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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更新时间:2015-11-23 14:03:59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一)

   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差不多都有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显,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诗,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唐太宗对唐初的文学发展,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唐诗杂论》的大部分篇目。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唐诗大系》,是一部唐诗选本,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这是闻先生对于唐诗所作的考证工作的一部分,在于个较长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有时还作为某些大学教材的依据。但这些年以来,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的考证的论著,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另立新说。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牵涉到对闻先生唐诗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价。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科学史的实例表明,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初充和发现,新学说的提出和建立,构成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闻先生进行唐诗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过了四五十年,学术界出现了与闻先生意见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订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论点,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唐诗研究还停留在二十四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还拘束在闻先生谈论过的范围,那才是可怪的了。

   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进展,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建国以前,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对唐代文学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应当特别提到闻一多先生及郑振铎、罗根泽、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辈学者。但唐代文学研究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并作出较大的成绩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对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突出进展,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显的标志。如初唐文学,高宗武则天时期反六朝余风的斗争,大历时期文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南北文风的异同),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古文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晚唐文学,等等。

   第二,拓展了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发展了不少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的边缘科学研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有些论著以文学为中心而扩展到对佛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科举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的研究,扩大了学术领地,也深化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为传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科学日趋综合化的新动向。

   第三,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过去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多停留在名作名句的欣赏上,而对于材料的掌握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因此难免有些论断建立在不确切或错误的材料基础上。这些年来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对作品写作年代、真伪存佚的辨析。其细密确切,已远超前人,不仅是对大作家,即使二三流作家,也都有详尽的考析。这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它表明了我们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努力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基础更加紥实牢靠。

   第四,对诗歌艺术性分析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词句欣赏的范围,而是从整体的审美要求出发,对思想和艺术作统一的探讨,并且注意到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与外国文学的比较。

   以上四点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可能还有所遗漏,但即以此四点来说,唐诗研究的进展已经很可观了。我们是站在学术繁荣的新的高度来回视前辈学者的成就的。靠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把学术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铺设的一段,我们有理由为自己胜汗水(有时还有血泪)开拓的一段高兴,但绝无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尽管那一段比起现在来似乎并不那么宽阔,或者甚至还有弯路,但我们毕竟是从那一段走过来的。要知道,在崎岖不平的学术道路上,要跨过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不容易,有时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历史功绩。

   我觉得,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体论点,与现在的说法作简单的对照,以此评论其得失,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作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来建立他的研究体系的?

   (二)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具体评论闻先生的唐诗研究之前,我们先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古代研究,以便使我们对问题有于个总体的认识。

   朱自清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对闻先生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三者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这几句话对于我认识闻先生的古代研究,包括他的唐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种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当前的伟大斗争相联系,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命运作理智的思索。综观闻先生关于先秦《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以及远古神话的研究,不难感觉到它们的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探讨,二是对于传统的严肃批判。

   “我是把古书放在人物生活范畴里去研究”。这可以看作是闻先生进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他总是想透过书本来剖析活的社会。他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什么是儒家》)多么警辟的论断!他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书的《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他在书前的“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文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讲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曾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段文字,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楚辞校补》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闻先生对自己十余年来学术道路的一个小结,也使他更加明确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达到地境界。

   表面看起来,对于先秦,闻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实际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他著《周易义证类纂》,是想“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别几个小类,如: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牲畜,己、农业,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

   这就是从“时代背景”到“意识形态”,对《周易》作社会文化史的研讨。他的《风诗类钞》,休例也与此相似。在《序例提纲》中,闻一多先生道德提出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把《诗经》的国风部分重新编次,分三大类目,即婚姻、家庭、社会。他认为这样重新编排和注解,国风就“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同时“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闻先生并不抹杀《诗经》的文学性质,他在译注中很好表达了国风作为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话的文化形态,并把这种形态拿来直接与今天的读者见面,这就是他所说的“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下列方法(按即胜考古学、民俗学、语文学的方法──引者)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显然,闻先生这样做,并不单纯是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新奇,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结,以古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给现实以启示,把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用对祖国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现出来,来探求我们民族前进的步子。同样,他之所以又从《诗经》、《楚辞》而上溯到神话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伏羲考》),是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朱自清《全集》序)。

   闻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植根于他对社国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复古的空气》)他早年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诗人出于对自己人民的爱,提出“如何把记忆抱紧”,而并深情似的请求:“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应当说,这种故国乔木之思正是他作为诗人、学者、斗的根本动力,而作为清醒的爱国者和严肃的学者,他并不沉湎于历史,也不陶醉于传统。经过审视,他愈来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这种惰性,更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等到加强。批判封建传统,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黑暗统治,为民主革命而斗争,这正标志着闻一多先生爱国思想的升华。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的态度有时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颇。如说:“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历史座谈》)。这种有激而发的语句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植根于严正学者的冷静思索:

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庭,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文化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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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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