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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英:法国历史中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5-11-20 21:50:34
作者: 张怀英  

   民主政治已经捕获并占据了许多人的心灵。不能忽视,现代民主的出现是与革命相伴随的。与其说民主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倒不如说民主乃是人类古老持久的政治冲动。原因很简单,多数人的声音和情绪天生就有力量,而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保持清醒、认真、负责的头脑,人们宁愿在平等的旗号下将各种私货置入集体无意识的洪流。各国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往往假借民粹主义的形式,或者成为政治煽动家的工具,或者成为“卡里斯玛”现身的依据,而在一次次革命暴动与强人独裁的循环往复之中,受苦受难最多的仍是百姓自身——与其说现代政治旨在实现民主政治,倒不如说现代政治是要驯服民主政治。

   恰是如此,我们越想要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奥秘,就越要熟悉与之天生相伴、如影随形的那种有害而强大的情感冲动——民粹主义。古往今来,有两种关于民粹主义的偏见和一种关于民粹主义的观察经久不衰。两种偏见在于:一些人认为民众无知且怯懦,胆小且逐利,因此让他们知晓服从的好处和反抗的代价便可以让他们归化;另一些人认为民众虽愚昧,却可以爆发出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巨大力量,因此,政治家未掌权柄时需煽动逢迎民众,掌权之后又需谄媚贿赂民众。这两种偏见,一种属于独裁主义,一种属于暴民政治。它们流传甚广,以至于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能观察到关于民粹主义的一般运动现象: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政治总是经由名为民主、实则暴民的政治,最终演化为独裁统治。

   历史上有过无数这样的先例,虽然重复会将喜剧变成闹剧。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雅典,格拉古兄弟时期的罗马,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9世纪末的俄国和美国,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等等。为了集中呈现民粹主义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不妨选取法国作为一个案例加以详细研究。

   法国是伟大的。胡适的同门师兄弟,著名史家威尔·杜兰在其历经50年而成的11卷《世界文明史》中,以四个法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最后的四卷本:路易十四的时代、伏尔泰的时代、卢梭与大革命、拿破仑的时代。预示着法国足以代表自17世纪到19世纪的人类文明史。被马克思称为“旧欧洲势力代表”的基佐在其探讨法国文明的一系列讲座中,饱含激情地宣称法国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也最有力量地冲击着欧洲人想象的国家。历史似乎确实如此:由今天上溯一百年,法国人刚为承办第五届万国博览会修建了壮观的大小皇宫,梁启超为之震撼,撰幻想小说梦想有朝一日上海可承办此类展出;由今天上溯二百年,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冒着风险,直捣莫斯科,其时这位军事天才已横扫大陆,而他的民法典亦将传播整个欧洲;由今天上溯三百年,近代史上最矫健和热情的执笔者之一让·雅克·卢梭诞生在日内瓦,没有人会想到他嘹亮的哭声会宣示一个时代的来临。

   法国又是不幸的。它承载着欧洲古老文明的骄傲与责任,在追求自由与进步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收获的却是大革命这摧残一切的风暴。它受惠于欧洲最优秀的头脑,亦受制于欧洲最苦难的人民。“无套裤汉”们忍饥挨饿,其对贫苦的耐性令路易十六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可爱”,而正是这可爱的人民将他送上断头台。号称“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其底色却是令人窒息的血腥与残暴,断头台上吞噬了数不尽的法兰西好儿女。

   法国伟大与不幸的根源,全在于这个国家从中古以来就致力于摧毁封建制度,形塑绝对主义国家,因此,它的统治者不得不时时面对没有种种社会关系纽带作缓冲的人民大众。因为看遍了转型过程中的人间疾苦,莫里哀、巴尔扎克和雨果才写得出他们那些伟大作品;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托克维尔才会审慎估量政治改革的各种方案;爱尔维修、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才会喊出那些传遍全世界的口号;而拿破仑、克列孟梭和戴高乐之制御民主法国却有如新生帝王。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着绝佳范本,使我们可追溯现代政治中民粹主义的起源。

   政府改革与经济自由

   “自由”,可谓西方文明核心词汇之一。跟其他文明核心词汇一样,这个概念含义多变、内容混杂,在一千个思想家那里可获得一千个意义。对古代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做奴隶;对中古的英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有权向王室法庭提交申诉;对柯克来说,“自由”意味着英国的古宪传统;对霍布斯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力束缚;对普芬道夫来说,“自由”意味着献身于国家而非特定个人;对康德来说,“自由”即人类以理性发展其能力与幸福得以完备;对现代政治学来说,“自由”意味着平衡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

   对法国思想家和法国来说,“自由”意味着什么?

   法语为现代社会贡献了一个特殊词汇——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个词来源于1664年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柏询问商人莱景德政府该如何帮助商业活动时后者的回答:“别管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做(Nous laissez faire)。”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产生于蓬巴杜夫人庇护下的重农学派,功劳当归于古尔奈、魁奈与米拉波等人。这个学派帮助蓬巴杜夫人两次摧毁了法国。

   重农主义者以为财富乃是生活的维持、便利和舒适,而大地的产出就是唯一的财富。整个社会据此可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农民、矿工和渔夫,占有剩余的阶级——军人及管理者,不生产阶级——匠人与商人。既然全部财富都是由农人创造,那么最自然的制度就是不经任何包税商的中转,直接对土地征税。而每个最卑微的农民也比政府更加懂得何种程序才有利于他的工作,当每个人都能自由追求自身利益时,商品和财富就会增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只有在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以及以荣誉和奖励来刺激产品的质与量时,才能干涉经济。

   魁奈的门徒声称在经济理论中的这些法则与牛顿在自然领域中发现的运动之法则一样具有普适性,理性秩序的自发运作便会带来社会的自然和谐。路易十五采纳了这种观点并付诸实践。几年之中,他的内阁废除了国内谷物收购、运输和出口的所有的税和各种限制。最初几年,由于供求的平衡,面包价格一度降低,但很快由于歉收而攀升。价格自由化的14年之后,谷物缺乏造成了大饥荒,而投机者却把谷物输出国外。批评家们指责政府从中受益,虽然这些利润的大部分是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国王并未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路易十五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政府收买谷物并在饥荒之年对农民抛售,但行政效率低下使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和国会上书请愿请求取消谷物的价格自由化,于是,这项政策在实行18个年头后被废止了。波旁王朝在这样的实验改革中消耗了自身的公信力,再过18年,就是大革命带给它的迎头一击。

  

   对于重农主义者的失败,我们可以找到经济方面的解释:英国人以自由竞争来刺激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则大有裨于国用,败亦不足以动摇国本;而法国人却选择了谷物这种生活必需品作为自由竞争理论的试验田,一旦失败,引发的政治动荡只会激起人民的怨愤,乃至动摇国本。

   然而,我们还可以再发现其失败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重农主义对于抽象理念意义上的自由放任的过度追求,使得他们拒绝人为结成的社会中间团体的正当性,认为这将破坏自然和谐的理性秩序。这一理念在法国绝对君主制时期即已开始贯彻,托克维尔曾哀叹社会中间团体在君主制下的衰败;但其在大革命中方被列沙白里哀发挥到极致,他在议会发言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行会;除个人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外,不存在其他利益。任何人不得以中间利益之思想迷惑公民,不得以行会之精神使公民与国家相分离”。 此君推动通过了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既解散了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缓冲的行会,又禁止成立新的可能会表达出特殊利益的社团组织。法兰西在此理念下被打造为一个内部绝对同质化的大整体,实现了旧制度下重农学者的梦想。

   新法律的结果,即是迫使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法兰西成为一个极化社会。贫弱无依的孤立个体面对着贪欲横行的社会,渴求着公义与安全,渴求着对于命运的参与和把握,渴求着面对不公的快意恩仇和道义解释的干净利落。他们茫然无助,没有面目,易于激动,易于动员,又由于自身的贫苦现实而有着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这样一群原子化个体丧失了社会中间团体做依靠,无从表达自己的意见,无从寻觅伙伴的温情,无从反抗暴虐的力量,这正是民粹主义成长的最佳土壤。一旦有野心家发现了动员这些一盘散沙的个体的秘诀,即可以此碾碎一切政治对手。1791年通过了列沙白里哀法,嗣后的法国向着民粹主义的深渊一路狂奔难以遏抑,终致1793~1794年间的恐怖统治。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法兰西人人自危,以至于在恐怖统治结束后,有人问大革命的核心元老西哀耶斯在恐怖阶段都做了些什么,他只能黯然回答“活下来”。列沙白里哀本人也入瓮中,1794年死于断头台上。

   反观英国,其自治传统沿自杳不可查的古代,迄未断绝。乡镇自治、城市各业行会等等,都使得个体可以在社会中间团体的护佑中,获得利益的保障机制与正义的表达渠道,对法律秩序的信奉取代了对于干净利落之道义解释的渴望。于是,“自由”有了一个具体、可行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便难有展开的空间。

   归根结底,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莫如说它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段。近代的政治理论多是抽象的理性学说,需要通过一套转化机制才可以与现实社会过程形成勾连。在不利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几乎任何政治理论都有被民粹化操作的可能性。一旦进入这种轨道,则理想必将被卑污所取代,道义将被阴谋所扼杀,大量无辜的个体作为祭品,为野心家上位奠立基础。

   这提醒所有为政者,将“自由”这一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实际情况加以结合之时,无论是诉诸于多么高贵的改革动机,必得慎之又慎。改革与倾覆、自由与专制,往往不过一墙之隔。改革的起因必是社会问题的存在,但社会问题的结构往往又有导致改革过程民粹化的潜在危险。这对改革者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一般社会成员的鉴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与现实,并不总是那么合拍,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一清二白者,既有可能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可能是阴险的野心家。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衡量与批判现实的标尺,但不可以作为一个直接上手的工具。

   文人政治与公共舆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法国智识界评价并不甚高,甚至认为他们要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动员负责任。试以伏尔泰与卢梭为例,这是两个充满着矛盾的文人。

   伏尔泰是开明专制的捍卫者。他不吝于对当权者的溢美之词,例如他称率军对抗欧陆诸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乃自由意志之化身,奉承奥地利女皇特蕾莎献上的吻要使他这个老人昏厥,悼念使整个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丧尽殖民地的蓬巴杜夫人为仁慈的妇人。他亦极善于从自己的著作中谋取巨大的利润,从不讳言自己的财富,当然也不吝于施舍救济有才能的贫困青年。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伪善,却又向神父保证生死皆愿服膺天主教会。一句话,与其说他是学者,不如说他是战士,他以文学为武器,毕生为信仰自由而与教会开战。

   卢梭是自由平等的欢呼者。他敏感而多疑,无风也能起浪,以至于与狄德罗、格林、休谟等启蒙派友人频频闹翻。他因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伴生心理疾病,一生放浪形骸,作品每每自我矛盾,只好宣称自己没有时间来理顺思想体系中诸多悖谬之处。他所依赖者主要是无人能及的华美文字与丰富想象,以此来掩饰他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困窘。就爱好虚荣和敏感多疑来说,卢梭和伏尔泰颇为相似,但伏尔泰犹能使自己的同情心控制自己的情感,显现出仁慈与博爱,而卢梭则不惮于伤害最亲近之人。以致历史学家泰纳提出,卢梭实际上是双面人:一面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卢梭,一面是一个疯狂而偏执的卢梭。

在反思法国国运时,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之处在于,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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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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