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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莫言作品中的乡土历史与生命记忆

更新时间:2015-11-17 14:55:59
作者: 何怀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莫言笔下的乡土历史分成三种:一是其亲历的历史;二是亲闻的历史;三是传闻的历史。作者写作的最大优势和最精彩部分还是集中在他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这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莫言抒写了乡民们如何面对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的东西——战争、饥馑和激烈的政治运动。其作品鲜明地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的,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从而不仅展示出一种深深植于传统的、顽强生存的国民性,也展现出一种希冀精彩人生和丰富感情的普遍人性。而这种对苦难和奋斗的回忆如能成为民族的稳固记忆,也将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它将为人们开创富足且有尊严的生活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乡土 历史 生命记忆

  

   莫言最好的小说是从他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他年轻时曾极力要逃离这乡土,后来又回到这乡土,发现这块故土才是他真正的文学资源宝库,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没有起初的逃离,恐怕也是不行,他离开了故土,来到了京城,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并写作成名。当世界也见过了,生计也早已无忧了,他回来可以安静地写作了。过去他稀罕的现在不稀罕了,而过去他弃之如敝屣的东西现在却变得十分宝贵了。目睹旧时熟悉的景物,感怀早年认识的人物和世事的变迁,又在想象的磨坊中不断磨碾、分化和重组,于是他的创作有了不竭的源泉。

   莫言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谈道:当他年少时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时,他对那块土地一度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说“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说他当时“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仅仅两年后,当他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他的心情竟是那样地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

   如果说离乡两年后他已经从恨变成爱恨交加,十多年后他作为一个名作家回到故乡,并在那里居住写作的时候,他对故乡的感情大概就主要是爱了,他就像是要重新“长”在那里了。他说他是个二十岁才离了“高密东北乡”——这是他一九八四年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给故乡打出的旗号——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说自己的小说也只能是“地瓜小说”,或者说是高粱地里的小说。这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

   在这之后,他主要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的故乡写成的。尤其是一九九五年春天他开始“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三个月全身心投入完成的《丰乳肥臀》,可以说是一部史诗杰作,是一部生命的悲歌,同时也是生命的颂歌。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农人作家,像一个极其勤勉的农人专注于耕耘一样专心致志于写作。他会酝酿很久,但却集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高强度地将一部作品完成。五十多万字的《丰乳肥臀》用了九十天即完成初稿,而四十多万字的《生死疲劳》只用了四十三天就杀青。

   他是一个道地的作家、单纯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的确,他也会保护自己,但你怎么能苛责一个将自己保护起来以便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情的作家呢?尽管他在创造方法上学了世界的玄幻,但其反映的内容还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善于保守自己专业和家业的农民,这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而除了勤劳和谨慎,他还有叙述和想象的天才,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天才。他的文学作品以外的讲演、访谈、时论也常常是精彩的,但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是他的小说。他的时论,他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解释,甚至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也会有含混的时候,但他的小说是清明的——即便从思想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他和其他一些也常常描写乡土的作家如贾平凹、曹乃谦等还不同。贾平凹没有明显的逃离和明显的回归,他更多的还像是待在老家的一种“城乡结合部”,既写都市也写乡村;曹乃谦的文学风格自然是更朴素写实或更“土得掉渣”,但也没有一种明显的“走出”来重新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乡土。他们也都没有通过自己极其大量的、也是高质量的作品,来精心营造一个类似“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旗帜般的乡土。而那些写乡村的“知青文学”作品,尽管有一种看待乡村的新的视野,但它们的根并不扎在这乡土,作者们的童年和少年的生命体验并不属于这乡土。而莫言成年才离开乡土,又去了思想文化最活跃的首都,后来还多次到欧美。他也形成了一块特定乡土的自觉和执著的意识。这并不是要评论以上作家作品的优劣,而是要说明莫言乡土文学的特别之点。的确,他是再次回到了他曾经那样想极力逃离的故土,发现这才是他文学的宝库和灵感的故乡。这和他始终不出故乡是不一样的,他如果始终在乡下,也就是个“管谟业”,他出去再回来,才成了今天的“莫言”。今天来看,他的逃离或正是为了回归,而他的回归也必须先逃离。

   于是,我们可以说,莫言的作品中凝结了深厚的乡土,而这乡土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些作品——从描写二十世纪初晚清中国的《檀香刑》一直到延伸至二十一世纪以来现实生活的《蛙》等许多作品——从北中国一块乡土的角度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中国的历史,因为这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动到了底层。从这一底层来看这一世变,也就更能看清这一世变的深度和广度。莫言的写作不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也有一种自我理解乃至执著的历史意识。他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他特别强调了这一乡土历史和二十世纪流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不同,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千人一面”的教科书中的历史的不同。说“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

   但即便主要限于这百年的历史,我们也许还可以将一个作家笔下的历史分成三种:一是亲历的历史,也就是自己亲身体验的历史,对莫言来说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降的历史;二是亲闻的历史,这主要是指直接听到亲历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耳相传的历史,对莫言来说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历史;三是传闻的历史,这往往是指要通过第三者,且往往是文字资料得知的历史,这对莫言来说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及之前的历史。而我以为,在这三种历史中,不仅是亲历和亲闻的历史在莫言作品中所占比重最大,同时也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而在传闻的历史作品如《檀香刑》中,也许是因为作者还是较多地受到当代流行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艺术上很有新意,结构也相当精巧,但在人物的塑造上却比较老套,尤其是高层人物,有脸谱化的倾向,也不太符合历史的真实:比如说当时晚清的政治思想潮流是朝着尽量废除不仅酷刑甚至肉刑的倾向的。到了一九○五年,清廷更明令将律例内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永远废除,凡死刑最重至斩决为止,又废除缘坐、刺字。《檀香刑》中所显示的从皇帝太后、文武百官到德国总督都那样迷信花样翻新的酷刑是不真确的。作者写作的最大优势看来还是在下层乡土,又尤其是在他的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比如《丰乳肥臀》,主要是写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抗战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乡土历史;又比如《生死疲劳》和《蛙》,主要是写五十年代以后他亲历的历史。

   而在莫言描写的乡土的历史中,又必然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二十世纪是一个生命奔放、英雄辈出的世纪,但也是一个生命轻贱、平民遭殃的世纪。莫言的作品不是以历史否定生命,而是从生命评判历史。在作者笔下展现的中国这百年的历史,主要是小人物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而且常常是官方史书遮蔽的历史。它有一种激昂,更有一种沉痛。内忧外患,战争饥馑、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数生灵涂炭和受难。作者不仅对所有出生的乃至未出生的生命有着深切的悲悯之情——像在《蛙》中表现的那样;而且顽强地执著于一种生命的记忆。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象征就是《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虽然他作为一个人已经死了,但还是执拗地不肯喝孟婆汤,并努力要在其后的多次畜界轮回中保持记忆,直到以一孱弱的“蓝千岁”的人身重返人间、重述历史。

   下面我们就试图来分析莫言主要作品中的这一立足于乡土的生命历史,我们将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将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

  

   一、战争、饥馑与政治运动

   战争与饥馑,这是最影响到乡土、影响到普通人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造成人类最大量死亡的事件。战争直接剥夺人的生命;而饥馑则剥夺对生命的供养。战争与饥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两大灾难,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可以说和战争饥馑也难分难解,它不仅摧残生命,也羞辱生命;不仅剥夺肉体的生命,还剥夺生命的尊严。它直接剥夺的生命数量也许不如战争和饥馑,但却大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惨烈性和饥馑的封闭性和严重性,甚至直接构成它们的原因。而它的一种全民动员机制和全面控制机制,不仅常常阻止了平民对战争的疏离和饥荒中的自救,甚至创造出新的风调雨顺且无战争条件下的大饥荒。

   《丰乳肥臀》就是这样一部在二十世纪中生命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横暴摧残和剥夺的历史记录。其中的主人公——母亲上官鲁氏——的一家人就是一个缩影。她的公公和丈夫死于战争,婆婆在战争中发了疯。在母亲一九〇〇年出生的那年,在她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一九三九年降生的时候,都遇上了外国侵略者加给她们所在村庄的战争,而两次都让村子尸横遍野。除了外扰,还有内战。母亲的次女、六女、两个外孙,都可以说是死于内部或对外的战争,长女婿和次女婿也可说都是因战争而死;她的四女因为饥馑而将自己卖为妓女,最后则死于政治运动的羞辱和摧残;参加了革命并成为领导干部的五女也仍是不堪残酷斗争的运动而自杀;被打成“右派”的七女、失明的八女则是死于和平时代的饥馑;最大的女儿、唯一的儿子也是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之苦,最后一个被判死刑,一个一事无成。她的八个女儿无一善终,且都先她而去。

我们首先来看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冲突极端化的表现。战争是暴力的相争。如果没有遇到一些约束它的因素的话,比如说实力的约束,战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定要走向无限战争的。政治常常是战争之因,但又是其果。政治是可以成为战争的引发因素的,但也是可以成为战争的约束因素的——如果这政治是比较文明和清明的政治。但如果这政治本身就凶狠的话,那么,它不仅会构成战争之因,还会大大加剧这凶狠和残酷,而凶狠常常带来更大的凶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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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常熟)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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