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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岚:孟郊与贾岛:寒士诗人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式

——试论闻一多的中唐诗坛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更新时间:2015-11-23 14:05:34
作者: 赵晓岚  

   贾岛并非大诗人,对后代影响却颇大,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的:贾岛“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6),因此对他的研究便极具代表性。那么,贾岛的诗歌究竞有何特征?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他何以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影响?闻一多通过层层剖析,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首先生动地描述了贾岛诗产生的诗坛背景及其诗歌特征: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运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癣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

   这里且不说对中唐诗坛三派概括的独到性(下文对此将有论及),光看其对贾岛诗歌特征的归纳,就是极为精要的:作者——青年人;环境——古老禅房或小县廨署;目的——自己的出路和癖好;题材——远离社会的个人世界;体裁——五律;情调——阴黯。

   接着,闻一多提出了三个问题:“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为什么单做五律”?“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贾岛》全文就是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而在这剥茧抽丝的解答过程中,闻一多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的贾岛”,也为我们总结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规律。

   对第一个问题,闻一多归结为“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只有像韩愈、白居易那样或已成名或已通籍,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而像贾岛这样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是不可以越俎代庖去肩负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的。要想取得这种资格,只有拼命做诗以混得及第得官。虽说从整个唐代社会而言,仕进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且科举又是步入仕途的最好阶梯,但盛唐时代科举并不限于以诗赋取士,有设非常之科以待非常之举的制科,有征辟、荐举等选拔人才之法,故盛唐士人普遍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负自信,他们不必都去挤科举那座独木桥,而怀着像李白那样羞与群鸡争食,希冀以布衣直取卿相的宏伟抱负。然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腐败,以门第勋位得官者日益增多,寒士的进身之阶却越来越险仄,他们的出路几乎只有科举一途,在这座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他们不拼命做诗以求一搏,还能有什么出路?即使已成名的白居易,在回忆自己入仕途中的艰难情状时也不无感慨:“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席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与元九书》)又何况“时运不济”的贾岛们呢?“只好做一辈子诗”了。“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从这个今天看来“新奇”,在封建社会却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中,闻一多挖掘出了产生贾岛们的社会制度的根源。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第一个相关,还是一个士人出路的问题。“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这真是对贾岛诗歌体裁运用目的的最中肯的说明。当然,除了“做功课”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之外,体裁本身所具特征也是贾岛为何多写五律的原因。与五古的便于议论,乐府的便于叙事相比,五律更便于写景、寓情,或者说更便于营造一种氛围,表达一种感官的感受,而这与贾岛的诗歌创作目的和诗歌风格情调也是密不可分的。

   闻一多提出并回答的这两个问题,初看来似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进身与科举之关系,但他却非泛泛而谈,而是就中晚唐这个特殊阶段寒士的人生之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从创作背景到创作目的到选用体裁之间的前因后果都作了严谨的分析论证。

   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应是本文的重点,贾岛“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闻一多宗教文化、审美意识和世纪末心态等方面对此展开了他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并得出了迥异于前人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他将贾岛诗中这种阴冷峭硬的情调归结为“人生的半面”,是一种“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是对“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的写真,总之,是对人生消极面、黑暗面、丑陋面的探索,它的特征是题材的狭小精致和情调的阴暗僻苦,举凡哀蝉行蛇、湿苔树瘿、孤鸿怪禽、寒夜黄昏都是他人诗的好材料,而孤独冷寂、恐怖悲泣则是其诗境常有的氛围。当然,对于上述特征,宋代苏轼即已用“郊寒岛瘦”予以概括,但闻一多却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其形成原因及其价值作了探索和肯定。

   先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明贾岛诗风与其早年禅房教育的渊源关系。禅宗在大历间已得到士人青睐,到元和间更是盛行于世。它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对士人生活和诗歌题材的影响,在《王绩》一文中,闻一多即指出:“中唐以后,士风大变,大部分读书人为了生活出家为僧,便产生了歌颂僧侣生活的诗歌,贾岛应运而生,不是很自然的事吗?”(7)一是对士人心态和诗歌风格的影响,尤其对于曾经是僧无本的贾岛来说,“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佛家苦海无边、四大皆空的世界观使得他对于目前这个”走上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感到调和一致”禅宗的不执着、随缘旷放又使得“他对于时代不至于如孟郊那样愤很,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因为不愤恨,所以他没有孟郊那般恶毒的咒骂;因为不悲伤,所以他也没有白居易那种悲剧的泣诉;因为能保持超然心态,所以他对“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感到“亲切融洽,“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无怪乎他的诗歌总是笼罩着一层虽阴黯却和谐的氛围,绝不象孟郊那般“沙涩而带芒刺感”。

   闻一多在研究佛禅文化与贾岛诗风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又涉及到中晚唐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以丑为美。如前所述,以丑为美的手法从先秦庄子到中唐韩孟诗派更有发展,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孟郊的阴僻冷峭和李贺的畸异诡激,贾岛的以丑为美又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虽僻涩而平淡,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但实际上,“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谈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他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虽然一方面他也受中唐诗坛好奇尚怪之风影响,“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8);但另一方面在佛禅浸染的超然心态中,他将韩孟诗派的狂恣纵肆易之以凡近平淡,将他们那些主观想象中不可逼视的骇人之景写得历历目前,可以“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所谓“奸穷变怪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这些迹近凡俗的生活中的丑就获得了艺术上不俗的美。贾岛这种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的审美意识既是对庄子以来尤其是韩孟诗派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又是对韩孟诗派审美模式的突破。闻一多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审美时尚的发展趋势和意义:

   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

   闻一多之所以充分肯定贾岛对于“人生的半面”探索的价值,是与他自己的审美观察密切相关的。他特别强调艺术创造的美,反对过于写实的美,他认为:

   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法得很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9)

   如果照搬自然便会失去美,也就不能称为真。真正的美应该是从实际生活中选择美的材料艺术加工,再将它与诗人自已的理想情操相结合并附之于美的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闻一多对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是肯定的,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如他的新诗《死水》,是一首对黑暗社会充满怨毒诅咒的诗,但闻一多并不是将象征丑陋事物的臭水沟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以致使人感觉不舒服,而是将其经过修饰搬进文学作品,全诗写得那么典丽繁缛,使之既真实反映了生活的丑,同时又具有艺术的美。我们不能据此批评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者,因为对人生半面窥探的目的,化丑为美的最终目的,正如他在新诗《奇迹》里所宣称的那样:

   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10)

   这与闻一多一贯坚持的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注意到,在论析贾岛的诗风特征和审美趣味时,闻一多对整个中唐诗坛创作趋向作了宏观的描述,某些方面或有可商榷之处,如卢仝、刘叉是否属“插科打诨”之类,但将贾岛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中划出来,特别是将一贯并称的“郊寒岛瘦”划归两个集团,却是颇具识见的。“郊寒岛瘦”的确是寒士诗人的范式,但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

   首先是两人的生活时代不同,孟郊大贾岛28岁,前者主要生活在贞元至元和初的儒学复兴时代,后者主要活动于元和之后的社会衰落期。其次两人的主导思想也不同,孟郊奉行儒家用世哲学,虽也因命运偃蹇而亲近过庄禅,却始终未彻底离开儒家思想而转向;贾岛虽也有过强烈的用世之心,但骨子里却是释家人生观。由此造成两人创作倾向的根本区别。再从创作主张看,孟郊对诗歌功能、意义的看法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他主张“文高追古昔”(《游韦七洞庭别业》),“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读张碧集》),这些与韩愈的崇儒复古,白居易的匡时济世的文学主张一拍即合,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社会和现实,是属于“为责任做诗以自课”的一类;贾岛生活在唐王朝三大痼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更加激剧的年代,任何济世的努力已成徒劳,在政治恐怖症和政治冷淡症的时代氛围中,士人普遍从对社会的关心退缩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因此贾岛为着出路和癖好全力以赴而做诗,是属于为功课、为情绪做诗的一类。这些都明显表现在两人诗歌题材、情调、体裁、风格诸方面。如孟郊多写人事、社会;贾岛则倾心于庄禅的自然境界。对于世态炎凉,孟郊的情感是怨愤的,面对黑暗现实,他愤世嫉俗,采取的是骂世的态度;贾岛的情调则是微微的酸涩,面对不可挽回的衰世,他顾影自怜,采取的是玩世的态度。孟郊为发议论而多用古体,重在炼意却不重音律,因此虽显得“格致高古,词意精确”(11)却免不了“沙涩而带芒刺感”的狠峭尖利;贾岛为做功课、写情调而“单做五律”,重在炼句却缺乏立意,因此虽显得精致深婉,“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12)。总之,孟、贾二人诗歌虽都有悲愁寒苦的思想内容,也呈现出清苦瘦硬的艺术风格,但其“寒”、其“瘦”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风貌。如同闻一多对“王、杨、卢、骆”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13)的敏锐观察一样,他对“郊寒岛瘦”亦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而又令人信服的看法。同时,也如同闻一多将“四杰”分属两个集团而使唐诗在初唐阶段的演进轨迹更加明晰一样,他将孟、贾分为两派,也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晚唐诗人的创作心态尤其是“世纪末心态”的形成轨迹及其影响,这也许正是闻一多分论郊、岛的深意。

如前所述,贾岛与韩孟、元白的创作倾向根本不同,简言之,韩孟、元白是儒家的创作思想,是前进的、抗争的态度;贾岛是庄禅的创作思想,是退缩的、休息的态度。而在贾岛的时代,后者的创作方法无疑更受欢迎。因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韩孟诗派的恶毒咒骂与元白诗派的悲伤泣诉似乎给他们指出了新的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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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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