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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英:法国历史中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5-11-20 21:50:34
作者: 张怀英  
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在恣意妄言中开启了文人政治的先河:妄图使知识变成权力,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了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开篇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托克维尔对文人政治的大批判。他的意图是,政治变革之际需要对思想之力具备审慎而清醒的认识。因为思想解放的巨大力量将会给人民的心灵造成直接的激荡冲击,思想狂飙远大于人们的实际承受力,而其产生的各种非预期后果亦往往超出始作俑者的想象。按托克维尔的说法,18世纪末所有人都因这些思想家对宗教信仰的攻击而陷入普遍怀疑,都因这些思想家对抽象理念的尊崇而陷入盲目崇拜,这实乃大革命的精神底色。

   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总易于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从而走向民粹主义。然而一如前述,作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的民粹主义,其所依凭往往不拘何种理论,它是否能够借势而起,要看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我们在美国《立宪会议记录》中可以读到,联邦党人数度以“人民意愿”之名迫使邦联党人就范,辅之以种种手段花招才完成制宪。彼时这些极富蛊惑之力的词汇执于世事洞明的审慎政治家之手对美国人来说是大幸,然则我们不可简单地因此而走向好人政治。毕竟,虽然最后成就了一部伟大的宪法,但这种种花招也绝谈不上高尚。北美的幸运,系于源自英国的古老的自治传统,它孕育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形成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培养了拥有政治鉴别力的精英阶层,以及大众对于精英的必要信任。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便根除了民粹主义生长的基础。人民的从容、精英的自信,使得种种简明的理性学说,可以相对顺畅地转化为一套复杂而又充满动态均衡的法权机制,覆盖于保持发展活力的社会之上。

   反观法国大革命之际,种种神圣词汇成为谣言的护身符,种种谣言又在蛊惑人民的情绪,随各种小册子和出版物四散传播,一再激起巴黎人的义愤并酿成大暴乱的后果。不同的人群崇拜同样的神圣词汇乃是出于不同的利益,比如青年贵族同意《人权宣言》中的平等条款乃是苦于长子继承权,而资产阶级则是因为愤恨贵族的唯我独尊,市民苦于物价飞涨,农民则怨怼于封建义务。所有的人都有不满,其唯一的共同点是反对当下制度,对于出路则是各持己见。中间团体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遭到不断打压,基本切断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于是在歧见纷纭的情况下,精英处于对暴民之统治的恐惧之中,大众则处于对精英之背叛的质疑之中,两方都疑惧地盯着对方。法兰西没有一个从容的社会,也丧失了有效的鉴别力,这就给了自觉或不自觉的野心家以机会,政治建设的复杂性被一次性成功即可一劳永逸的暴力鼓动所取代,指向自由的革命遂成为不可遏抑的民粹洪流。谣言令巴黎市民抢劫工厂、占领王宫、吓坏胆怯的路易十六,一次又一次扼杀和平解决的机会,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蛊惑人心的文人政治,谣言四起的公共舆论,很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因为在效力上,推至极端的平等民主与自由权利是一样的,左与右终究会在推倒一切现实秩序重来上合流,民粹主义是此时的巨大危险。

   好国王的诅咒

   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告诫说,专制制度易于保持,但优秀的统治者却实属难得,盖因这一工作实在劳筋骨苦心志,要求人兢兢业业如临渊履冰,结果是令人夙夜难眠惶惶不可终日,只有神经最为坚强者才能承受。很显然,路易十六并非此类人。

   人们期待着曾经在美国出现的、依凭着自由民主思想之指引即可完成的制宪工作,可以原样地在法国重演一遍。然而,经过绝对君主的多年统治,法国的社会土壤已经大不同于美国,精英与大众欠缺认知方面的沟通渠道,不同的力量难以在一个平心静气的平台上议政论事,反倒是对对方都充满了疑虑,理性的原则难以转化为可行的制度方案,最终引发了大革命,并在不久后即进入了民粹主义的轨道。

   在人民看来,态度永远比问题更重要。他们对工业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没有切身体会,却更容易为胥吏们的冷漠麻木、目无法纪、贪污腐化而怨愤,并将怒火洒向这一制度的根本负责人——国王。路易十六不懂得安抚暴民之道在于柔化他们的心灵,却一再出于对人民行为的恐惧而增加卫队,其结果必然是激化矛盾。最后,当欧洲各国以法国人对王权的攻击为借口进攻法国时,民众的爱国之情转变成对国王的愤怒。他们冲入王宫,路易下令卫兵不得开枪抵抗,结果是卫兵被暴民们打死,他自己也束手就擒。在审判他的罪行之时,马拉主张所有审判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这使得保守派受到群众的威胁而不得不投票赞同对国王处以死刑。在斩首机前,路易十六向他的人民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这时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高喊:“鼓手!”声音掩盖了其他的一切。沉重的利刃下落,人头落地。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革命不是在压迫最深时爆发,而是在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爆发的,因在此时此刻民粹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路易十六作为一个善良的国王给予了他的人民产生期望的可能性,但他不是那种能够满足法国人期望的有为之主。而倘若他持续父辈的那种高压政策,则革命的报复只会在他的儿孙辈中愈加猛烈地爆发。将他送上断头台的那些人自己也成为民粹情感的牺牲品。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被相继送上断头台,马拉则被刺杀。他们无一不以为自己能够成为驾驭民意的“好”国王,但无一在民粹大潮中幸免。发动革命的资产阶级被屠杀,中产阶级被屠杀,因为革命之后法国并没有解决一直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阶级的代表者被指责为“侵吞了革命果实”。最后,就像是为了验证古希腊罗马政体循环理论的准确性,以民主为名的暴民政治偃旗息鼓,拿破仑这样的独裁者出来收拾残局。那些想当好国王的人遭到了历史的诅咒,但绝没有人会将这一历史责任归结到法国人民头上。

   结 语

   纵览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民粹主义始终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大众时代的政治生活,人民才是绝对的主权者,也只有人民,成为一种天生具有合法性的力量,始终诱惑着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或党派以之为名行事。因此,民粹主义的出场就具有了可能性。它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号召,以反对精英统治为旗帜,以煽动和动员大众为途径,以超越法律和秩序为荣耀。

   民粹主义最容易诞生于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因为改革总是要挑战约定俗成的制度、暴露社会存在的问题、对既得利益群体和集团发动攻击。这不是一个好人打败坏人或者被坏人打败的简单童话故事,这场斗争中的每个集团都会借助那些美好的词汇,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其斗争将此民族引向的方向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则只有等待命运作出判断。

   民粹主义颠覆共识,撕裂社会,因为它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造出两个群体,一个认为自己被剥削、被侮辱、被伤害,而民粹主义告诉他们,你们代表国家、文明或者历史前进的动力;另一个群体被指为剥削、侮辱、伤害的来源,而民粹主义告诉他们,你们或者需以恩惠来贿赂人民,或者就试试以高压手段阻挡这无坚不摧的战车,而无论哪种结局,你们作为一个群体都注定是失败者。

   但是作为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者,一个试图担当历史责任的民族是有行动能力的,是正在积极行动的,是能够实现政治可能性的。为了制服民粹主义这头可怕的怪兽,这个民族可能得像历史上所有受到政治召唤的伟大民族一样,绞尽脑汁,用尽办法。就战术性而言,可能得优化权力结构、驾驭资本势力,与之能依仗的一切力量相结合以同最有害的东西开战;可能得放弃情绪冲动的诱惑、放弃征服与荣耀的诱惑以保持清明审慎;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诉诸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与引导。就战略性而言,则必须要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建立起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理性清明的公共空间,从而使得改革获得必要的民间支持。这是根绝民粹主义的必经之途,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获得普遍认同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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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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