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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

更新时间:2015-11-17 18:53:37
作者: 谢泳 (进入专栏)  

   一 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里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Mr. 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 Hsu Tse-mo in his pomes. As an artist, Mr. 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 But as a character, Mr. 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 Hsu Tse-mo, 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 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 his fi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②。这个细节完全真实。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论近代的诗人。董斜川说道:“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③ 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此时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作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④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⑤ 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⑥ 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会有所帮助。

   二 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

   我曾引过傅璇琮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的回忆。1984年,傅璇琮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⑦ 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⑧ 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围城》第七章中有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⑨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的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俗成之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我们这样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作者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这个讽刺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

   三 曹禺

   《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个细节: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⑩

   第二个细节:

   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11)

   这段话中涉及了两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李健吾1925年入清华,后留校任教,当时任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的助授。

钱锺书这个比喻肯定有深意,不是随便用的,从比喻中可以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81年版的《围城》在这段话下面没有注释,但1991年再版的《围城》有一个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12) 在《围城》中,赵辛楣的身份是“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13)。以这种身份,不知曹禺,好像说不过去,可是在小说中他确实不知道曹禺。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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