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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李闻惨案之善后

更新时间:2015-11-19 22:30:43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以期便其私图,而后藉以嫁祸于人”。(28)上海《中央日报》也声称:这些事件“是否为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奸徒,故施毒计,制造恐怖事件,一方面藉口以破坏治安,扰乱人心;一方面冀图嫁祸于当局,以为扩大反宣传的藉口,实在不无可疑”。(29)隔了一天,该报又倒打一耙,说:“现在虽说凶犯为谁?何人主使?自不能遽尔臆断,但有一点可以预料,即此次事件的动机,必非纯出偶然,而是有计划的排演”,其目的“无非是想扰乱社会,增加政府的困难”。接着又说:“像这样不顾人道,不择手段,而只企图达到某种目的行为,不仅令我们忿恨,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30)昆明《中央日报》也遥相呼应,说:“李闻两氏之被狙致死,若非由于私怨私仇,自与政治有关”,但“天下之善,尽归于中共,天下之乱,尽归于国民党。这样的凶杀案,在中共的一贯宣传伎俩,自然要昧着天良,硬生生归罪于国民党”,这“说明中共的表面文章从来就无信用,不自因李闻两案所做的表面文章始”。(31)

   这种反咬一口的伎俩,其实在李公朴遇难时就已经使用过。当时,昆明街头出现了污蔑李公朴的传单标语,有的说李公朴“有八位太太”,说李公朴的被杀“系出于桃色纠纷”;有的说李公朴“是被共产党杀死,因李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特派哲学家艾思奇将李处死”;有的标语还大书“打倒共产党”,劝民主同盟为李复仇等等。此类传单、标语的署名,或为“反共大同盟”,或为“共产党驻滇支部”。(32)对于这些十分笨拙的诬蔑,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艾思奇更是义愤填膺地在新华广播电台严正驳斥:“这只能证明国民党当局自己‘做贼喊贼’,谁也不会相信住在延安的艾思奇会有这种奇术,能把远在万里之外的李公朴杀死。”(33)

   国民党舆论工具的污水倒泼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歪曲事实的唯一办法。正如中共严正指出的:国民党在拥有军队、宪兵、警察、监狱、法庭的条件下,却还以暗杀手段对付不同政见者,充分说明其所坚持的是法西斯统治。尤其是在内战日益紧迫的时候,李公朴被刺“证明了蒋介石正在更进一步地加紧法西斯恐怖,以配合其扩大内战的阴谋”,“是反动派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更疯狂的进攻的信号”。(34)闻一多的被刺,更表明国民党“公然展开了他们对民主人士大屠杀的阴谋计划”,“又一次更清楚的证明了反动派决心要破坏全国和平,决心要扩大全国内战的阴谋”。(35)这些一针见血的评论,使国民党无法继续回避这一事件的政治因素,因此除了偷换概念、转移目标外,实无其他选择。

   围绕李闻惨案的报道,是民主与反民主两大政治阵营的一次舆论交锋,说明这一事件对执政集团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以致不择手段应付社会谴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国民党集团,不可能正视事实,自然也不可能弥合李闻惨案给其统治留下的内伤。

   二、惨案制造者的贼喊捉贼

   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的被刺,使惨案主谋问题愈加突出,由此围绕责任追究展开了善后阶段的又一次较量。

   事后证明,这次谋杀事件的主使者正是身负云南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霍揆彰是1945年12月接替因“一二•一”惨案去职的关麟征才出任警备总司令的,半年来,他处处揣摩蒋介石之意,决心对民主人士下手,李公朴与闻一多,只是其中的两个人。早在抗战爆发前,李公朴就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身陷囹圄。抗战爆发后,他到过延安,受到中共领袖的接见,毛泽东还为其夫人的画写了题词。因此,国民党一直视其为中共的外围,欲对其下手不是一天两天了。正如郭沫若所说:“李先生在某一部分人看起来,早应该死了”,他“死在昆明黑夜的穷巷中,或许这有点意外,可是,这却本来是意中的事”。(36)闻一多也是一样,自从他投身民主运动以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多次列出他的名字。(37)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蒋介石之令收集“一二•一”运动各校首要分子名单时,闻一多亦是其中之一。(38)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日记里,记到1946年2月17日蒋介石召见他时,曾表示“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等之举动”,“殊于清华不利”。(39)这年3月下旬,蒋介石向西南联大三青团员训话,更是给闻一多、张奚若戴上“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的帽子,要他们“加以还击”。(40)这些情况,不论霍揆彰是否耳闻,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都决定了他与民主力量水火不容。

   根据确知材料,1946年5月间霍揆彰便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的暗杀名单,并分配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负责4人,警察局刑警大队负责4人,宪兵司令部驻昆明特高组负责2人。(41)这个黑名单拟定后,由王子民通过云南警备总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刘义之手,交给代行部务的政治部主任秘书魏尚武,要他们调查这些人的职务与住址。6月24日,霍揆彰在云南警备总部召开治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警备总部的参谋长,交通、军法、稽查、外事等处处长,警卫营营长,及云南省警察局局长李毓桢、预九旅旅长杨宝悫、宪兵第十三团副团长等。会上,霍揆彰问道:“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42)暗杀昆明民主人士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按原拟计划,暗杀方式是不露痕迹的绑架、活埋,但云南警备总部行动科的特务对李公朴采取的是枪杀,结果弄得满城风雨,迫使云南警备总部匆忙在13日昆明各报刊登缉凶消息。然而,霍揆彰一面假惺惺地发出缉凶启事,一面用“限即到京”密电蒋介石,声称人们的抗议是“意在制造事件扩大事态,蓄意作乱”,如果“继续不休”,他就要“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采取“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的“断然处置”。末了,他还说人们的抗议“似有重演去冬学潮(即“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之故技,以损失中央威信,清除中央在滇力量,以达其赤化西南之目的”,表示他将“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43)一份电报里同时出现如此之多的极端用词,说明对民主人士下手早就在霍揆彰的预谋之中。

   常言说的贼喊捉贼,这时用在霍揆彰身上再恰当不过。闻氏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故伎重演,以云南警备总部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的赏额。(44)这个启事,迅速被南京《中央日报》大张旗鼓刊登出来,似乎想向社会传递政府重视这一事件的印象。

   国民党采取的这种对策,自然是为了应付激烈的舆论谴责。7月17日,曾任教育部次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的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得知闻一多被刺后马上写信给梅贻琦,主张“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不了结”。他请梅贻琦告诉霍揆彰,让其明白“责任所归,不许马虎”。(45)在重庆候机北上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马大猷、姚从吾、蔡枢衡等34位西南联大教授,也于7月18日联名致电教育部,说闻一多“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要求“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并严正指出“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自不能有所曲护”,必须“从速处理,以平公愤”。(46)同日,闻一多的故友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给闻夫人的唁电中也说:“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缉凶查明案情,尽法惩治。”(47)一些民意机关,也认为事态严重,要求调查真相。

   李闻惨案发生在昆明,为了澄清责任,云南地方要求进行彻查。7月16日,尚在东北视察滇军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接到昆明市长发来的电报后,当天便致电蒋介石,表示已“督属加紧缉获凶犯法办”。(48)17日,云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通过的议案之一,便是“议决电请军警宪当局上紧缉凶法办,并设法防止此类不幸事件之发生,以维持社会而安定人民心绪”。(49)国民参政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明确的,19日,华西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领衔提出《请政府令饬滇省府严办昆明暗杀之凶犯》,会议决议“送请政府迅速办理”。(50)

   国民党集团内部,一些有头脑的人也不赞成使用暗杀方式对待不同政见者。17日这天,数份李闻被刺密电摆在蒋介石的案头,除了卢汉的密电外,还有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电报。这位从政书生对李闻被暗杀很是吃惊,他在电报中说:“昆明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当街为人击毙,人心备极警恐”,“查当此时局困难之时,一[部]份人士发表政治言论,见解虽各有不同,事实自在所难免,但如对李闻二人暗杀行为,不问动机出自何方,皆须彻底严惩”。电中,翁文灏主张“必须迅即公告,对非理暗杀行为严加斥责,并电令昆明军警治安长官限期查获凶手,违则彻惩,所获凶手不问出自何方,必须经公布供词,迅速从严惩办。”结尾处,翁文灏郑重写下“敬贡愚见,务乞采纳”八字,要求蒋介石接受这个建议。(51)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则因“昆明李公朴被害尚未破案,继以闻一多教授父子被刺,父死子重伤,各方均极注意”,担心中共“可能利用此题材大为煽动”,为了替蒋介石分忧,“连日召集各方关系机关人员会报,查究凶害真像”。(52)长期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外交和国民参政会工作的王世杰,也认为用暗杀手段对付党外人士无济于事,他虽不满民盟和中共认定两案“为政府特务人员所为”,但同样“力主彻查”,并对内政部长张厉生“颇迟疑”的态度不以为然。(53)

   李闻惨案的反响,大大超乎霍揆彰的预料,为了自保,他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阴谋。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时的重要幕僚、原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杨立德中将,为逼其“承认组织暗杀团”,还施以酷刑,使杨立德“面部已非人貌,四肢折断,受电刑后,神经错乱”。(54)逮捕杨立德的用意极其卑鄙,龙云主政云南多年,是让蒋介石头痛的地方实力派,故抗战刚刚结束,就被政变搞下台,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龙云虽离开云南,但势力和影响还在,霍揆彰逮捕杨立德的阴险之处,就在于既可推卸自己的责任,又可打击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龙云势力。

   闻一多被刺后,蒋介石于7月22日手令霍揆彰“密来庐山面报”,并指令“务希敬日到浔为要”(55),23日又为此给霍揆彰发去专函。(56)照理说,对于一言九鼎的蒋介石指示,霍揆彰不应怠慢,但他却并未按照蒋介石指定的24日抵达牯岭,以至蒋介石24日“决召霍揆章[彰]”来见。(57)霍揆彰之所以迟迟未动,是为了拿到杨立德的口供。25日,杨立德屈打成招后,霍揆彰一面有意加以散布,一面启程离昆。于是,中央社昆明分社在霍揆彰行前特发出一条消息,云:“经军警当局连日之努力,对李闻二氏暗杀案,已经有确实之线索,日内全案当可大白。”可能还是心虚,该消息未能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倒是南京《中央日报》捷足先登,声称据可靠方面消息,已逮捕若干嫌疑犯,“尚有一二主犯亦已获有线索”。(58)几天后,南京中央社再次发表消息,称“据确悉,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刻已完全破案,详情日内即可发表”。(59)手握杨立德供词的霍揆彰,这时也自以为得计,途经南京时即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进而,他还煞有介事地向记者说,李闻被刺“系当前有力集团乘卢汉主席晋京,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末了,加了一句“谋杀案之主使人已逃往昭通原籍躲避”(60),暗示此人即在昭通原籍的龙云第三子龙绳曾。这件事见诸报端后,一时沸沸扬扬,似乎确有其事。

然而,霍揆彰的栽赃陷害很容易被揭穿。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特发表谈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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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京)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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