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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听杜润生谈:怎样做政策研究

更新时间:2015-11-19 00:28:47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在新中国的政策研究历史上,杜润生是一位贡献卓著的重要人物。杜润生对于政策研究的建树,既表现于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初期,他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也表现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他辅佐邓子恢试图纠正毛泽东的激进政策而被贬斥;还表现在战争时代和建国之初,他对于土地改革政策的调研探索受到毛泽东赞赏。

   杜润生精于报告写作和文件起草,也是难得一见的演讲家,其良好文风堪称典范。他的文章,内容平实,文字洗练,“不晦于深,不坠于浅”,或长或短,皆如行云流水。他读书多,学问好,但在文章中从来不“掉书袋”,不寻章摘句以炫弄博学。读他的文章,经常感觉到,他无意于故作惊人之语,但却往往语出惊人;他的讲话,慢条斯理,有时甚至细声细语,但却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既善于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善于长篇大论,出口成章,一气呵成。有时候作一场报告四个小时,听者却依旧兴味盎然,视同享受。

   关于怎样做政策研究,杜润生既有丰富生动的经验分享,也有深邃旷远的理性阐发。本文结合作者本人在九号院的工作经历,试图梳理分析杜润生关于政策研究的精神追求、理念理论和方法原则。也许可以说,杜润生是在致力于开辟政策研究的新传统。他的一系列观点表述和行动探索,对于当下的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九号院里听“精神”

   1982年8月,我进入九号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杜润生担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书处。1989年下半年,这两个机构相继被撤销。

   九号院时期,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有多种机会直接为杜润生服务。杜润生经常召集、主持各种会议,这些会议规模不等、层次不同,包括农口部长、省市领导的汇报讨论、各类专家学者座谈、来自县乡的基层官员座谈、乃至机关内部工作会议等等。由于秘书处岗位职责所系,我经常在这些会议上服务,有机会听杜润生的各种谈话和讲话,并在他的直接指示下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从初入九号院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然而当初的很多工作情景,甚至于杜润生的言谈、表情和举止,却依然如在眼前。在九号院工作的后两年,我对秘书处工作萌生倦意,曾要求转岗到专题研究部门,也曾要求去做内部刊物编辑,却都没有成功。现在想来,秘书处工作虽非研究一线,但是就政策研究的见识和修炼而言,也有很多独特优势。

   农研室撤销后的一段时间里,杜润生成为清查处理的对象,面临着作为党员能否登记的问题。当时,王郁昭主任主持清查处理和善后工作,我是王郁昭的秘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杜润生有了另一种接触和了解。九十年代上半叶,我们仍然在九号院办公,杜润生、王郁昭、朱厚泽、吴像等人经常相约一起到地方调研,就像一个调研小分队。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同他们出差,为他们跑前跑后地服务,参加各种会议,在火车、汽车、饭桌和会议上,也参与他们的闲谈。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学习熏陶。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九号院时期,杜润生经常强调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感和工作精神。在宣布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上,杜润生说:“我们的任务明确,就是要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什么样的道路,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这都是带战略性的问题。每个人要有历史使命感,要树立一种目标。”杜润生提出,要以“三种精神”作为对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第一是要有献身精神,希望大家不计个人利益,为农民献身;第二要有民主精神,要群言堂,不能一言堂,大家畅所欲言,只有搞好民主,机关的水平才能不局限于领导人本人的水平;第三,要有科学精神,即克服思想中的惯性,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身面貌来了解事物。”

   杜润生要求,九号院要把这三种精神作为单位工作的检验标准。他提出,他本人作为领导,以“三种精神”要求大家,也请大家以“三种精神”要求他。在一般情景下,关于“三种精神”的表述难免给人以假大空之嫌,像是一种空泛的号召,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在当年九号院的特定场景中,再联系到九号院内部的政策研究活动,特别是杜润生个人在政策研究中的努力,“三种精神”这样看似一般化的口号背后却颇有实在的内容。

  

   二,谈智库建设——“要办成知识库,不要办成货栈”。

   在部署九号院机关工作的时候,杜润生多次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出发,讨论智库机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发号施令的人应该少一点,搞调查研究的人,应该多一点”。“每个领导者都不可能长期专注一件事,对于某件事常常接触一下又放下。靠一年仅来接触几次就来解决问题是危险的。因此,必须有一批固定的专业化人员,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持续的调查研究工作。”“要防止领导者个人的偏好引起政策的偏离,就要注意发挥调研和咨询机构的作用;要有这方面的称职的专门机构”。

   九号院机构成立之初,杜润生提出,农研室“是中央的知识库,也可以说是智力机构”。他指出:“我们要注意知识积累,建立‘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而不要办成简单的‘货栈’,今天进货,明天批发。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知识的仓库,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杜润生意在把九号院机构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智库机构。他提出智库要避免办成“货栈”,也是有感于历史上一些党政研究机构的缺陷。或者说,他是在努力吸取由于政策研究系统缺陷而误导政策的历史教训。对于九号院机构的设计,他曾数次向当时主管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汇报,亲自拟写了“农村政策研究室组织要点”,并报送万里、赵紫阳和胡耀邦审定

   为了办好九号院智库,杜润生强调“机关对内要开放,对外也要开放”。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九号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机制,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促进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

   对内,九号院建立了高度灵活的内部组织结构。九号院的内部机构,我们通常称为“三室六组”。“室”是行政部门,是编制内的局级机构,即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办公室负责秘书行政工作,下设秘书处、行政处、机要处、人事处等单位;资料室负责资料信息服务工作,后来从农村信息联系点发展分化出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和统计分析室。联络室负责外部研究力量的组织协调,设课题委托处、成果处、办事处等单位。“组”是研究单位,按照研究课题设立六个组,分别是综合组、体制组、生产结构组、流通组、战略策划组、理论组。1987年春天,在杜润生的亲自倡导主持下,经过全机关人人参与的大讨论,根据新的农村改革形势和任务,九号院重新调整了研究组的设置。

   九号院内部的职务体系也高度灵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有些混乱。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行政职务与级别分离”、“专业职务和行政职务并行”。即研究人员分别按局级、处级等相应待遇,如“副处级研究员”“正局级研究员”,但是,级别与具体职务并不对应,如“研究组”组长可以由副局级研究员担任,后期甚至有正处级研究员担任组长,而正局级研究员可能是组员。1987年下半年,九号院内部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这样,那些行政级别较低的研究人员,则可以按照专业职称相应提升工资等待遇。

   对外,九号院建立了强大而广泛的研究网络,实现了自身研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农研中心设有理事会和评议委员会。理事会主要由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科研机构负责人和若干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杜润生担任主任。理事会每年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研究的重大选题和方向性问题。评议委员会主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研究成果的评审。农研中心还从高校和科研机构、党政官员中聘请了特约研究员、通讯研究员,总数约有百人。

   九号院的工作氛围相当宽松开放。现在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内部称呼很少称职务,人们习惯称杜润生为“老杜”,而不是“杜主任”或“杜老”。其他主任和秘书之间的称呼也是如此,例如,经常有秘书称自己的主任为“老刘”,主任则称自己的秘书叫“小王”。这当然是整个八十年代高层政治生态的特色,但在九号院内部,这种轻松气氛尤为突出,言论空间的宽松更加可以想见。有九号院的同事当时到杜润生的办公室可以说是“推门就进”,此话虽然不无夸张,但是大体属实。客观上来说,这种情况与单位里人员数量少有一定关系。我刚到九号院工作时,机关大概只有五六十人,即便七年后解散时,也只有一百二三十人。但是,这种宽松氛围的出现,有赖于杜润生的工作作风,是他在刻意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畅所欲言的氛围。这也许可以说体现了他所说的“民主精神”。他在一次会上说:“我多年来的体会是,思想不能近亲结婚,而是要远缘杂交,互相交锋。这就需要民主的气氛,每个人都参与,都充分发表意见。否则是很危险的。”

   尽管九号院内的自由氛围如此浓烈,杜润生仍然不满意。1984年初,在九号院工作人员会议上,他指出:“我们的机关作风不生动,不主动,还有官僚主义习气,多年来形成的机关化作风要改变,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机关要对内对外开放,要是一个大熔炉,能沸腾、活跃起来,使每一个人能得到训练。既要保证个人正常发展,又要保证整体的协同效益。我们不提倡封建人身依附,不是等级制,是岗位分工不同。干群之间不是猫鼠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现在,很多人回忆起九号院,常常首先提到的是那种宽松、活泼、创新的氛围环境。

   九号院的经验显示,成功的政策制定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开放型政策研究需要以开放型政治过程为依托,而政策研究的开放性又进一步促进政治过程的开放性。这或许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三.谈调查方法——  “要有客观态度,要拉长线”。

   杜润生重视深入农村搞调查,重视从基层收集信息,这种工作作风从他在国家农委工作时期就开始形成了。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杜润生担任副主任,主管政策研究。在他的主导下,农委政策研究室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农村调查,称为“百村调查”。当时,九号院动员组织北京高校的在校生回村调查,给这些大学生补贴回家路费,有时还给学生们开介绍信。九号院当时有些年轻同事,就是因为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这样的调查而被分配进来。农研室成立后,农村调查进一步规模化、常态化,并成立了专门机构。

   杜润生谈调查方法,首先从强调调查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在一次会议上,杜润生谈到课题委托工作,他明确要求:“所有的委托研究课题都要到农村做实地调查,不做调查的研究课题,就不要委托”。为了强调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继续说;“不做调查的课题,如果要委托也不要委托别人,可以统统委托给我”。

   为什么要重视调查?杜润生主要是从历史的教训中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83年3月,在全国农村信息点工作座谈会上,他说:“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我们的工作最健全的时期;凡是不注意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时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冒险主义都出来了”。“多少年来,对于我们干扰的问题,是调查材料的取舍问题。任何搞调查的人的思想,都不免受当时舆论的支配,免不了迎合性。因此,过去形成一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状况。去年起草文件时,我专门把公社化时期的调查研究材料拿出了两大本看了看,上边把那时发生的事说得一无缺点,一切都好,一切都发展,事实上并非如此。可见取舍材料是很关键的。”

怎样才能做好调查?杜润生经常强调的是两点:第一要有客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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