忿懑:“居民知台湾不列和议,佥大恚,以为见弃于朝廷,群疑腾沸,发怒如水火,誓死力拒。告诸吏,不得携眷离岛,又悉发其素所攫取于民之财货,或日人之贿赂,及军械于民间,以资取用。”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的奋起反抗:“乃有应募之广东兵二千五百人,挟军火至台湾求战,以是知李鸿章所定和策之不满意于人也”。可见,闻一多是借托莫尔斯的文章倾诉那个时代的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满,其爱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闻一多在整个运动期间主要从事的是校内工作,他自己也说“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一次是特殊的之外”。[18]关于这次“特殊”,闻一多没有直接讲明,但王康在《闻一多传》则认为所谓的“特殊”就是六月四日闻一多率领一百六十余同学入城讲演、慰问。众所周知,五月下旬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在巴黎和会上的“无条件签字”,接连下令镇压爱国运动。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因镇压不力被免职,其职由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署理。二十五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和散布传单,凡不服从者以法逮捕。六月三日,北洋军警大肆拘捕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这天“北京学生被挽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有千人,就中清华学生有一百三十余人”。[19]然而,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强烈。六月四日,北京学生不畏强暴继续上街宣讲,王康书中称闻一多就是这天率队步行入城的,该书还说闻一多等人进城后除了讲演宣传,还到警察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同学,遭到拒绝后他们便表示陪同被捕同学坐牢,“只是由于在押同学的再三反对,要他和其他代表赶快回校,继续担起领导运动的任务,这才离去”。[20]王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旁证,但此话并非没有道理。闻一多曾画过几幅反映这时期的速写,其中一幅为一位青年在天安门讲演,周围有群众围听,这可以说是当时感受的真实写照。另外,王康还是闻一多的亲戚,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双方往来密切,故他很有可能了解一些内幕情况。[21]

   这年暑假,闻一多没有返乡,而是留在学校坚持运动。为了便于工作,留校同学成立了“清华暑期学生代表团”,闻一多是成员之一。他留校的任务本是筹备编演新剧[22],没想到却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工作。

   六三运动后,全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随即进入常会,讨论坚持运动的办法。清华学生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先派罗发祖作为清华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继派闻一多和罗隆基、钱宗堡、陆梅僧四人参加讨论研究具体办法的常会。据六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的《京华短简》,闻一多等人至少于六月二十六日已到达上海。

   在上海,闻一多的工作仍然是以文字为主,从他的家信中,我们得知他始终在编辑学联“日刊”。那段时间,闻一多正患有严重的牙病,有四五天吃不下饭,只能把面包泡在牛奶中充饥。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学联会长段锡朋得人赞助即将出洋,学联设宴饯别,席间“肴核罗列”,但闻一多“仅能茹其浆而已”。[23]

   时,在上海读书的二哥闻家骢约他一起回湖北老家,但他想到鼓吹爱国运动的学联“日刊仍继续出版”,自己“责任所在,义不容辞”,故未能同行。

   全国学联的执行机构是评议会,清华代表被选为评议员者是罗隆基、陆梅僧两人,闻一多不是评议员,故尽管参与了许多日常性工作,在新闻消息上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所幸的是,欢送段锡朋的那天,学联代表在永安公司楼顶合影,这才为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留下了迄今为止的唯一写真。这次合影共三幅,一幅为康白情、瞿世英、周炳琳、屈武、盛世才等;一幅为闻一多、罗隆基、陆梅僧、黄日葵、潘公展等;一幅为徐屏南、水楠、吴震寰等。[24]

   闻一多没想到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更没想到的是能在会中见到孙中山先生。八月五日,孙中山在全国学联闭幕式上做讲演,认为“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故望学生能力图统一,以促进人民之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25]这些话对闻一多产生过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但从二十五年后的回忆还特别提到“到上海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26],这件事证明聆听孙中山演讲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全国学联大会期间,闻一多除了编辑《日刊》外,参与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与清华诸代表共同提出《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勿庸讳言,议论多决策少大概是青年人的通病,学联大会会期虽然长却成效并不大,闻一多认为“自会务开幕以来,所称成绩者数纸文电而已”,既“从未有伟大之建议”,也缺乏“根本之维持”。为此,清华诸代表建议为学联建筑一永久性的办公场所,以便长期联络,为此“穷日夜废寝馈,以从事于斯者,不计日矣”。闻一多认为“履行此议,首重醵款”,但“此非易事,必得一般学生辍学一载,游行国内,演讲劝募,乃可望奏功”。同时,闻一多认为自己即列清华五提议人之一,便“责有难逃”,但“此事诚千载一时矣”,故计划“辍学一年”以促成之。[27]

   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代表团提出的《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在学联评议会上获得通过,并决定当年先由北京、上海两地开始,次年天津四川福建湖南、再次年安徽浙江山西江西、复次年云南南京吉林西安开封、最后为广西兰州黑龙江贵阳汉口迪化。[28]这样,募集资金便提上了日程。当时,清华学校当年毕业的陈长桐、黄钰生、桂中枢等,颇有意暂缓赴美,以共襄盛举,而留校之暑期代表团吴泽霖亦决定为专程南来。八月上旬,全国学联大会结束后不久,闻一多、罗隆基等便离开上海,前往常熟募捐。以常熟为目标,是因为闻一多的级友钱宗堡、吴泽霖、浦薛凤都是常熟藉人,到那里去也许会顺利些。在常熟,募捐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倒是闻一多的六首文言诗表明他们所到过的地方,这些诗不久后刊登在当年十一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诗的内容除了“半日疲车驾,风尘顿仆仆。停午发昆山,登船如入屋”之类记述行程的句子外,大多是游览的观感,与募捐毫无联系。据此推知,常熟之行并未达到目的。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是以青年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与融入的,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当时还没来得及总结,倒是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似乎便告一段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然而,这绝不会掩盖五四运动对一代青年的深刻影响。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任意摆布了。这种变化,从闻一多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时期所写的《夜坐风雨雷电交至,懔然赋此》可以清楚看出。诗中写到:

   暗淡虞渊玉虎追,

   飞廉暂勒泻来迟;

   文书小阁邀孤檠,

   车马长衢听折箠。

   天地不仁悲李耳,

   风雷有意动宣尼──

   而今十手隆无畏,

   懔懔能忘天怒时?[29]

   该诗的重心在后半阙,大意是说:现在天地间存在的不仁不义使人产生了失去老子的悲哀,时代的风雷似乎有意呼唤着善于在逆境中反抗的孔子,目前天下人众口一辞无所畏惧地怒斥卖国贼,告诫他们永远别忘记民众是会象苍天一样发怒的。这种意境,是当时青年人对五四运动最普遍的认识。正因如此,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宣布“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竟引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闻一多甚至认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也应该从这一年算起。[30]可见,闻一多所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31],这句话对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三

   五四运动的直接有形成果,是造成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强大态势,但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表现在思想的空前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使人们不再迷信任何“绝对权威”,而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也成为每个青年人理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原本属于先知先觉者专利的“革新”与“改良”,骤然在青年学生成为一种竞相模仿的风气,经历了五四风暴洗礼的闻一多,同样也自觉地将革新精神体带入到现实生活。

平民教育的兴起,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热潮,闻一多在五四运动期间即进行过尝试。他曾和吴泽霖、程绍迥、吴宗儒等几位朋友举办过校工夜校,他们“几乎把全校工友都编入了校工夜校”,在夜校,他们“一方面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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