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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

更新时间:2015-11-17 15:00:14
作者: 许子东  

  

   1985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很特殊的转折意义。因为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或者说是在1942年后),中国作家逐渐丧失了用自己的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权利,也逐渐丧失了在文学中讨论文化课题并探索文学形式的兴趣。“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标志前一种以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三十年代传统的局部恢复(于是出现了“新时期文学”这个过于乐观的概念)。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局面是直到1985年才出现的。不少学者(如李陀等)后来都认为1984年11月在杭州128陆军疗养院所召开的一次小型文学讨论会,是导致“寻根文学”出现的重要契机。①一些后来成为“寻根派”主力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王安忆、郑万隆、李杭育等都是这次会议上的活跃的发言者。有份与会的一些青年评论家如吴亮、黄子平、许子东、陈思和、蔡翔、季红真等后来也都介入了有关“寻根文学”的批评。1985年后的诸多热门话题,比如“语言”问题、相对主义、道与禅(文化传统)、现代主义等,都在会上有所涉及。只是讨论者并不曾意识到,他们当时探索的问题探讨的作品,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关于“寻根文学”的重要性,十年以后的批评是似已公认。但有关“寻根文学”当初的阵容、路向、定义、内涵,学术性的研讨似乎刚刚开始。这种情况鼓舞了我,来重读十年前的作品。

   “寻根文学”大致有三个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后重新认识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检讨当代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和钟阿城。二是挖掘当代政治动乱在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层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是社会现代化的“危机”中寻找“种族之根”或“道德之气”,以解救当代(城市)文化的堕落及人的精神价值困境,郑万隆、李杭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莫言、张承志等,都比较接近于这个倾向。

   本文主要讨论上述第一类的寻根文学。这也是开始得最早的一种“寻根文学”。

   “寻根”这个概念是因为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作家》上发表了他的短文《文学的“根”》而开始引人注目的。但“寻根”的作品却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初录》由一组散文体小说(或称笔记小说)所组成,题材并不醒目,情节也不奇特。最初发表时读者不多,但却在杭州的讨论会上由于阿城、李陀的大力推荐而成为同行们关注的中心。不过要讨论《商州初录》,则有必要先回顾贾平凹从起步到1983年写《商州初录》的创作发展轨迹。

   贾平凹是以短篇《满月儿》(《上海文学》1987.7)而走进文坛的,严格说来,这是一篇从五十年代教化文学模子里印出来的较有乡土气息的复制品:一对乡村姐妹,姐姐满儿平静内秀热心农业科研,妹妹月儿天真调皮总是咯咯笑个不停。人物描写颇合“茅盾规范”——既有生动夸张外部细节特征,又能清楚归入某社会类型。小说可取之处在于文笔学步孙犁,自然而又流动。评论界通常认为贾平凹的创作起步于纯真的乡村赞歌,《满月儿》便是例证。这一概括颇值得怀疑。同后来贾氏在《商州》《黑氏》《天狗》《浮躁》等作品中所提供的农村景象比较,《满月儿》里所描绘的“二年建成大寨队”的“明丽的乡村画”,显然是只有所谓“革命现实主义评论家”才会感到赏心悦目的墙报宣传画。这类宣传画在“文革”后“新时期文学”起步时期比比皆是,不足为奇。问题是,贾平凹何以当初也如此“纯真”?贾平凹出生于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在农村长大,不可能没见过大寨队是如何建成的。与其说他当时“纯真”,不如说他的创作个性在一开始就是“扭曲”状。写作《满月儿》(及《山地笔记》集中其他作品)时,贾平凹是一个刚毕业留城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鉴。撇开“文革”前后确有不止一代青年只会“纯真”地看世界不谈,即使已经到了北岛所谓“我不相信”的阶段,因动乱时期仕途不通教育荒废,对很多以文学为奋斗途径的青年来说,现实的退稿鉴是比《莎士比亚全集》更实际的教材。将二十年乡村磨难的切肤体会放在一边,只是“纯真”地唱出带泥土芬芳的“明快赞歌”——有意无意先谋取“发言权”再说,这时贾平凹的心态其实也是“浮躁”的。当然贾平凹并非特例,类似的先唱甜美赞歌然后逐步改变创作路向的情况,在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陈建功甚至张承志那里也都存在。“文革”一代青年作家在“文革”刚结束后的作品出版尺度限制下,不得不先“变聱”(作天真状)以求发言权。难怪一旦作品获奖作家出名,贾平凹的“浮躁”便立刻向另一极端倾洩——于是便有了《晚唱》《厦屋婆悼文》《好了歌》《二月杏》等色彩灰暗的作品。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贾平凹笔下,泥土气息依然浓厚,但渗透了乡民的麻木与愚昧。明月山石是清隽,却衬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比如《厦屋婆悼文》,历数一乡村妇女艰难的大半生:有真情的恋爱被“捉奸”,穷困至极偷薯叶养猪却成“劳模”,同邻居怄气累死自己男人,当生产队长苦干反而挨批……一生辛苦一世凄惶,“命”在哪里?由于摈弃了政治说教且超越了道德评判,主人公的命运感慨里充满人道意味,反衬出几十年的社会背景(和李顺大、陈奂生所赖以生存的农村背景一样)确实灰暗。又如《鬼城》,贾平凹以传奇的戏剧性笔触描写“文革”中的武斗:一方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点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则将几十个对立者(敌人)捆上石头投江。最后两派的坟地在山中一角相邻,死气伴着山岚,人称“鬼城”。这种对“文革”残酷性的描述,同一时期恐怕只有郑义的《枫》可以相比。再如贾平凹的散文《文物》,以淡而涩的笔致,写一昔日为娼为妾的老妇人凄凉而又悠然的晚年,她在山间容身之处,“文革”时反成世间罕见一方“净土”……

   原先喜欢读赏《满月儿》“纯真清新”的评论家们,这时对贾平凹感到失望和震惊了。偏偏1981至82年间平凹情如潮涌才不可遏,不仅小说画面“灰暗”,散文也接连吟咏病树残月怪石颓花,而且在理论上还口出“狂言”,声称要寻找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共通之处。(十几年后,以《废都》引起争议的贾平凹访问香港回答有关近作《白夜》的问题,仍然坚持上述美学主张。)②1982年陕西省专门举行“贾平凹近期作品讨论会”。会上有人忧心忡忡地提问:“一个诗人气质的作家,甚至在阴云蔽日的年代就唱着明快的赞歌,现在在一扫阴霾的晴空丽日下,怎么倒唱起了忧郁之歌?”这种批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里有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不满,有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也有不被人理解、找不到人生意义正确回答的孤独感。作者在书写这些感情的时候,看来都是真诚的,并非矫情做作。但是这些感情,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情感反应,却不一定是准确的,有广泛社会基础的。”③

   这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策性批评:先肯定作家动机良好,态度真诚,富有才华,然后说你写得“不准确”,或“不典型”,或“只见现象没反映本质”——至于怎么才是“准确”“典型”和“本质”,事关社会性质,最后的解释权当然在必然代表“广泛社会基础”的社论或文件那里。于是乎,只代表一个人的作家只好羞愧自己的眼光短浅、情绪偏激、只见树木未见全林……贾平凹在1982年碰到的情况,只是文学与政治(政策)矛盾关系的一次“正常”协调而已。

   但对于刚刚动笔锐气方盛的青年而言,这种对关心被帮助并深受感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与他(何止是他一人?)后来的“寻根”有着直接的关联。“研讨会”后,贾平凹沉默了一段时间,作了两点自我反省和选择。一是他在发现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力有限以后决心重回家乡陕西商洛,不再轻易地为生活唱明快赞歌或凄厉哀调,“沉”到商州里面只写乡俗民风山景农事,并浸染其间的中原文化传统;二是他听到有人说他的散文优于小说,这种评论促使他产生了自觉的“文体感”,以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接受了西方模式而散文却承袭了明清笔记传统,于是他也有意以散文笔法为小说——这两个反省和选择,便是贾平凹“寻根”的背景,也是《商州初录》的背景。

   《商州初录》由引言及十三个既似散文又像小说也可以说是采风笔记的短篇组成。其中《引言》述作者大写商州之用心立意,《黑龙江》是初入商州的游记,《莽岭一条沟》《桃沖》《龙驹寨》《棣花》《白浪街》诸篇均从容铺开某乡镇的地理风貌民俗野趣,间或夹入人情奇事,合成一种古朴淳厚的气氛,是《初录》中最佳的几篇,令人想到周作人的《乌篷船》或郁达夫的《浙西游记》。其余各篇则偏重写人写事,《一对情人》《石头沟里一位退伍军人》《屠夫刘川海》的反礼教内涵并没超越二十年代“乡土派”与沈从文《萧萧》的水准,《刘家兄弟》以传奇形式表达一种善恶观,《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则又写了两个现实社会悲剧。写人情最出色的,当属《摸鱼捉鳖的人》,尽管其间“我”的文人腔感慨显得多余,而某些细节也似曾相识。

   比方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像个新兴(或复兴)的都市,满街舞厅咖啡座酒家迪斯科争奇斗艳,其间却也有家青年人新开的茶馆——大众或许一时还不注意,细心人却立刻从中感受到那一份沉静从容,那一股清淡隽秀。说《商州初录》有意无意间开辟了“寻根”之路并不为过,这种开辟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初录》提醒“文革”后的青年不要一味陷在“我不相信”的愤怒反叛颓放伤感的情绪之中,而应回头看看朴素平实的民间,也回头看看沉静中和的文化传统;其二,《初录》也提醒当代文学的“先锋派”(大都是青年作家),不要一味只沿着“五四”以来的小说模式西方化的方向去“探索”,不要一味只学步卡夫卡、福克纳的奇技异彩,还应回过头重新审视从《世说新语》到明清笔记再到三十年代散文的脉络线索,在语言和文体的意义上重新注意汉文学传统的魅力。

   《莽岭一条沟》大致可代表《商州初录》的基本倾向。开篇先从容展开地理风貌,写沟里如何山深林茂,岭隔洛南丹凤两县,水分黄河长江两域,然后叙述和欣赏沟里人的“生态”——十六个人家如何联姻一派友爱和平,如何靠山吃山广种薄收自给自足,如何善良好客免费为路人提供草鞋茶水,如何自有一套文明和人道的秩序,如抬路人出山“……抬者行走如飞,躺者便腾云驾雾。你不要觉得让人抬着太残酷了,而他们从沟里往外交售肥猪,也总是以此为工具。”作品后半部慢慢引出一个足以体现“沟里文化”的神医老汉的传奇:老汉医术高明,想为山民造福,却也引来恶狼求医,半是害怕半是同情,老汉竟为一老狼施术。一月以后,狼叼来一堆孩童脖颈饰物回报老汉看病之恩,老汉痛疚自己的罪恶,疯跑跳崖而死。沟里人三月后追杀那狼,以狼油点灯祭神医老汉……这个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传奇,不妨视为“莽岭一条沟文化”的戏剧性总结:你看,这里的狼也有它的仁义,人当然更有良心。总而言之,与动乱喧闹现实相隔绝的山沟里,仍有着淳厚悠然的文明存在。(更进一步的潜台词是:和这样淳厚悠然的文化相比,沟外那些动乱和喧闹,又有多少意义呢?)

同一个山沟(或山寨山庄山村),韩少功、王安忆、郑义会痛感其愚昧、封闭、“超稳定”,阿城会在其间得到“士”的顿悟超脱,郑万隆会歌颂其粗犷原始有野性,可贾平凹却在其间感受到善良、纯朴的乡情和仁义、健朗的儒风。在正面的意义上发掘乡情与儒风之间的联系,这确是贾平凹“寻根”的一个特点,不过他叹儒风却未深涉“士”如何自处的课题(他不像周作人朱自清那样从文人角度谈儒谈道,文人在作品里如成主角则更像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而全无士大夫气,如《浮躁》中的金狗);他赞乡情却也不是真正农夫立场,在乡间他其实拥有秀才式的文化优越感,④进城后才更热爱据说是刨地耕土都可能掘到秦砖汉瓦的中原土地。所以贾平凹的“寻根”,主要不是寻给农人看的。其读者背景,应是处在浮躁动乱中的都市人。当然,若以“莽岭一条沟文化”来救“文革”后的中国,犹如靠板蓝根冲剂解急性肝炎之危一般,药性虽平和深远临床效果却难见效。整个商州系列中《初录》获好评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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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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